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是文化分析的手段还是文化介入的契机？

在很多人看来，文学研究这个领域似乎相当纷繁驳杂，甚或争议频仍。我则不然。事实上，英美两国的文学研究数十年来的发展，一直基于一个相当稳固的共识，即人们对文学作品的兴趣主要出于学术目的，将其视为诊断工具，确诊作品在怎样的文化形态里被书写和阅读。20世纪80年代以降，文学研究领域几乎所有最具影响力的运动都生发于此观点。这个共识已被广为接受，且尚未被人充分论及，故而足以构成库恩意义上的范式，我们不妨称之为“历史主义/语境主义” 范式。往大了说，它描述了当前这一领域绝大多数的研究内容。

不过，情况并非一贯如此。为这门学科撰史的人大体都会同意，20世纪的头四分之三（也就是从世纪之初到充满十年危机的20世纪70年代），文学研究并未统合在单一的范式下，而是分裂为两个迥然不同的范式，两者时而竞争，时而互补。这场学科争论主要围绕文学“学问家”（scholars）与文学“批评家”（critics）展开。两个概念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把文学研究当作文化分析的手段，后者把文学研究当作文化介入的契机。以此对立为核心，一系列其他类型的对立亦随之而来，譬如专家与通才、职业人士与业余爱好者、客观性与主观性、理解与鉴赏、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生产知识与陶冶情操、学术（wissenschaft）与教化（bildung）等；其中任何一组对立都可以用来界定某个特定时期的争论焦点。这场争论波及面广、议题多变，是故必然引起诸多困惑，但无论如何，参与讨论者还是能从中捋出一条连贯的线索，辨识出两个截然相反的范式。范式之争影响深远，足以被看成这门学科的结构性特征。

然而，到了20世纪最后三四十年，范式之争似乎已然消弭，要么被“理论”之争所取代，要么两种范式合而为一，如约翰·盖尔利（John Guillory）所断言的那样：“对我们来说，不是学问家与批评家的对立……两者……同为一体”。我们现在能够看清，这两种判断都不太正确。相反，很多人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这门学科经过上一代的发展，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或20世纪80年代初的某个节点，文学“学问家”派实际上赢得了这场争论。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处于一个相当例外的时期，学科史上首次出现了由两种范式中的一种主宰文学研究的局面。确实，从较长的时间跨度观之，我们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是，早期思想家所秉持的传统“批评”观念处于相对缺失的状态。这就是我所谓的“学术转向”。在这次转向中，“学术”（scholarly）方法取代了“批评”（critical）方法，视文学文本为分析历史文化的契机的研究取向，取代了视文学文本为培养读者审美感受力的手段的研究取向。如果说大多数文学研究者如今自认为是历史文化分析领域的专家，那是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成了“学问家”，这种现象在文学研究史上还是首次出现。无论结果是好是坏，这门学科差不多消失了一半。我们正是要在“学术转向”以及与之相伴的“批评”终结的背景下，勘察当前这种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的兴起。

一长串问题接踵而至。考虑到“学术”和“批评”两种取向在20世纪前四分之三并立共存，那么哪种具体的力量组合导致前者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最终胜出？各方作用力具有怎样的政治性质？这门学科仍在持续奉行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这会产生怎样的危险？或者思考一下问题的反面，目前可否有某种理由呼吁文学研究朝另一个性质迥异的范式移动？文学批评在20世纪中期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哪怕只能赶上尾声，也应备感庆幸。不过，姑且不论我们对那个已逝时代的怀旧之情，能否还有别的理由使批评事业在当今得以重振？这里的“批评”，确切地说，应被理解为一种体系性的活动，它致力于运用文学作品来培养审美感受力，以期实现更为广泛的文化和政治变革。

我认为确实存在这样一些理由，撰写本书的初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详尽阐述这些理由。《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主要介绍文学研究中业已消失的“批评”范式，同时概览取而代之的历史主义/语境主义“学术”范式。这部文学批评的政治史有三种旨趣：其一，解释文学研究目前这种共识的支配地位是如何兴起的；其二，对这一共识的政治性质做出初步评判；其三，建议重探旧有的批判模式的政治性质，从其传承下来的观点中寻求替代性共识。因此，本书不免夹杂一抹政治色彩，其政治性可以简单地总结为这样一个论断：历史主义/语境主义的范式转向，一般被认为是左派对20世纪中叶精英主义文学批评的局部胜利。然而，这个论断大体上是错的。事实上，反过来说才是对的。在极为显著的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生的范式转向是左派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全面溃退的征兆，因此也就是右派取得全面胜利的一小部分体现。从这个角度审视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向不仅更为准确，也有助于重启一个被弃置已久的问题：左派应该如何规划文学研究？

过去三十年间，文学研究者往往认为，任何对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的攻击都必定源自文化保守主义，如果攻击者使用诸如“批评”“审美”“感受力”这类字眼，则尤为如此。很多在其他境况下可以被看清楚的事物，正是在这样的臆断之下被误认为是进步主义，乃至激进主义。与此同时，上世纪中叶的那些批评家在过去三十年里一直被这门学科反复批判，且批判的形式越来越粗疏直白，他们的政治失败如今已经不证自明了。有鉴于此，当务之急是重申传统批评范式的潜能，把它当作理论资源，从中寻找当前处于支配性模式的替代模式。随着新自由主义陷入危机，文学研究也将会再一次调整学科方向，左派若要参与决定文学研究的未来走向，就必须找到新的研究模式。本书不仅探讨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也会考察它所取代的、与之迥然有别的批评范式，借此我希望本书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在“学术转向”之后的这一新时期，文学研究能为建构良好社会做出哪些贡献。

本文节选自《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美]约瑟夫·诺思著，张德旭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