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荒野跋涉：那些“哀牢山”里的地质人

三十多年前，当费宣与他所在的云南地质队踏入哀牢山时，目标是寻找一座金矿。

他感慨当地密布的森林和沟壑，其间水流湍急，湿热难当。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野外作业条件艰苦，他们每日靠山民的手摇电话与指挥部保持通联，这几乎是一条生命线。

2021年11月，同样进入哀牢山的费宣的同行们，失去了与后方的连接。

11月13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以下简称：昆明中心）的四位队员从镇沅县者东镇樟盆村进入哀牢山，按照计划，他们将翻过山脉到达玉溪市新平县完成预定的森林资源调查任务。出发前，他们与司机约定最晚14日下午下山，但他们再未出现。

11月21日，救援组在哀牢山中搜寻失联人员。图据镇沅县委宣传部

失联八天后，11月22日，四位队员的遗体被找到，他们之中，年纪最大的32岁，最小的25岁。据媒体报道，四人均为抽调人员，来自后勤服务中心、化验室、野外中队等部门。

已是72岁的地质学家费宣，为年轻同行的殒命感到惋惜。在他的经验中，多位地质队员在低海拔密林一同牺牲的状况未曾有过。他也有许多的不解：队员们的装备和补给是否充分，失联是怎样发生的。这些还有待调查披露。

在退休离开地质岗位之后，费宣加入了国际探险队。他徒步穿越过北极格陵兰岛冰盖，也进入到撒哈拉沙漠考察，那是在荒野里发现“宝藏”的诱惑——比如在北纬81°找到一块竹子化石，证明大陆漂移的存在。也是极致凶险的威胁，比如从白雪覆盖的冰缝险些掉落北冰洋。

费宣说，两千二百多万年以前，喜马拉雅山曾是茫茫的大海，而一万年前的撒哈拉沙漠，是陆地上最大的淡水储存地。一切都是变化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而他们这些在“哀牢山”跋涉，与大自然打交道的人，要对它既亲近，又敬畏。

【以下为费宣的口述】

穿越哀牢山

哀牢山这个地方我跑过七八次。

1969年，我从昆明地质学校钻探专业毕业，先后在云南省地矿局16地质大队、17地质大队、805地质大队和第5地质大队从事野外地质工作。80年代末，我们地质队在云南省镇沅县境内，哀牢山断裂带的北段勘探老王寨金矿，那是一个大型矿产。

云南的山脉绝大部分都是南北走向，哀牢山呈西北-东南走向。海拔虽然最高才三千多米，但是森林非常茂密，沟壑众多，水流丰富，夏季非常炎热，多年以来周围主要是以彝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村落）。

前期我们也搞过普查，那个时候装备远远不如现在，野外露宿、遇到迷路的情况也有，但没有发生过在低海拔密林里面四个地质队员一起牺牲。从来没有，这算是第一次。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野外作业带的馒头咸菜是最好的东西。有时候到部队的供给站，去找他们买一点压缩饼干、战备干粮，现在五花八门，巧克力、牛肉干、罐头，简直是太奢侈了。

野外作业通信非常重要。我们那会儿还没有卫星电话——小分队离开大本营以后，必须精确的规划路线，第一天在哪里，第二天在哪里，第三天在哪里，千方百计地向大本营报告位置。有时候一个小分队都没有电台，好在农村多半都有手摇电话了，我们就用手摇电话报告，“今天我小分队，到达了哪个村，我们一共几个人，我们都平安顺利，采了很多样品。”这是一个规矩，每天必须要汇报。

绝大多数时候，在野外作业我们会找村子，学校有建筑的地方过夜，迫不得已我们也会在野外搭帐篷过夜。但那个时候的帐篷比现在重多了，保暖性，防风防雨性能，都不太行。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是九十年代，我们穿越哀牢山，都要找当地熟悉的向导。现在人类活动的印迹比过去多得多，过去没有人走过的地方，现在都有人走过，像采药的，打猎的、放牧的、勘测的等等，请向导的情况逐渐减少。通信条件也比过去好了很多，一些山头基本都有通信基站覆盖。

搞普查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在一片茫茫的荒野里面，你要知道荒野里是什么样的岩石，什么样的构造，什么样的地形，有没有断裂等等，每隔一定距离必须要采一个样品。所谓的采样品要挖下去50公分，采一个将近两公斤重的岩石，打包做好记录，背在自己的身上继续往前走。

完成一个图幅，比如说一个1:5万的大比例图幅在我们云南大概需要两年到三年的时间。因为地势地表植被的覆盖，地形的变化，交通、人员分布的一些问题，所以特别艰苦。

11月21日，搜救人员在哀牢山中行进。来源：镇沅县委宣传部

生死谜团

四名地调队员在哀牢山牺牲真的非常不幸。

根据媒体披露的信息，四名遇难的地调队员都曾在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部队服役，应该都有经过野外生存训练。他们这次的任务是从云南省普洱市镇沅县者东镇进入哀牢山腹地，翻过山脉到达玉溪市新平县完成森林资源调查任务。根据他们原定两天一夜的时间安排，他们的路线不会很长，三四十公里之内，是一次常规的野外调查任务。

但可以看出来，他们携带的装备是不足的。（注：四名遇难的地调人员携带的作业工具包括RTK，森林罗盘，2把工兵铲，3把砍刀，油漆，排笔，树牌，卷尺，皮尺，钉子，一次性雨衣，1个2万毫安充电宝，1矿泉水瓶汽油。）

因为根据披露的信息，他们13号出发，跟司机约定最晚14号下午见面，意味着他们提前知道可能要在山上露营一个晚上。露营设备是必须携带的，比如帐篷、睡袋。

而且哀牢山属于内陆温带雨林，雨水丰盛，携带配备的专业雨衣，帆布涂胶野外专用雨布都是必要的。手机、平板电脑、打火机、火柴都需要用塑料袋包起来，装在贴身的地方。这样即使出现失温，四个人将四块雨布裹在身上比被子还管用。

我们很多户外朋友都会去买部队淘汰下来的帆布雨布，非常便宜，正方形雨布周围有很多孔，用绳子拉起来也可以做临时的帐篷避雨。携带一次性雨衣来防护粘性草籽不太应该，专业的帆布雨衣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

搜救人员发现的失联人员的雨衣碎片。图据央视新闻

我以前有过失温的经历：人会很快出现幻觉，东西南北都辨不清楚。尤其是在海拔7000、8000米以上冰天雪地的地方，失温可能几十分钟就会出现症状。但哀牢山不是高海拔地区，森林茂密，出现失温过程比较缓慢，可以通过及时生火、吃东西补充能量。

谁来组织这样的活动，谁就应该为他们提供全套的装备。就像让士兵去打仗，连武器都不给士兵，连枪都不给他，你说他怎么打仗？

有报道提到此次全国森林资源调查，昆明中心抽调了75位工作人员，有一半的工作人员来自人事、党办、后勤等部门。包括这四名队员来自后勤部门、化验室、当过卫生员等。

我们过去搞地质勘查，有的时候任务比较急，也有过需要配备几个非地质专业的助手、实习人员这样的情况，但那仅仅是助手或者是实习的人员。如果一个团队，全部都不是专业人员，这个是不允许的。

森林资源调查和地质勘查属于两个工种，两者工作目标不同，但工作性质和工作特点非常接近，都需要作业人员具备野外生存的能力，了解地形特征、植物状况、岩石状况。

但是非专业人士在做森林资源调查的过程中，通常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迷路，对线路不够了解，对一些基本的通信设备使用不太熟练或者不会使用。此外，一旦遇到突发情况，如山洪、暴雨、泥石流、野兽、蚊虫叮咬，可能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如果任务比较简单，工作情况清楚，是可以不需要请向导的。但四个人都不是专业的人员，且哀牢山地形复杂，他们从村子里面出发，如果请一位老乡带个队，就可以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有野外工作的经验的人知道，迷失方向的处理办法非常简单。你一定不要贸然到处去穿，（而是）待在原地不要移动，临时建一个站等待救援。

这次四名队员还是有一点野外生存意识，救援队发现他们有建立一个临时营地的痕迹，在那里生过火，地上有一些烟头。如果他们继续在这个地方停留等待救援是非常正确的。（注：镇沅县常务副县长、此次失联人员搜救指挥部的副指挥长张兆辉接受采访时提到，四人原本的路线，是从西坡爬到6134号样地，然后原路返回。但搜救队员翻过山脊，到达山的东侧，在白水河边，再次发现了他们的脚印，还有另一件雨衣。四名队员的痕迹也在此戛然而止。）

11月21日，哀牢山等高线图，失联人员遗留痕迹发现点标注为绿色、紫色。来源：镇沅县委宣传部

在山上遇到没有信号的情况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但不是什么致命的问题。你只要把通信设备一直开着或者隔一段时间打开一次，就会及时发现没有信号的情况，赶快退到上一个有信号的点，把这个情况告诉后方的指挥团队，你们在哪个位置，再往前走20m或者100m就没有信号了，这是最后的信号点。

像这次哀牢山事故，出动了几千人寻找四名队员，花了几天的时间，才搞清楚他们的行踪轨迹，那说明他们（队员与指挥团队）之间的通信环节可能存在问题。

我们此前在哀牢山作业没有碰到过罗盘失灵的情况。指南针失灵一般由两种情况引起：第一种，地球磁场发生了变化，指南针会跳来跳去，但都不会是长期的，很快就恢复正常；第二种，你周围有带磁性的地块或者地层，对它会有一些影响。

通过哀牢山腹地，从镇沅县到新平县是不存在具有强磁性的地层和矿产，但媒体报道里面，救援队提到在哀牢山救援过程中遇到高磁性的岩石，这种情况是可能存在的。

一般来讲，只要出发的时候，认真研读过地图，利用罗盘定位不会迷路。出现罗盘失灵的情况，四个人有四个罗盘，都拿出来对一下。也要向指挥团队汇报，及时知道这个情况。

“沙漠里的星星”

我们在野外工作，也遇到过突发情况。

1988年，我们在云南云县突然遇到泥石流，当时的做法就是果断的后撤。那不是逞英雄的时候，人对大自然必须要有一种敬畏和亲近的心情，你才能够搞好自己的工作，很多东西人力是没法克服的。

找矿的过程，我觉得是有一种自豪感。《地质队员之歌》里面唱的：“我们是光荣的地质队员，为祖国寻找矿源。” 凭学到的知识，老师教给的东西，再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印证一些东西非常开心。

2019年，云南禄丰阿纳山，发现疑似恐龙化石。受访者供图

1993年，我受地矿局的委托带了一个小工作组去西澳大利亚寻找金矿，当时在沙漠里工作近一年的时间。

对我来讲，最难得的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有一段时间因为工作的原因，其他队员都撤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就在那个茫茫的沙漠里面，生存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如果我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可能就撑不住了，但是我仍然每天坚持做工作日记，每天跑野外；第二件事是我亲手发现了一块矿物标本，而且是明晶，肉眼可以看得到环境的一块岩石，我觉得太珍贵了。

那时，我住在小小的活动板房里，有个小发电机，就每天自己发电，十天左右驾车到离驻地大概一百多公里的一个小镇，那里有一个小小的超市，买一点食品回来又可以支撑十天。

那里太阳非常热，有40摄氏度，我皮肤晒得黑黑的，胡子很长，因为没法理发。一到村子里去，当地的土著都把我看作是他们的人。

但那个沙漠里充满着生命，有很多低矮的灌木，各种各样的桉树，所以比较容易做一些标志。最好的是夜晚满天的星空，星星帮你辨别方向，根本不会迷路。

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发现了金矿，算是奇迹了。因为有的矿种比如煤矿、铁矿比较容易勘查，但是有些硫化物的矿要做很多工作，时间就不好说，也许工作个三年五年，最后得到的结果并不是那么理想。

找到了宝藏对地质工作者来说，是非常开心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没有找到，同样也应该是个成果。因为我们知道了这样的地层，这样的条件，不可能有这样的矿，就成为一种经验。

比如说在高黎贡山地区，二十多年前，我就曾经碰到一个企业家跑来说，要在那里投资搞煤矿，我就告诉他高黎贡山不可能有煤矿。

因为高黎贡山的岩石是一种变质岩，有变质岩、玄武岩的地方就不可能有沉积性的煤矿，这是个基本的常识。这些常识怎么来的？就是从我们找矿或者找不到矿的经验当中积累下来的。

2009年，费宣在撒哈拉沙漠南部向加拿大朋友介绍金伯利矿脉。受访者供图

漫长与未知

云南省的地质资源在全国来讲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地质队伍的规模，原来在全国都是排第二位。

我参加工作是1969年，那时候国家经济很困难，但是对地质的投资还是非常重视，也能够得到保证。那时候，地质工作是很多人很羡慕的工作，但也有很多人不以为然，觉得到处跑，没有家。

我大学毕业以后加入的第一个地质队是找铂矿的，那是非常稀奇的矿种。当时在云南省元谋县 “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我做过一段时间的钻工，非常艰苦，一年只有12天的探亲假，很多人都想过离开地质队找一个更舒服一点的工作，包括我也想过。

后来参加的地质队是找钾盐矿的，农业氮磷钾三种元素，我们国家最缺乏的是钾肥，所以专门成立了一个钾盐队。

那是我参与时间最长的一个矿。通过团队近二十多年的工作，唯一的成果就是知道在云南普洱地区的盆地存在着钾盐矿这样的前景，但是找到可以进行工业开发，大规模利用的钾盐矿的目标还没有实现，只找到了一个小矿。

地质工作者知道，找矿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实现的。勘查了很多年，但始终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也是正常的现象。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地质领域发展迅速，用短短五十多年的时间，把整个国土基本的资源调查搞清楚了。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资源。我们云南地质找矿的重大成果，也是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创造出来的。更重要的是，打开了国门，国际交流非常频繁，云南靠近的东南亚、南亚这边有很多矿产资源，我们的地质队就走出了国门。

我国地质工作经历过两个高速发展的阶段，50年代到60年代，和80年代到90年代。2000年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对基础性、长期性的矿产的重视程度，包括投入慢慢的减少了。因为矿产工作需要长期积累的过程，我们有的时候追求眼前的利益，对于风险投入大、成效显现慢的项目至少没有多大积极性。

此外，市场是非常现实的，深度的、边缘的小矿就没人去弄，能够一锄头挖下去挖出了个金矿的事情大家都愿意干。所以矿山秩序前几年出现过比较混乱的时期，国家整顿了几次。我在任的时候，也参与过几次矿山整顿治理。

近些年来，地质工作发展有喜有忧。地质院校在全国来说还是非常吸引人的，但大概十多年前搞的院系调整，很多学校为了扩招增设了很多专业，像地质学院除了旅游、水文、城市测量等相关专业，还增设了服装设计等专业，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学生就被分流了。

而地质基础研究确实比过去削弱了。过去我们会学习一些分子物理，高分子知识，有一门地质力学的课程，现在好像也没有了。现在，更注重实用，短平快。

此次哀牢山遇难的四名队员是被临时抽调的，也可能反映了地质人才短缺的现象。但是在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单位，遇到的情况也不同。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现在一线的地质队员还是比较饱满的，地质工作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地质院校的学生出来以后，都非常受欢迎。但是有一些临时性的、突击性的工作也可能会出现人手不足的状况。

但是即便是这样的状况，某个项目基本的技术人员配备是绝对不能够减少的。比如说主任工程师、副主任工程师，以及配备测量、普查、填图人员。

昨天，还有年轻人来咨询我怎么报考中国地质大学，他们觉得野外工作充满了魅力。在资源没有发现的地方，通过你自己的努力，发现了某个矿产，为国家做出贡献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而且，我们野外地质队的年轻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大家都喜欢大自然，喜欢户外运动，心胸开朗乐观。

变化和生命

这些年我离开职业岗位以后，又加入了国际探险队。

2016年4月份，我们徒步走去北极点——北纬90度，那里没有生命，最低的温度是零下五十几摄氏度。

从北极浮冰的边缘，一个俄罗斯的考察站出发，我们徒步走了近20天的时间。途中有个黎巴嫩的队员失温了，我们领队非常有经验，让整个队伍原地停下来搭了一个帐篷，把这位朋友弄到帐篷里面，点开气炉子烧了一小壶开水，放了点葡萄糖，给这位队员喝下去，他大概休息了两个多小时缓过来了。

作为我来讲，徒步到达北极点90度有两个意义。首先，我们中国搞地质的还没有人完成过，我是第一个徒步到了北极点90度的。第二，我也想通过这个活动去验证一下我们地球环境的一些变化。因为北极在二三十年以前浮冰非常厚，后来慢慢的薄了，所以冰裂缝非常多。有的冰裂缝很大，走一天还走不到对面；有的冰裂缝很小，踩着滑雪板一下子就划过去了。

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获。在北纬81度属于挪威的一个岛上，我采到了一块阔叶林和竹子的化石。南北回归线之内的地带才会有竹子。为什么跑到北纬81度呢？就说明地球确实存在着板块运动，大陆漂移，这块化石就有力地提供了证据。

也是在那次旅程中，我经历了最危险的一次情况：从冰缝掉进了北冰洋。

当时，我们在冰上靠两个滑雪板滑行，通过一个冰裂缝时，上面有雪，不知道它很长，我踩着滑雪板一下子掉下去了。

徒步到北极点，没有后勤车子跟着。我们所有人的装备都是一个2米长的铝合金盒子，装的你全部的装备，还包括整个队伍大家分担的一些，汽油、食物、帐篷等，这个盒子被捆在自己的腰上。我们接受的训练是，一旦出现什么问题，第一个动作就是赶快把你身上的腰带打开，否则行李袋会把你拖垮的。

所以当时我迅速把行李箱扔掉。由于那里冰密度比较大，我们穿的很厚，我赶紧撑起滑雪杆，人还没有完全掉下去，后面的美国队长动作很快，一下子把我拽上来。

2014年，费宣徒步到达地球北极点。受访者供图

退休以后，我和探险家金飞豹约定了探险三部曲，已经完成了两部。我们徒步穿越过地球上最冷的地方格陵兰岛，地球上最热的地方撒哈拉大沙漠，也是迄今为止保持这个纪录唯一的两个中国人。接下来，我们计划穿越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亚马孙河。

我们准备从源头安第斯山，它的发源地一直徒步走到出海口，行程大概七千六百四十多公里，我们做了完整的计划。有电视台曾打算派摄制组，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但后来因为时间太长，行程比较危险，他们决定用我们自己拍的视频和影像资料来做直播。但因为费用的问题一直搁置到现在，现在我还不想放弃。

如果让我给大家介绍地质工作者是怎样的一群人，我觉得有两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跟大自然打交道的人，要怀着对大自然敬畏的心情，很多做法才不会太主观、太武断；第二，要有强烈的责任心，这份责任心是对组织者、你的队友、你的家人、你的领导，你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完成任务，才能是对他们负责。

在地质工作者眼里，我们认识到一切都是在变化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比如说喜马拉雅山现在是世界的最高峰，但是在两千二百多万年以前，它是茫茫的大海，所以在珠峰的上面可以采到海洋生物的化石；还有我们经过撒哈拉大沙漠，在一万年以前它是个沼泽，它实际上曾是陆地上最大的淡水储存地。

地质包括很多哲学的观念，很多辩证的观点。我记得恩格斯说过，“在认识客观世界的同时，来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能够达到这个目标的话，我觉得地质是比较好的专业之一。

2019年，费宣穿越撒哈拉沙漠。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