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先生诞辰120周年：遗著二种近日重新整理出版始末

【编者按】

2016年12月6日，是朱东润先生诞辰120周年。值此二甲子之年，朱先生的弟子陈尚君教授重新校补整理了朱先生的《中国批评史大纲（校补本）》和《元好问传》，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1月推出，作为对先生学术人生的纪念。

二书此前均曾出版，然而由于时代的因素，整理稿有所缺漏。如《中国批评史大纲》1944年出版于重庆开明书店，因战火焚乱，当时1937年修订后的写定本仅存一半，此书由1933年第二稿后半部分和1937年的修订稿前半部分拼合而成。然而陈尚君爬搜档案史料，发现了1937年修订本的最后十八章，即以此再现朱东润先生生前手定修订本的面貌。而《元好问传》，早年由朱先生弟子王羿群先生整理，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原整理稿有删节、不完整之处，如元好问早年经历的部分，陈尚君先生于朱先生手稿中搜得各种未收入文字，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稿的内容，较上一整理本增加万余字。

以下二文是陈尚君先生所撰述的两书文本变迁的始末，原刊于《文汇读书周报》书人茶话专栏“濠上漫与”，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载。

《大纲》校补本的新内容

《周报》今年7月11日，发表拙文《修补战火烧残的学术》，介绍朱东润师之名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在抗战特殊时期在重庆出版，定稿的后半因战事失落在武汉，只能以定稿之前半与1933年本《讲义》之后半拼合成书。定稿的后半有18章战后取得，另25章则已失去。今年适为朱先生诞辰120周年，乃根据先生自存1932年、1933年、1937年、1939年四次讲义，以及定稿残稿，重新整理为《大纲》校补本。恰值抗战纪念日，故先期介绍。刊出后，编辑转告读意见，希望了解更多的细节，也希望知道校补本有哪些新内容。此书可于月内出版，我也乐意在此再做些介绍。

朱先生讲授文学批评史，是接受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闻一多教授建议，1931年始授课，次年校内印出第一版讲义，题记讲到当时惟一的专书，即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肯定其“大体略具”，但也批评其繁略、简择、分类不能尽当，行文时，则陈书已有者不妨暂缺，全稿写到明末钱谦益止。1933年讲义即不考虑与陈书之交涉，将清一代二十多节全部写出，对前次讲义也有很大改写。1936年至1937年，又用一年多时间再度增改写定，无论文献的补充或是论述的准确，因有多年的教学实践，又有系列专题论文的发表，较前二稿有很大提高，增删亦多。定稿虽缺了25章，在前次讲义的批校中仍有痕迹可寻。我特别感到，一部现代学术名著的诞生，其前期必有充分的学术准备和反复推敲，恰好先生四次讲义的印本都有所保留，讲义各本都有先生讲授时留下批注，加上残存18章定稿残页，可以整理出新本。新本除最后18章改用定稿之正文外，对可以看到的历次修改痕迹，也尽可能地予以保留，对已佚定稿也作了勾稽考索。此书曾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批著作，上周古籍社举办六十周年庆典，《大纲》此时出新版，也是难得的纪念。

《大纲》有几章在讲义基础上几乎全部重写，我也将初稿保存。如首章为全书之总纲，初提英人高斯（Edmund Gosse）《英文百科全书》《文学评论之原理》之说，认为文学批评是“判定文学上或美术上的对象之性质及价值之艺术”。 《大纲》则更多强调民族文学特色，认为“主持风会、发踪指使之人物”，“折衷群言、论列得失之论师”及“参伍错综、辨析疑难之作家”所发之议论，“皆所谓文学批评也”，取径更宽，也更符合论述之实际。先秦批评，讲义最初仅一章，从季札观诗谈起，《大纲》分列二章，将季札删去，评价更精当完整，旧稿仍存，见修进之迹。

1937年定稿残本，这次是首度完整发表，修改幅度很大。其中新写部分有翁方纲、郭麐、包世臣等章。今人多称翁之诗论为肌理派，先生似乎是首次将翁拉入批评史研究对象的学者，仅附与王世祯后，认为“谓神韵之说，出于格调”，“ 言诗主肌理，自谓欲以救神韵之虚”，足成一家说。包世臣最有名的著作是论书画的《艺舟双楫》，先生则举其论文诸篇，赞誉其“斥离事与理而虚言道者之无当”，“ 通八家之藩而得其窾要”。此外，增补内容较多的部分，论诗则王士禛、吴乔、沈德潜、袁枚各章增补较多，如沈下增加讨论温柔敦厚为诗教一节，袁枚增写论性情一节，都很重要；论文则刘大櫆、曾国藩二章有较多增改，章学诚部分增加一节。刘下增气盛、音节二段，曾下增改尤多，如云：“姚、曾论文，同主阴阳刚柔之说。惜抱所得，于阴柔尤深。”曾“所得者于阳刚为近，故屡言好雄奇瓌玮之文，而所以求之于行气、造句、选字、分段落者，言之尤累累。”应是早年得闻唐文治先生授古文时所特别看重的见解。

新本保存了几本讲义中当年删弃或改写较多部分的内容。整章删去者有《王铚谢伋》一节，主要谈宋人的四六批评。四六指宋代的骈文，主要用于官方文件和人际应酬，古文占据主流后，渐为文学史所忽略，但其体式其实有许多变化，也有不少名篇。从朱先生遗稿看，是否在《大纲》保留此章，颇多犹豫。现在附存此节，足可参考。另外讲义曾以“苏辙张耒及惠洪”为一章，定稿时将苏辙、张耒二人附在苏轼后，将惠洪部分删去。近年学者关心宋代禅僧诗作及其诗论，先生特别注意到惠洪论诗“主明理”，所提“妙观逸想一语，别具会心”，“ 其言至可翫味”，都具特见。此外，各章节多少不等地删掉一些有关文学风会与文人为人之议论，估计是为保存文学批评的主线，将枝蔓内容削除。所删部分，也有许多独到的认识与评论。如评价元初方回之为人：“其生值首鼠两端之时代，其人为自相矛盾之人物。故当蒙古南侵，开城降虏，而抗志古昔，自比渊明。流连杭郡，躭情声色，而伪附道学，动称文公。”颇鄙夷其为人，但又肯定他“论诗盖一极精微之人，持论往往细者入于无间”，并揭发其论诗诸多矛盾之说，甚具眼光。述元明南北曲演进大势，则云：“北曲盛行，始于金元，至明初而南曲复盛，是后二者争为雄长，而南曲之迈进，迄非北曲所能比拟。至于中叶以后，昆曲完成，而南曲独擅一时矣。元人杂剧率以四折为主，南曲演进有至数十折者，此其繁简不同也。元剧之中，方言俚语，往往迭出，迄于明人，虽一面推为行家，重其作品，而方言之势已渐衰，迄不能振，绮语文言，代之而兴，甚至宾白全用对偶，此则文质不同者又一也。论者或仅就文体一方，判别时代，而慨然于剧曲之渐漓，此言非也。文学作品，惟戏曲所受时代之影响为最大，诗文之作，虽不获见于当时，尚可取信于后世，故作者尝有以自负，不易为时代所左右。独戏曲之与观众，其关系至切，无表演即无戏曲，凡不能取悦于观众者，其作品即无有流传，故观于元明剧曲之变迁，而元明两代观众之情状，略可知矣。”对皎然《诗式》之评价，则云：“《诗式》文章宗旨一条，论谢灵运之诗得学佛之助，于诗家境界，颇有见地。其他之论，虽称述祖烈不无过誉，然熟读谢诗，自抒己见，过而存之可也。”对曹植文论之批评，亦颇一针见血：“或谓子建《与杨德祖书》，备述当时作者，茫无定评，此或语本泛泛，意非评论，遽加讥弹，宁能尽当。然植之论文，确有笼统之病。……此种春荣清风，高山浮云，秋蓬春葩，洋洋皜皜之辞，托义若甚高，案之于实，不得其命意所在。后来文家撰述，多用此例，徒见辞采，无裨论断，皆曹植为之厉阶也。”也非通人不能有此认识。前后删改，当然有研究斟酌中见解的变化，也有评价分寸的把握，因其中皆不涉旧说之谬误，附而存之，足供今人参详。

在自存讲义中，还夹着当年授课时的几份考试题，我也接收出版社的建议，移作附录，藉见当年授课之实况，录一题于下：“萧子显云：‘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此文章贵新之说也。元好问云：‘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若有不满于新者，何也？能折衷于其间耶？李德裕论文章，‘譬诸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果有是耶？所谓常新者又何指，试抒所见。”

元好问的大节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琼瑶小说中流传最广的名句，其实出自金元间大文学家元好问笔下，仅“人”字为琼瑶所加，并将上句“人间”改“世间”，以适合现代人理解。这首词习称《雁丘辞》，词牌《摸鱼儿》，有序云：“乙丑赴试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日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予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为识，号曰雁丘。时同行者多为赋诗，予亦有《雁丘辞》。”这一年是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元好问十六岁，在往太原应试的路上，遇到猎户杀一雁，另一雁虽已逃脱，仍悲鸣不肯离开，竟投地自杀。雁之重情，感动了这位天才少年，乃买下双雁，郑重礼葬，作词颂之，一时和者甚多，今仍可见他的友人李仁卿和作，有“雁双双正飞汾水，回头生死殊路。天长地久相思债，何似眼前俱去”之句。

然而元好问不幸处在天崩地坏的动荡年代，蒙古铁骑消灭金王朝的战争延续十多年，中原民众遭屠戮流离，生死惨痛，超过了任何一个时代。元好问写下大量丧乱诗，叙述自己的经历，写下一个时代的痛苦。他在内乡、镇平任上，写《岐阳三首》，咏蒙古攻陷凤翔战事。朱东润先生说：“好问诸诗,以七律为最高，七律诸诗,又以《岐阳三首》为最高。在这三首之中,充满了情感。悲愤、惋惜、怀念、怅恨，各种各样的情绪,而又音调铿锵,居全集之首,真是自有七律以来，不可多得的杰作。”这时还身处战事以外。次年入京为官，亲历蒙古进入汴京后的掳掠与屠杀，有《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随营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虏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续小娘歌十首》，录二首：“竹溪梅坞静无尘,二月江南烟雨春。伤心此日河平路,千里荆榛不见人。”“太平婚嫁不离乡,楚楚儿郎小小娘。三百年来涵养出,却将沙漠换牛羊。”写出蒙古军将汴京城中宝物车运船载而北，中原千里荆榛，白骨纵横，三百年涵养的文明，就如同这些“楚楚儿郎小小娘”一样，驱赶到沙漠换取牛羊。时代之惨烈，超过了曹操笔下的汉末，杜甫亲见的安史叛乱，以及韩偓所经历的唐末战火。元好问记录下时代的惨酷，成就自己的不朽。

朱东润先生一生从事传记文学写作，用英国传记文学手法，揭示中国历史上不朽人物的生命历程和作品寄寓，开拓文学研究的新路。将近九十岁时，选定元好问为最后一部传记的传主。详尽阅读元好问的所有著作，阅读元氏同时代的作品以及史书后，在九十一周岁前夕，完成写作。先生九十岁有诗咏怀：“经行带索有遗篇，九十衰翁剧可怜。我与荣公同一瞬，尚思为国献残年。”这种精神值得永远记取。

记得1986年左右，与先生曾有过长谈。先生说根据以往的一般认识，选择元好问，很充分地阅读了元的文集和同时史料后，对元氏在金亡前后的从政为人，获得一些新的认识，并不全如前人所述为金源文宗，大节凛然，而是奔走南北，节义有亏。师前此所写传记人物，包括张居正、王守仁、陆游、梅尧臣、杜甫、陈子龙等，都是忠烬谋国、大节明朗的人物，先生作传记表彰他们的功名事业，激励民族正气。元好问与他们显然有所不同。先生说，九十岁年纪，没有精力更换传主，重新阅读文献。元好问先世出自鲜卑，虽高度汉化，正也不必以汉民族正统立场对他提出要求。前此写了许多人物，最后一位有些变化，也还是好事。

这里说到的大节，是宋明以来士人反复强调的人生选择，所谓忠于国，恤于民，孝于亲，信于友，皆是，大则为三纲五常，小则为仁义礼智信，即文天祥《正气歌》始终萦绕于中怀而不能轻忘者。先生对元好问的批评，集矢于他一生中的三件大事。

一是为崔立树功德碑。蒙古围金都汴京势急，金哀宗出奔，西面元帅崔立杀诸权臣，向蒙古投降, 群小附和,请为崔建功德碑。先请王若虚，若虚自分必死,仍拒绝。后找来有文名的太学生刘祁，写成初稿，再请元好问大幅修改润饰，方得定稿。此后崔立败亡，元对此讳莫如深，坚决否认，但刘祁晚年著《归潜志》，详记草碑始末。先生说：“从刘祁和遗山两篇作品相比,他们之间是有相当的距离。但是刘祁并不讳言自己也参与其事;遗山则竭力洗刷,正因遗山亟于洗刷,愈觉刘祁的可信。从另一方面言之,遗山有《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东平行台严公祠堂碑》、《顺天万户张公第二碑》，能为严实、张柔作碑,当然也不难于为崔立作碑,因为从大义讲,三人的为蒙古前驱,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二是蒙古包围汴京之际，元好问上书蒙古宰相耶律楚材，歌颂其可当古之名相，并罗列“南中大夫士归河朔者”数十人，建议楚材“求百执事之人,随左右而取之,衣冠礼乐,纪纲文章,尽在于是”，向敌酋推荐今后可用人才。先生说，元好问“斋戒沐浴,献书敌人的头子,歌颂他的萧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不但他自己如此做了,还要拉上一大批人,希望敌人主盟吾道,乐得贤才而教育之。在读到这篇对于中书相公阁下的作品以后,只感觉得是在发昏，莫非我是在头脑发昏，竟把《续小娘歌》和给中书相公阁下的献书作为一个作者的作品?莫非是有两个元好问,一个是同情人民,把吃苦受罪的人民认定是自己的血亲骨肉,一个是厚颜无耻,把满手血腥的敌人当作自己的再生父母?假若这就是文学,那么文学还有什么可以提出的价值呢?”

三是金亡以后，今人都赞赏元好问为保存金源文献做了可贵努力，先生则发现元在编管聊城后，依附割据者严实而得到照顾。先生特别注意到，在十三世纪前半期蒙古、女真及南宋的角逐中，山东出现四位强者，即杨安、李全、严实、张柔。前二人败亡后，严、张坐大，反复无常，残虐是逞，但元好问极力为二人唱赞歌。对《东平行台严公祠堂碑铭》，朱先生认为：“好问对于严实的歌颂，是作出最大努力的，但是要从民族立场上看，是不无遗憾的。”又说：“他对于严实、张柔这批朝秦暮楚,终于为蒙古屠戮中原人民的将士,周旋往来,尽情歌颂,已经是难于理解，及至《洛阳》这首诗，欲就天公问翻覆，那就更无从索解。假如天也发问，遗山的反复，居心何在，那又怎样作答呢？”又说：“及至蒙古南来，不但对耶律楚材卑躬屈膝，即对于严实、张柔亦复歌颂备至。文人之为世所轻，正文人之所以自取，不能不令人为之三叹。”这些都是很严厉的批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生当乱世，存活为难。先生反对以今人之立场来评说古人，但对古人之失德，也认为无避隐之必要。这是他写作传记的基本立场，且得以贯彻始终。

朱先生著《元好问传》，与他前撰各传一样，将元好问生前身后各百年间之大时代写出，并将元之一生行迹与文学建树写出，将他的委曲附从也不作掩饰，是当代人物传记中的佳作。此书1999年曾有整理本，由东方出版中心收入《朱东润传记全集》出版，稍有删节。本次由我整理，全部依据原稿，另找到一些未经装订的散稿，新增逾万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赶在朱先生诞辰120周年前夕出版，以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