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病夫”肖像与……文化传译中的视觉性

李公明

2021-12-02 11:3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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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的来世:关于“病夫”刻板印象的中西传译》,[美]韩瑞著,栾志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8月版,285页,56.00元

《图像的来世:关于“病夫”刻板印象的中西传译》,[美]韩瑞著,栾志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8月版,285页,56.00元

美国学者韩瑞(Ari Larissa Heinrich)的《图像的来世:关于“病夫”刻板印象的中西传译》(原书名:The Afterlife of Images: 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Duke,2008;栾志超译,三联书店,2020年8月)是一部把医学史、图像研究、观念史和跨文化译介研究结合起来的历史著作。作者在“中文版序”中强调该书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文化译介的故事,要研究的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有关中国文化及国民身份的某些刻板的、错误的印象是如何以及何以能够在西方大行其道的,追溯这些根源就是要讲述在中西方的语言、艺术史传统和医学实践之间所发生的复杂的、多向度的文化译介。
他从几年前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时注意到的一张图画小照片(画的是一个出天花的中国小孩)开始讲述这个故事,追溯了这批图像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数度往返于中国与法国的历史及其所象征的意义:在法国的语境中,它们代表着一种落后的、生而有病的中国人所固有的羸弱;在中国,它们来自乾隆皇帝于1739年钦定印制的《医宗金鉴》,象征乾隆帝统治年间对天花积极主动的治疗。最后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重新回到乾隆皇朝的文献档案之中,即在博物院的语境中重新确立了它标志着中国高超技术造诣的意义。这个用作开场白的例子已经形象地说明了该书的论述主旨:“追溯了自现代性肇始之时,将中国的身份(identity)与身体的病态联系在一起的医学话语及图像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考察了在华医学传教士早期的医学话语及图像,正是这些话语和图像将罹患疾病的、恶疾缠身的中国人的形象——‘东亚病夫’——带到了西方。同时,通过对不同案例的研究,本书还描绘了这样一个历程,即经由传教士的活动,又经由早期译介至中国的西方医学文本,最后再经由中国民族主义的文学书写本身,这些观念又是如何最终回流至中国的(实际上,同时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前言,第6页)这是一段文化译介、观念回流以及最后成为被新兴民族主义挪用为激励话语的观念与图像的旅程,所谓的“东亚病夫”甚至在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之后仍然出现在激昂的观念和话语之中。韩瑞指出,“在隐喻的层面上,对这一根本上的病态身份最广为人知的表达就是‘东亚病夫’这个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使得中国继奥斯曼帝国之后填补了这一话语空白。然而悖谬的是,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这一观念也仍然持续存在于20世纪的中国民族主义话语当中。我们会不无惊讶地发现,这一表述的幽灵飘荡在清朝末期和现代早期曾朴、梁启超、胡适、鲁迅等人的文学创作当中。”(235页)这让我想起台湾学者杨瑞松的《病夫、黄祸与睡狮:“西方”视野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像》(政大出版社,2010年9月),也是以集体记忆和跨语际研究等视角和方法将人们熟悉的“病夫”“黄祸”“睡狮”符号重新置于各种论述的历史发展脉络中。作者的研究表明,源自西方知识界的对于东方文明的高度化约的和本质主义化的形象论述,却被晚清以降的中国知识分子“挪用和重编”,成为近现代中国人集体记忆中最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急于洗刷或急于唤醒的身份象征。不足的地方是该书主要以新闻舆论、政经文化评论、革命文宣、小说文学作品等文本作为论述分析的史料,缺乏对图像史料的足够关注和深入分析。而这方面正是韩瑞的研究所擅长的,也是这部《图像的来世》最吸引人的地方。
与这段关于起源与回归的观念-图像旅行史相匹配的是作者的这种感受:“本书意图在这场超越历史的戏剧性事件中,将话语权重新交付给中国人。所以,这本书最终能回到它的启程之处,我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首先,作为一本英文著作,这本书考察了中国文化的西方式认知(以及再后来,早期现代中国对其中一些认知的再度挪用)这一文化转译所带来的影响;然后,作为一本中文著作,中文世界的读者们则可以就这本书与当下的相关性做出自己的判断。”(“中文版序”)这个问题很重要:已经掌握了话语权的读者,将如何结合“当下的相关性做出自己的判断”呢?那些被遗忘的图像在幽暗中等待我们的回答。
关于医学图像的研究是该书的核心内容。一方面这是研究对象所决定的,十九世纪医学传教士著作的一大特征就是对视觉材料的反复引用——视觉材料被称为“眼见为实”的证物或证据,用以给中国潜在的病患、医学生、信众或其他人灌输西方医学技术优越性的理念。另一方面也与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初就认为视觉图像的交流比语言更有效的感受和认知有关,他们很关心“中国人如何观看,在看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以及在看到的时候他们又是如何理解他们所看到的内容的”。(第7页)实际上这正是“眼睛”与历史图像学研究的重要联系和议题,图像在被今人观看、研究之前,首先是被古人在他们所处的文化语境中观看、认识和理解的。在原初的观看之后,历史图像的意涵常常是变化的、被后世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和形塑的,因此历史图像学所研究的“图像”必然要包括历史语境中的观看、视觉性和在后世的视觉传播与意涵变化等要素。探寻“眼睛的历史”,释放在后来的历史叙事中被压抑、被遮蔽的视觉性,是韩瑞这项研究带来的重要方法论启示。
作者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注意到“如何解读现代早期中国文学中对疾病的再现”的问题,进而发现不能仅仅依赖研究文学文本,图像资料和视觉文化研究同样重要,而且是关键性的。在当时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空白。在现代文学研究之外,中国近代医学史、艺术史、观念史、社会史和文化转译研究等领域同样需要研究这些医学图像,使之成为十九世纪晚期中国史研究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叙事,本书则沿着一条确定的历史纵轴,以讨论18、19世纪疾病观念在中西间传播的方式为开始,以讨论这种观念是如何转变成了认为病态是中国特有的,是如何进入到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表达及历史无意识当中去的为结束。”(15页)
该书第二章考察了广州商业画师林华(林呱)与美国医学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合作绘制病人肖像的过程,解读图像、阐释意义,探讨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以及之后在中国建立通商口岸的历史语境中,有关病态的形象及中国身份的观念是如何藉由图像传播的。在1834年左右至1850年间,林华(及其画室的成员)绘制了一百多张彩色肖像油画,呈现了伯驾在医院诊治过的严重疾病案例——那些患有甲状腺肿大、癌性肿瘤、先天畸形、生有坏疽的男女肖像。“这些绘画不仅仅帮助伯驾在回国之后推动传教事业——在短暂的回国期间,伯驾将这些绘画呈给美国及欧洲很多的政要和官员观看,为自己的传教事业争取支持——更重要的是,这些绘画还让医院的病人及中国潜在的医学生和神学生认识到,西方医学技术既能进行手术治疗,又能提供精神疗愈。通过合作创作这些绘画,伯驾和林华开创了一种呈现疾病和中国身份的模式。……虽然他们合作的成果从本质上来说是视觉的,但事实上却构成了转译的实践——现代性诞生之初,在开创一种强有力地呈现中国病态的视觉语言的过程中所发生的转译。”(16-17页)第三章考察中国医学摄影的发生与发展史,讨论了最早期的中国医学摄影如何延续了伯驾与林华的绘画合作模式和创作风格,发挥着双重的功能:向西方传播有关中国疾病的知识和通过西方医学技艺教育中国的病人和医学学生,并如何在后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和重要的门类。然而这时的历史语境也开始发生变化,医学及摄影技术的发展、医学传教机制的完善、民族志及人类学等新兴“科学”领域的出现以及医学传教士在中国能够大量地制作有关中国病状的图像以进行广泛的交流——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纪之交,人们可以看到医学照片陈列在医院、医学博物馆、用于医学的教学课堂、新的医学传教期刊大量登载了医学照片、作为医生的私人收藏而流通、在贸易中作为明信片出售等等视觉景观。这时的关键性变化是医学摄影图像的传播与利用均已进入了现代科技体系和社会体制之中,对这些图像的关注和消费更具有广泛的社会文化意义,其作为殖民意识形态的作用也与都市现代性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
作者认为接下来的第四章是本书历史叙事的高潮部分:满载意识形态的医学传教士图像对中国受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社会又是如何看待和运用这些图像,这一章所考察的案例呈现了这些有关病态的新兴观念是如何被吸纳的。切入点是第一本翻译为中文的西式绘图本解剖教学书,即1851年出版的合信(Benjamin Hobson)的《全体新论》A New Treatise on Anatomy,作者考察了西方解剖学通过怎样的方式重构或转译了有关身体的观念,重点是这一解剖学文本所提供的观看身体、表征身体的新美学、新模式,证实了它也是最早、最系统地将文艺现实主义的西方实践哲学译介到中国来的读本之一。最后,传入中国的新式解剖学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找到了回归本土的精神路标:鲁迅的医学出身和艺术修养“直接导致了他将精准的解剖美学运用于他的一些文学实验当中”,这种解剖美学是病态的、极度视觉化的和极度现代的;它带有自省性,又有多重指涉;它具有多重意涵,同时又有深刻的本土性。“最重要的是,这一美学回应了,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一整代人的期待和参照体系。”(19页)本土性问题的出现是现代性文化译介的必然现象,也是中国近现代思想进程的真实表征。
林华与伯驾合作的那些描绘中国人的病态身体的医学肖像画不是孤立出现,我们早已在范发迪(Fa-ti Fan)的《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袁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中看到了英国博物学者如何与从事出口洋画的广州画师合作绘制动植物图鉴,认识了视觉表现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博物学研究的视野中,作为中西合作产物的绘画成了文化遭遇的场所,就像作者所说的“双方都是制造、传播混合文化产品的媒介”。(71页)韩瑞当然也提到了范发迪的研究,指出其意义在于更加强调了视觉文化元素在此类合作中的重要性,他说“对这些画作的分析或许可以看作寻回某种‘被遗忘’的历史的尝试。”(《图像的来世》,70页)从图像研究到被遗忘的历史,在这里再一次显示出作者对于历史图像学研究有着深刻的认识。
同样是研究伯驾在华的医疗事业,也同样使用了林华绘制的这批病人油画肖像,如果没有视觉文化研究和图像分析的自觉意识的话,就会把这些病人图像仅仅看作是伯驾的治疗记录的补充。吉利克(Edward V. Gulick)的《伯驾与中国的开放》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1973;董少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就是这样,他谈到了伯驾与林呱的合作关系,也正确地指出了林呱的“这些油画甚少使用明亮色彩,强调运用肌肤颜色,棕褐色的背景,暗褐色的人物外衣,具有伦勃朗风格,可以巧妙地传达人物的面部特征”。但是他更关注的是“这些画旨在大略表现病理学,特别是成熟肿瘤(一般有五至三十年)的病理特征,这些肿瘤当今西方医生很少遇见。约一半的作品具有特殊的价值,因为它们所表现的内容与伯驾医院报告中对病例的描述是一致的。这样的一致性使我们可以很准确地考证出它们的日期。在这一半的作品中,有30多幅描绘的是肿瘤,关于哪些类型的疾病是伯驾主要治疗的这一问题,这些画为我们提供了线索”。(138页)因此他没有能够深入到在文化的视觉性呈现中发生的观念转译与文化冲突的层面,这也说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史学研究中对视觉文化研究的关注是远远不够的。
韩瑞认为这批非同寻常的医学绘图致力于建立起病态与中国身份这两个观念之间的连接:林华在1836年至1855年间绘制的现存一百十四幅油画描绘了医学传教士伯驾的大约八十八位患者,这些画作曾经现身于伯驾在西方巡回的募款筹资的活动中,在西方的医学博物馆和文献中,在伯驾治疗生理疾病和心理疾病的广州博济医院大厅中。在西方,这些油画作品和伯驾详细记录的病例都被直接用来向好奇的西方人呈现病态本身和中国的“国民性”(Chinese“character”),伯驾在1848年曾经指出,一些绘画对象的选择是“出于外科医学的兴趣,其他则是因为其呈现了中国国民性的不同面向”。(72页)另外,这些画作还被策略性地展示给中国观众,那些到广州博济医院寻医问药、穷困潦倒、目不识丁的中国人。“林华的医学肖像画无疑还被用来向中国的病人传递一个信息,即外国的医院可以奇迹般的治好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疾病。”(75页)这当然更是伯驾对这些画作所寄予的希望:“他想让中国的医学生和普通信徒了解西方医学治愈疾病的可能性。”(84页)接下来重要的课题是如何从对这些图像的分析中把研究推向深入,在这里韩瑞表现出相当纯熟的图像分析与艺术研究的能力。例如他对彩图3《阿开,一个13岁的女孩》的图像分析是非常专业的:从图像中的视觉焦点到构图,从人物形象、姿势到背景的树石和远处的港口风景,说明“阿开面部的肿瘤——观众的视线顺着岩石的棱角、树枝延展的方向,以及地平线移动——似乎只是被不经意地加入到了画面的整体构图当中。”(95页)“总之,在林华的画作当中,自我与自然发生着共鸣,人体的病态也见于自然当中。画作似乎试图说明,不只小女孩,还有整个的风景都对伯驾的医术心怀感恩。”(97页)
由于这些绘画的基本要求是呈现伯驾诊治过的严重疾病案例,因此首先要记录的是那些患有甲状腺肿大、癌性肿瘤、先天畸形的病人肖像,而且是以西方人物肖像画的写实风格绘制,今天的观众恐怕在审美上难以接受。英文版原书封面用的就是书中彩图1,林华绘制的油画《周XX,31岁,顺德花匠》(Chow Keatseuen, Aged Thirty-one, a Florist of Shuntih,大约作于1839年),一个中年男子的肖像,在略为低垂的、为了做手术而剃去前半部分头发的头顶上可以明显看到肿瘤切割后留下的突状肉瘤,有点像一棵小树被砍断后留下的突出地面的那一小截树干。这样在形象当然不能用在中译本的封面,否则的话肯定会引起强烈不适。但是,除了这一手术后遗特征之外,这个人物形象是很健康的,其低垂的眼睛和紧抿的嘴角甚至表现出某种理性的、沉思的神情。其他的患者油画肖像也是如此,即便是更为奇特、骇人的肿瘤被如实描绘出来,人物的形象、表情也都是正常的、健康的。韩瑞认为这些人物肖像的鲜明特征就是他们脸上的表情极具悖谬感,那种冷静、漠然,甚至是和蔼的表情,就好像他们对自身所患的疾病满不在乎。这种看似悖谬的表情特征其实就是伯驾所要求的,目的是要向西方观众传达某种中国国民性的面向,他的日志记录证实了这一点。在他看来,对疼痛的无意识正是中国英雄浪漫主义的重要表现之一,他在日志中重复讲述病人对疼痛毫无知觉的神话,大肆渲染患者的感激之情及向朋友推荐国外手术新技术的热情。(92-94页)Ari Larissa Heinrich,The Afterlife of Images: 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Duke,2008.

Ari Larissa Heinrich,The Afterlife of Images: 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Duke,2008.

除了以无痛苦感的表情特征表达伯驾所认为的国民性之外,这些病人肖像还有更丰富、复杂的意涵。林华为病人朴阿兴绘制了两幅画,表现手术前后的对比。韩瑞认为,清晰明亮的空间(天空与大海)与人物形成的对比,呼应了患者自身在失去一只手臂的情况下,面部仍然流露出令人惊讶的镇定自若,宁静的风景似乎映射着他温和的表情。作品表现了朴阿兴摆脱了疾病,重获了自由和解放;从手术前画像的幽闭昏暗到手术后的光亮与宁静,这一转变呈现了从疾病朝向健康的进步。在隐喻的层面上这是一种有关进步的叙事感——“自我与环境从萎靡消沉、背负重重走向了宽敞、明亮和平静。”哪怕是一个截肢者也不被社会排斥与孤立,而是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伯驾在日志中写道:“这位患者痊愈了。大约一年之后,他结婚了。单臂的他以卖水果维持生计。”(99页)于是,“这些画作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视角,让我们得以一窥中国身份在这一时期的讽刺性重构:手术成为一种使人变得完好的方式”。(100页)由此而引出了更具有观念性的文化意涵,韩瑞以一个小标题来概括这种意涵:“批判与抵抗:‘好的’中国人与‘不好的’中国人”,伯驾通过林华绘画要表达的观念性意涵在这里才达到高潮。“广州著名茶商的儿子”王克金的肖像画描绘了他的背面,一个巨大的肿瘤和他的辫子一起垂到地上,肿瘤上贴着两块白色的中药膏。他没有接受手术治疗就去世了。画面上巨大的肿瘤和长长的辫子成为一种文化隐喻,拒绝手术切割的结果是死亡,韩瑞把话说得更清楚:“辫子也似乎象征着文化变革的需要,需要通过手术的方式去除所有这些‘扭曲的和变形的’,针对西方技术和精神的中国式抵抗。”(104页)在这批图像中还有唯一的一张是画了两个人的,母亲抱着小女孩(书中的彩图8),孩子缠足的双脚生了坏疽,但是母亲没有接受治疗的建议。韩瑞认为该画中在场的母亲是一种文化象征,原本是一个母性关怀的画面却表达出截然相反的意涵;“这张画一方面呈现了一个亟须从病态中脱身的小姑娘,一方面也描画了一个亟须从她的中国文化境况中脱身的母亲”。(107页)林华作品的“批判性”也由此产生:“对于那些要么拒绝传教士医生的治疗,要么无法脱离中国传统桎梏的‘不好的’中国人来说,结局则是一片阴郁。”(109页)韩瑞还根据伯驾的医疗记录证明,那些拒绝治疗的人都是来自上层阶级家族,在伯驾和林华笔下的他们成为病患和落后文化桎梏的牺牲品。当然,我们应该记得的是,韩瑞在“中文版序”强调指出,在文化译介过程中出现的种族偏见、因政治或机会主义的动机而产生的文化误读和刻板印象在事实上绝对是错误的。《朴阿兴,23岁》,手术前后对比。林华,约作于1837年,布面油画

《朴阿兴,23岁》,手术前后对比。林华,约作于1837年,布面油画

在《图像的来世》出版一年后,韩瑞接着出版了另一部专著《假想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与中国疼痛》The Hypothetical Mandarin: Sympathy, Modernity, and Chinese Pain ,2009;
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
顺带要说,有评论指出该译本的翻译存在一些问题。)视野更开阔,研究的对象包括医学报告、绘画图像、摄影照片、小说和旅行报告。其中对林呱与伯驾合作的这批病人肖像画的观念分析仍在延续,“疼痛中的中国身体”成为一个更具有观念性和概括性的文化隐喻。“中国与身体”这个研究议题也一直延续到韩瑞前几年出版的著作《中国过剩:生命政治美学与医学商品化的身体》Chinese Surplus: Biopolitical Aesthetics and the Medically Commodified Body,Duke,2018)之中,他从中国当代艺术与跨国文化转译的视角切入,考察了医学商品化中的身体展示(如行为艺术的输血或没有皮肤的塑化尸体的生动形象)如何阐明当代生活中生物政治暴力和后殖民主义的影响。
看来,“图像的来世”正未有穷期,研究者正不断翻开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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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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