研讨会丨1930年代的中国“科教体”图景

11月12至13日，“1936年的世界、中国与上海”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办。该会议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国现代史”创新型学科团队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承办。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红民、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马俊亚等学者参加会议。

与会学者从1936年展开，从史料入手，试图呈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在科学、教育、体育等方面的图景。

1930年，国民政府举行的全国运动大会。

科学：在民族主义思潮中前行

1936年鲁迅的逝世让世人伤心。而对于中国科学界，那一年中国地质学奠基人、时任中研院总干事丁文江的病逝更让人悲叹。

1936年1月5日，丁文江在长沙湘雅医院病逝，年仅49岁。“一开年对中国科学界来说就 ‘流年不利’。”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剑说，丁文江湖南之行乃是受铁道部委托勘察矿产，为教育部寻找清华大学南迁校址，因此竺可桢曾言：“此二事均不必在君往也”，但丁文江因此殒命。

“丁文江去世这件事与抗战准备密切有关。也就是说，对日作战的准备、与之相连的民族主义，必将成为1936年以学术为唯一志业的科学界一个不可避免的中心任务与议题。”在张剑看来，随着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及其背后所隐含的理性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影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当时抗日备战的主要依靠。

那一年中国科学界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张剑认为是由中国科学社发起，受中国数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等六个团体响应在北平召开的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这次年会曾被誉为当时“最大也是最后”的中国科学界盛会。

张剑发现，当时无论《科学》杂志主编刘咸还是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琇，都指出这次年会对于“北平”乃至整个华北意义非常。因为自1935年以来，由日方操纵的“华北自治运动”使华北有脱离中国的危险。顾毓琇直截了当地说：“这次到北平来开会，我们认为乃是全国科学界对于政府 ‘保障华北’的迫切请求。”他还给科学界提出研究工作应“特别注重于国家及社会实际急需之问题”等原则，与会学者讨论研究学术之外还应进一步研讨国家目前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在如此宏大的、似乎要将科学完全拉上备战战车的民族主义思潮中，也有少数相对清醒的声音。”张剑说，当时清华校长梅贻琦就直言“我们处在今日中国前线上的，对于挽救的术策更感觉需要的迫切，但同时亦须认清根本的、长久的、为此国本的途径，还是在乎科学的发展”。

“在 ‘国难’的非常时期，科学与科学家当然应当关注现实，与政治予以合作，但科学有其独特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运行机制，如何在民族主义高涨时期，保持科学的独立性，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与课题。”张剑总结说。

1933年10月在南京举行的全国运动大会。有各省、市和香港及华侨团体共30个单位参加。

教育：设立奖助学金政策系统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社会出现了不少长期而大型的奖助学金基金会，比如始于1931年的吴蕴初清寒教育基金、始于1932年的鸿英教育基金、始于1935年的量才奖学基金团、始于1939年的叔苹奖学金......这些基金会还都延续到了五十年代初。

“那时沪地教育慈善走向自身发展史上的一个顶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施扣柱在会上说起1930年代的上海教育，“上海民间力量在其中扮演主角。在面向校内学生的不定期的、数量较小的奖助学金项目之外，更引人注目的是那些面向整个上海城市社会的清寒优秀学子、比较长期而大型的奖助学金基金会。”

以吴蕴初清寒教育基金为例。与中国化工之父范旭东齐名的吴蕴初也是中国化工企业的先驱者之一，他成功试制出质优价廉、完全国货的天厨味精。1931年，吴蕴初在以天厨味精厂名义发起天厨化学论文奖的同时，还拿出味精发明权酬金万元，集资5万元建立了“清寒教育基金会”。该基金会委托中华化学工业会协助组织考试委员会，每年经过考试选拔大学一年级化工系学生和高中一年级学生各10余人发给奖学金，成绩保持优良者可持续领取到毕业。

据施扣柱考察，1931年至1936年间，该基金会资助了六届共计百余名学员，每年受助学生名单均在《申报》上予以公布。他们主要来自清华、交通、复旦、中央、浙江等名牌大学化学化工专业，也有上海地区的格致、上海、南模等名牌中学的优秀初、高中学生。上海大学老校长钱伟长、著名的电脑大王王安、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开创人之一屠守锷等都是清寒教育基金的受益者。

“强社会、弱政府的格局，以及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优势地位和私有经济体制下工商阶层的可观财力，均为上海民间力量扮演奖助学金主角地位提供了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可能。”施扣柱联想当下，感慨那时有理想有远见的实体企业家、金融企业家或文化企业家遵循的不是狭义概念中“谁受益，谁买单”的经济逻辑，而是企业家作为精英群体的社会责任。

她还提及，除了上海本土民间力量，上海地方政府、外地生源地政府和上海的租界当局也在支持奖助学金方面承担起了若干应尽的公共责任。比如上海市政府在1927年至1931年核准公布了不下11部地方性法规，对上海公私立学校的奖助学金设立与实施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构成了上海有史以来第一个奖助学金政策系统。

有趣的是，从1927、1928年开始，上海的公私立中小学清寒或优秀学生均有享受免费助学的可能，但中学生比小学生多了一重奖学金待遇，专科或大学生则仅有奖学金而无免费助学。施扣柱猜测，这里面隐含的教育理念是：小学生年纪小，无须因奖学金竞争造成重压。而中学生心理渐趋成长，有一定能力承受奖学金竞争，尚需辅之以免费。至于高等教育阶段学生已然成人，具备勤工俭学的能力，所以只提供奖学金，没有免费助学。

1936年8月1日，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共派出69名运动员，参加了6个大项的比赛，还进行了武术表演。图为中国代表团到达奥运村，举旗者为著名足球运动员李惠堂。

体育：首次与政治结合

近代中国面对列强侵略屡战屡败，知识精英将中国民族之不振归咎于身体孱弱。吸食鸦片、裹足、不懂现代卫生等等，更构成近代国民的“东亚病夫”形象。在研讨会上，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周山仁从体育运动这个角度去谈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1930年，西子湖畔的全国运动大会。

1930年，国民政府举行全国运动大会。那时朱家骅在开幕式上说：“我国是久被列强嗤为 ‘东亚病夫’的国家，但是这也是无足自讳的，只看我们国内的青年有几个不是而黄肌瘦，弱不胜衣，青年尚且如此。其他的更不必谈了......我们该知道要有健全的精神，必先有健全的体格，集合千千万万具有健全体格的国民，才能造成一个健全的民族，亦惟健全的民族，才能创造健全的文化。”

更值得关注的是当时全国运动会的口号，比如“强健体魄是革命的基础”、“全国运动大会是联合奋斗的好榜样”，还有“中华民族万岁”。

“口号将体育与政党党魁、革命、阶层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这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是首次，这意味着体育被正式纳入国家政治话语中，强身健体意味着政治正确。”周山仁评价说。

“之后，体育救国因1931年九·一八事变更被大力提倡，还在1932年的全国运动会议和1933年的全国运动大会达到了最高潮。”周山仁找出了当时的《申报》报道，发现在长达半个多月的1933年全国运动会，运动员屡次打破记录。媒体也称：“全运会声中，连珠炮似的只听见 ‘打破纪录’，毕竟不弱啦！在这事事落伍的中国，突然发见这班生龙活虎的年轻伙子，使出惊人成绩，怎不叫人兴奋一下子，至少也得逐渐消灭去这 ‘东亚病夫’的雅号。”

也是在这次运动会上，中央大学体育教授程登科提出“十化体育”：“要教育化训练人格、要革命化复兴民族、要军事化雪耻报国、要中国化提倡国术、要纪律化守法遵命、要民众化普及全国、要健康化讲求健美、要卫生化免除嗜好、要艺术化陶冶身心、要世界化万国来朝。”周山仁认为，此“十化体育”杂有浓厚的国家主义，甚至有法西斯和国粹主义的特征。“按此十条实施，国民的个人身体完全让渡给了 ‘党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