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从斩杀来使到称臣朝贡：日本与明朝邦交背后的戏剧性转变

周朝晖

2017-01-19 11:06

来源：澎湃新闻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在尚未完全统一的情况下，明朝即开始大规模的外交活动，1369年，朱元璋派遣使节持诏书分赴东亚海域各国，同时把日本、高丽、占城、琉球等十五国列为“不征之国”。新生的大明王朝对外传递的和平友好姿态很快获得了积极反响，占城、爪哇、渤泥、高丽、琉球、三佛齐、暹罗等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纷纷前来入贡，加入以大明王朝为主导的册封朝贡体系。

唯一例外的是日本。出于对国内外安全大局和传统友谊的考量，立国之初朱元璋就高度重视与日本的关系，并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可惜事与愿违，在他有生之年并没能亲见其成。

而朱元璋过世后不久，中日关系就出现了转机。十五世纪初，日本多次主动遣使奉表来朝，中日关系迅速升温，终于水到渠成。然而这前后二三十年间，日本对明朝的态度前倨后恭，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

斩杀来使：明初中日邦交零突破

明朝建国后，国内外环境十分严峻，除了北方还存在元朝残余势力的威胁外，周边国家因曾受元朝武力征讨而心有余悸，对刚成立的明朝充满警觉，而中日关系尤其紧张。

此前百年间，中日基本处于敌对状态。在灭了南宋之后，忽必烈先后于1274年和1281年两次对日本海上用兵，使自隋唐以来一直密切友好的两国关系由此交恶，日本对中国的态度由先前的敬仰崇拜转为敌视。蒙古入侵也间接引发了日本国内的危机，随着镰仓幕府灭亡，大量武士沦为浪人，其中一大部分成为倭寇，勾结中国海盗和不法商人流窜到东南沿海劫掠作乱，成为明代东南海上一大祸害。朱元璋即位后迫切与日本恢复邦交，一大原因也是希望两国携手消除“倭乱”，维护东亚海域的和平与稳定。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派杨载携诏书出使日本，通告洪武登基的消息，同时谴责倭寇骚扰我东南沿海，命日方严加取缔并早来称臣朝贡，否则将出师讨伐云云，口气相当强硬。由于对当时日本国情缺乏了解，此次遣使遭遇重大挫折。

杨载一行按照传统的赴日航线，从宁波出发后在日本九州上岸，本应送到京都天皇朝廷的诏书，却落入九州怀良亲王手中。此时，正值日本南北朝时期。九州是南朝的势力范围，由后醍醐天皇之子征西大将军怀良亲王掌控。由于长期战乱，日本对中国发生的政权更替同样不明所以。朱元璋充满威胁意味的诏谕唤起了日本人的同仇敌忾，以为又是一次“元寇袭来”的前奏。执掌九州十年之久军势方炽的怀良亲王对朱元璋的诏谕嗤之以鼻，囚禁了杨载、吴文华等使臣，斩杀了5名随员。

首次外交受挫，并没有使朱元璋放弃进一步的努力。洪武三年（1370年），他再次遣使日本。此行明朝做了较为扎实的准备，特地选派山东莱州同知赵秩出任使节——因山东沿海是倭乱重灾区，以赵秩为正使可以胜任对日交涉禁倭事宜，而且诏谕上也多了委婉之语。这次出使相对顺利，怀良亲王对明朝的态度有所转变，其后派遣僧人祖来赴明奉表称臣，进贡马匹和方物，并送还被倭寇掳掠的浙江沿海百姓70人。

日本来朝，使朱元璋大为欣慰，但邦交并没有由此确立，因为明使没有见到正牌的“日本国王”，两次三番打交道的怀良亲王只是地方首脑，并不能代表日本朝廷。而正在经受南北战乱的日本也根本无力制止愈演愈烈的倭寇活动，这也令明朝大失所望。此后双方为打开外交僵局做了种种尝试，但最终都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1387年10月，宁波卫所指挥林贤被捕，经审查他与六年前因谋反案被诛杀的胡惟庸有交集，连带牵扯出前日本使者瑶藏主有资助胡、林谋反的嫌疑，这使朱元璋对日本更加嫌恶，断然中止一切往来，并全力实行海禁。原本举步维艰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

称臣纳贡：中日外交的新局面

朱元璋去世后，朱允炆即位，是为建文帝，以此为契机日本又试探性地向明朝发出建交信息。

1401年室町幕府向南京派出遣明使，意外获得明朝的积极响应，可谓是两国修好的破冰之旅。据日本室町时代外交文书集《善邻国宝记》记载，这次日本派出的使团，以名僧祖阿和博多海商肥富为正副使，携带日本国书和厚礼出使南京称臣朝贡。国书写道：“日本准三后某（义满），上书大明皇帝陛下：日本国开辟以来，无不通聘问于上邦，某幸秉国均，海内无虞，特遵往古之规法，而使肥富相副祖阿通好，献方物。”贡品有“黄金千两，马十匹，薄样千帖，扇面百本，屏风三双，铠一领，筒丸一领，剑十腰，刀一柄，砚筥一盒，同文台一个”，此外还送还了被倭寇所虏的百姓若干人。翌年，年轻的建文帝颁赐大统历并派遣禅僧道彝天伦和教僧一庵一如与日本的遣明使一同返回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亲自到兵库（神户）港口迎接，并在京都北山金阁寺举行隆重的接诏仪式，承认日本是明朝的属国。

积极主导日明邦交的足利义满将军

1403年，朱棣登基。足利义满派遣天龙寺高僧坚中圭密携带国书和贡物前往庆贺。在国书中，义满自称“日本国王臣源”，进献方物有马匹、硫磺和玛瑙。次年明朝派遣赵居仁等送遣明使归国，受到足利义满的隆重接待。据《善邻国宝记》载，朱棣给日方赐了一枚“日本国王”龟形金印。而幕府则当着遣明使的面，将捕获的20多个倭寇头子处以“蒸杀”的极刑。明朝赞赏日本的诚意，“嘉其勤诚，赐王九章”，并签订了《勘合贸易条约》（即《永乐条约》）。在日本称臣纳贡的前提下，明朝对其开放贸易大门，规定十年一贡，限船两艘，每船人数限二百，在宁波贸易，给予日方勘合符一百道。

所谓勘合，就是由明朝官方发行的木制贸易凭证，上面写有文字和签章，居中分割成两半，中日各执一半，按编号每次日方来航双方进行对合，吻合与否作为验明正身的标准。勘合贸易对日本带来的利益相当巨大，这从宝德年间的遣明使楠叶西忍的日记可见一斑。比如在宁波购买的250文的生丝，到日本转手出售5贯（5000文），获利20倍；铜是日本出口明朝的大宗货物，一坨采购价10贯的铜块，明朝以40-50贯收购。室町幕府除了收取出口税，更有极为可观的进口关税，这占中国进口的货物在日本出售总额的一成，每条船可获得40000贯的税收。

巨额利益吸引日本频繁派遣商船前来勘合贸易，虽说明朝对日本的贡期、船艘及人员都有严格规定，但日方往往突破条规，从1401年室町幕府第一次向明朝派遣使节算起，一直到1547年大内义隆派出最后一次遣明使为止，近一个半世纪几乎每年都有日本的商船前来勘合贸易。此间，日本官方总共向明朝派遣十九次使团，是自唐代以降中日往来的又一高峰。

实现邦交后，大量永乐钱币流入日本，推动室町日本进入货币经济时代。

日本态度转变的历史逻辑

从斩杀来使到称臣纳贡，日本转向之快令人措手不及。而只要联系到当时两国所处的历史现实，就不难找出其中的逻辑。

十三、十四世纪是东亚在西方海洋势力到来之前最为激荡的一个世纪。从十五世纪开始东亚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各国也在酝酿着变化并调整彼此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中国在东亚乃至全球中强势崛起使东亚海上的政治格局为之一变，明朝凭借强大国力支撑起来的对外册封朝贡体制，不仅吸引周边国家加入其中，也使得日本这样一个原先对中国持敌视态度的国家迅速调整外交战略。

明朝初期，经过了元末农民战争，社会生产凋敝，蒙古残余势力的威胁仍然存在，国家不得不将主要财力物力用于北边防务，东南海防十分薄弱，不仅无法保护海上贸易，也不具备足够的吸引力吸引周边国家加入朝贡体系。而到了十五世纪初期，明朝则已经成长为一个东亚大国。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国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1392年，在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的主导下，日本结束了南北朝分裂的局面，义满成了日本实际上的最高掌权者。统一后的幕府日本面临着各种危机，其中拯救濒临破产的国家财政成了足利义满的首要急务。

室町幕府的财源，名义上来自诸侯藩国的守卫和地头所缴纳的税金、土地税、房屋税和“关钱”（设置在国内交通要道的通行税），但因“御料所”（类似地税局）被各地守护大名所控制，幕府财源经常得不到保障，而要靠向京都、大阪的高利贷者举债来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

十五世纪初明朝成了全球头号贸易大国，其体系内成员开放的朝贡贸易体制对周边小国振兴经济、提升国力无疑具有重大意义。比如，曾是“东海最贫瘠者”的琉球，在加入这一体系后不到一个世纪就实现了“地产异宝充满十方刹”的繁荣富足。据《善邻国宝记》载，应永初年，九州博多豪商肥富从明朝回来，以亲身见闻向义满力陈与明通交的种种好处，指出与明朝经贸往来不仅可以解除国内财政危机，也是幕府统治稳固的一大财源保障云云，这激起足利义满对实现中日友好的极大热情。日本对巨大利益的前景充满渴望，明朝则欲实施四海和谐的大外交战略，于是两国关系迅速升温，顺利实现了邦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