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Logo
下载客户端

登录

  • +1
    18

张宝明、欧阳哲生:北京与《新青年》对胡适意味着什么

邓啸林 燕浏翔
2016-12-22 10:49
来源:澎湃新闻
私家历史 >
字号

12月17—18日,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胡适研究会、香港珠海学院文学院和台北胡适纪念馆联合主办的“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办,本次研讨会分为“胡适与中国新文化”、“胡适思想与中国现代教育”、“胡适与现代中国现代思想研究”、“胡适与现代历史人物研究”、“胡适与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等主题论坛,共有80余位海内外学者参会,会议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主持。河南大学张宝明教授的主题报告从读者、作者、编者三个维度解读胡适与《新青年》的关系,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则从胡适在北京的日常生活入手,以期展现他作为一个“新文化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现将这两篇主题报告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会议现场

张宝明:读者、作者、编者——三重维度下的胡适与《新青年》

张宝明教授在报告开始时说:“胡适与《新青年》的关系有说不尽的话题。我们将从以他作为读者、作者和编者多种角度来看他与《新青年》的关系。他对《新青年》更多的投入是一种精神状态,他们共同打造了一个金字品牌。《新青年》之于胡适,就像自己亲手养的孩子、亲手栽种的树一样。”

张宝明接着介绍,胡适进北大时26岁,在《新青年》上发了文章,做了专题教师,地位不可小觑,他在出人头地的人中也是凤毛麟角的。1906年,只有15岁的胡适就在上海公学,与同校的精英们创办了一个同样性质的杂志《竞业旬报》,从这份报纸后来一系列的文章看,足以说明胡适的眼光、胡适的出类拔萃以及他咄咄逼人的气势,这些都是胡适的经历。再者,1914年在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杂志上,他已经崭露头角,佐证了自己的实力。胡适在《甲寅》杂志上尽管只写了只言片语,但是这就入了章士钊的法眼,同时也引起了当时在主编《甲寅》杂志的陈独秀的注意,创办了《新青年》以后,他又通过汪孟邹先生(胡适的老乡)与胡适联系,说“吾兄文字,尤大旱之望云霓”等等,说明了《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对胡适的重视程度。

《新青年》

张宝明接下来从读者、作者、编者这三个维度解读胡适与《新青年》的关系。首先是作为读者的胡适。《新青年》在创刊初期,陈独秀先到亚东图书馆,他拍着胸脯说给我十年功夫,全国思想都改变,但亚东图书馆不愿意跟他办;后来他到了群益书社,又说了这些话,最终感动了群益书社。在接触办事机构之后,陈独秀开始了筹资计划,同时也在招揽人才,他通过汪孟邹找到了胡适,向胡适介绍了这个刊物。胡适看了之后,给他写一些信,指出一些问题,同时也给他一些赞扬。陈独秀每次只要读到胡适的文章,哪怕是自己再忙,他也会亲自把这些反馈发在《新青年》上,一来提升自己杂志的品位,二来也是为了提高自信。陈独秀本来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是个有能耐的人,但是在《新青年》创刊初期,他尤其需要有这种能耐的人,需要抱团取暖,哪怕胡适不写文章,只给他只言片语的飞鸿传书,给他一些鼓励和自信,他就非常高兴了。

其次是作为作者的胡适。通过汪孟邹,陈独秀给胡适写过这样一封信:“编译之事,尚待足下为柱石,月费至少可有百元”,“《青年》、《甲寅》均求足下为文。足下回国必甚忙迫,事畜之资可勿顾虑,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张宝明认为从这段文字里面可以看出陈独秀对胡适的重视,以及完全不拿对方当外人的态度。这种和盘托出,暴露了陈独秀的苦心:“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他对在美国的胡适可以说是有求必应;在精神上大有一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只要为我所用的腔调;“恃在神交颇契”,乃是多年以文会友资本的流露,也是老乡见老乡的仗义之情。所以胡适看到这个,正在犹豫之时很感动,他在日记中写道:“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在陈独秀看来,不能没有胡适;而在胡适看来,陈独秀的千呼万唤,为他到北大工作、参与新青年撰写、编辑工作等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于是他就毅然回国了。

胡适

再次是作为编者的胡适。张宝明介绍说,当时很多读者都是看重胡适的,很多编辑部的栏目都是胡适创立的。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坚持要谈政治,胡适说我不谈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我们要从思想文化上,用二十年给中国打下一个基础,在这里陈独秀做了很大的让步。1921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留在北京还是去上海广州这个问题上一直拿捏不定,作为编者的胡适为《新青年》付出了汗水,对于用精神打造的这一块金字招牌,他们是都不愿意舍弃的。所以胡适虽然嘴上跟鲁迅说不在乎这个金字招牌,但他是很在乎的。

综上,张宝明总结道:“我把浅显的事实摆在这里。作为读者,胡适最大程度的激励了《新青年》的创办;作为作者,胡适用他的文章开创了《新青年》一代的思想格局;作为编者,胡适引领并引路了中国20世纪现代思想的走向。因此,我们无法用读者、作者、编者三者关系来概括和总结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最后,我们把胡适的三者固化为一个词,就是青年的导师。我们看到,无论是作为读者,作者亦或是编者,胡适都在一个链条上牵引着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在终极意义上来说,雁过留影,罗志田先生用‘再造文明’来概括他,凡事总总,不一而足,一言以蔽之,胡适,他来过。”最后,张宝明用毛子水为胡适写的墓志铭作为报告的结尾:“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欧阳哲生:胡适的北京情缘——一个新文化人在北京的生活史

欧阳哲生教授认为,在研究文人学者与北京史的关系时,以往个案研究主要偏于作家,而对学者型的文人明显关注不够。关于胡适与地域的关系,除了他的老家安徽给予较多的关注以外,其它地方似乎都不太在意胡适与它们的关系。胡适作为一个 “新文化人”,其生活常态与生活方式有什么特点,这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北京是胡适一生之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是他事业成长的关键地点,但现今对胡适在北京的生活与活动,仅仅只有一些随笔、报道加以介绍。欧阳哲生希望“着眼其小”,意在发掘胡适一些琐碎的生活细节,以展现他作为一个“新文化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

接着,欧阳哲生介绍了胡适在北京生活的情况。胡适在北京的日子可以分为四段:第一段从1910年7月3日到8月初,为参加选拔第二批庚款留美官费生考试在京迎考。第二段从1917年9月10日到1926年7月17日他被聘任为北大教授,期间他是新文化阵营的的主要代表。第三段从1930年11月30日到1937年6月18日,胡适再次回到北大并担任文学院院长,成为北大“中兴期”的主将。第四段从1946年7月29日到1948年12月15日,期间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每次奔赴北京都是怀抱理想与使命而来,而他最终离开北京却都是出于无奈和未竟悻悻而去1948年底他匆匆离开北京,与当时许多南撤的学人一样,几乎没有做离开北京的任何细微准备。

欧阳哲生首先介绍了胡适的衣食住行。衣食住行对于普通人,特别是一般老百姓来说,是他们生活的全部;而对于胡适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而言,物质生活不成为问题他才可能专注于自己的精神生活。胡适在北京多是租房,这可能跟他对时局动荡、居所难定的认识有关,同时也可能是因为北京的房租较为廉价。在他住过的房中,有三层楼的大洋房,也有黎元洪做大总统的时候曾经住过的东厂胡同1号。

胡适喜欢穿中服,在国内基本上不穿西装,也不穿中山装,出国的时候才穿西装。从衣服着装来看,他丝毫没有西方的味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学者。

关于胡适的应酬。胡适在五四前后几乎吃遍京城各大知名饭店、餐馆。东兴楼是民国初年北京“八大楼”之首,胡适常常在此楼宴客或聚餐,这里也是五四时期胡适与中外学者聚餐宴饮的主要场所。中央公园是胡适常去散步游览之所,胡适也常在这里的餐馆与朋友宴饮。胡适喜欢光顾的另一类餐馆是一批带“春”字的饭店。胡适所吃的饭馆口味不一,南北皆有,说明他交际甚广、鱼龙混杂。胡适结交的外国友人甚多,故常常去一些洋味的饭馆、饭店。

关于胡适的行路。据石原皋回忆:“胡适住在钟鼓寺和陟山门时是自备人力车,雇人拉。自从搬到米粮库后,房子大了,客人多了,主要是经济富裕了,他就丢了那辆陈旧的人力车,购买了汽车。”在1933年12月29日,胡适买了一辆汽车,是福特V型八缸豪华型的,花了美金1090元,在当时的京城各大高校的教授中,可能是绝无仅有。

欧阳哲生其次介绍了胡适的业余娱乐和运动。胡适重视闲暇时间的利用,他的娱乐活动有:洗浴、打球、去公园散步、爬山游览、看戏、打牌。在胡适日记中,常常留有“洗浴”的记载,而且经常是去最高档的澡堂。胡适健身的主要方式之一的打球,包括台球、地球、高尔夫球,是他与朋友消遣的一种活动。胡适早在上海求学时期,就养成了看戏的习惯,来京后第一次看的戏是梅兰芳的《玉堂春》。胡适也是戏剧改革的提倡者,1918年10月15日发表过《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造》一文,因此,每当新剧上演,他常出面捧场。他也曾与外国友人一起看外国戏。胡适有时也观看本国上演的新戏或电影,但是大多点评不佳。

江冬秀

关于胡适的打牌。胡适太太江冬秀别无它好,在牌桌上算是一个行家里手。胡适说不上爱好麻将,但在家里三缺一时,陪夫人玩上几局也是常有的事。这个情形维持到1930年,胡适打牌多是被动的被拉入的。

再次,欧阳哲生介绍了胡适购书和藏书的情况。胡适的不动产也许就是他的藏书,如果估衡他的家产,可能藏书最有价值。北京书业发达,胡适嗜书如命,购书的记录时常出现在他的日记中。胡适去过的购书的地方有琉璃厂、厂甸、火神庙书市、劝业场等等。胡适的藏书目录一共有四大册,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普通图书,另一部分是线装图书。普通图书编号从1到2949,相当一部分为个人、机构赠送,或为胡适参加各类活动的公务用书,真正是他自己购买的很少,从赠书数量之多可以看出胡适在学界地位之尊、结交之广。因为是赠书,故书类繁杂,说不上什么系统。线装书从编号2950到5941,除了少数民国版的线装书是朋友所赠外,绝大部分都是胡适自购,其中以清版古籍居多,线装书的内容按传统的分类有经、史、子、集这几大类。胡适购书一般来说都是为了他的研究使用。

报告的最后,欧阳哲生总结道:“胡适的一生七十一年的生涯中,北京是他累计生活时间最长的城市,他这一生中最重要的创作时光都在这里度过。胡适在各地生活的经验给他带来的影响因素不同。上海赋予他细腻、精致、灵巧的个性,安徽造就他实干、勤勉、精明的一面,北京涵养他的包容、厚重、大气。1930年代京沪两地有所谓‘京派’和‘海派’”之争,胡适未置一词,也许在他内心世界里,他就不想将自己归属于京派与海派的某一方。胡适的文化世界可以说是一个多重地缘因素的结合体。”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1
    18
    收藏
    我要举报
    评论0
    发表
    加载中

            扫码下载澎湃新闻客户端

            沪ICP备14003370号

            沪公网安备31010602000299号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2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