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明、欧阳哲生：北京与《新青年》对胡适意味着什么

12月17—18日，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胡适研究会、香港珠海学院文学院和台北胡适纪念馆联合主办的“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办，本次研讨会分为“胡适与中国新文化”、“胡适思想与中国现代教育”、“胡适与现代中国现代思想研究”、“胡适与现代历史人物研究”、“胡适与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等主题论坛，共有80余位海内外学者参会，会议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主持。河南大学张宝明教授的主题报告从读者、作者、编者三个维度解读胡适与《新青年》的关系，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则从胡适在北京的日常生活入手，以期展现他作为一个“新文化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现将这两篇主题报告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张宝明：读者、作者、编者——三重维度下的胡适与《新青年》

张宝明教授在报告开始时说：“胡适与《新青年》的关系有说不尽的话题。我们将从以他作为读者、作者和编者多种角度来看他与《新青年》的关系。他对《新青年》更多的投入是一种精神状态，他们共同打造了一个金字品牌。《新青年》之于胡适，就像自己亲手养的孩子、亲手栽种的树一样。”

张宝明接着介绍，胡适进北大时26岁，在《新青年》上发了文章，做了专题教师，地位不可小觑，他在出人头地的人中也是凤毛麟角的。1906年，只有15岁的胡适就在上海公学，与同校的精英们创办了一个同样性质的杂志《竞业旬报》，从这份报纸后来一系列的文章看，足以说明胡适的眼光、胡适的出类拔萃以及他咄咄逼人的气势，这些都是胡适的经历。再者，1914年在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杂志上，他已经崭露头角，佐证了自己的实力。胡适在《甲寅》杂志上尽管只写了只言片语，但是这就入了章士钊的法眼，同时也引起了当时在主编《甲寅》杂志的陈独秀的注意，创办了《新青年》以后，他又通过汪孟邹先生（胡适的老乡）与胡适联系，说“吾兄文字，尤大旱之望云霓”等等，说明了《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对胡适的重视程度。

张宝明接下来从读者、作者、编者这三个维度解读胡适与《新青年》的关系。首先是作为读者的胡适。《新青年》在创刊初期，陈独秀先到亚东图书馆，他拍着胸脯说给我十年功夫，全国思想都改变，但亚东图书馆不愿意跟他办；后来他到了群益书社，又说了这些话，最终感动了群益书社。在接触办事机构之后，陈独秀开始了筹资计划，同时也在招揽人才，他通过汪孟邹找到了胡适，向胡适介绍了这个刊物。胡适看了之后，给他写一些信，指出一些问题，同时也给他一些赞扬。陈独秀每次只要读到胡适的文章，哪怕是自己再忙，他也会亲自把这些反馈发在《新青年》上，一来提升自己杂志的品位，二来也是为了提高自信。陈独秀本来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是个有能耐的人，但是在《新青年》创刊初期，他尤其需要有这种能耐的人，需要抱团取暖，哪怕胡适不写文章，只给他只言片语的飞鸿传书，给他一些鼓励和自信，他就非常高兴了。

其次是作为作者的胡适。通过汪孟邹，陈独秀给胡适写过这样一封信：“编译之事，尚待足下为柱石，月费至少可有百元”，“《青年》、《甲寅》均求足下为文。足下回国必甚忙迫，事畜之资可勿顾虑，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张宝明认为从这段文字里面可以看出陈独秀对胡适的重视，以及完全不拿对方当外人的态度。这种和盘托出，暴露了陈独秀的苦心：“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他对在美国的胡适可以说是有求必应；在精神上大有一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只要为我所用的腔调；“恃在神交颇契”，乃是多年以文会友资本的流露，也是老乡见老乡的仗义之情。所以胡适看到这个，正在犹豫之时很感动，他在日记中写道：“此身非我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在陈独秀看来，不能没有胡适；而在胡适看来，陈独秀的千呼万唤，为他到北大工作、参与新青年撰写、编辑工作等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于是他就毅然回国了。

再次是作为编者的胡适。张宝明介绍说，当时很多读者都是看重胡适的，很多编辑部的栏目都是胡适创立的。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坚持要谈政治，胡适说我不谈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我们要从思想文化上，用二十年给中国打下一个基础，在这里陈独秀做了很大的让步。1921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留在北京还是去上海广州这个问题上一直拿捏不定，作为编者的胡适为《新青年》付出了汗水，对于用精神打造的这一块金字招牌，他们是都不愿意舍弃的。所以胡适虽然嘴上跟鲁迅说不在乎这个金字招牌，但他是很在乎的。

综上，张宝明总结道：“我把浅显的事实摆在这里。作为读者，胡适最大程度的激励了《新青年》的创办；作为作者，胡适用他的文章开创了《新青年》一代的思想格局；作为编者，胡适引领并引路了中国20世纪现代思想的走向。因此，我们无法用读者、作者、编者三者关系来概括和总结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最后，我们把胡适的三者固化为一个词，就是青年的导师。我们看到，无论是作为读者，作者亦或是编者，胡适都在一个链条上牵引着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在终极意义上来说，雁过留影，罗志田先生用‘再造文明’来概括他，凡事总总，不一而足，一言以蔽之，胡适，他来过。”最后，张宝明用毛子水为胡适写的墓志铭作为报告的结尾：“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欧阳哲生：胡适的北京情缘——一个新文化人在北京的生活史

欧阳哲生教授认为，在研究文人学者与北京史的关系时，以往个案研究主要偏于作家，而对学者型的文人明显关注不够。关于胡适与地域的关系，除了他的老家安徽给予较多的关注以外，其它地方似乎都不太在意胡适与它们的关系。胡适作为一个 “新文化人”，其生活常态与生活方式有什么特点，这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北京是胡适一生之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城市，是他事业成长的关键地点，但现今对胡适在北京的生活与活动，仅仅只有一些随笔、报道加以介绍。欧阳哲生希望“着眼其小”，意在发掘胡适一些琐碎的生活细节，以展现他作为一个“新文化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

接着，欧阳哲生介绍了胡适在北京生活的情况。胡适在北京的日子可以分为四段：第一段从1910年7月3日到8月初，为参加选拔第二批庚款留美官费生考试在京迎考。第二段从1917年9月10日到1926年7月17日他被聘任为北大教授，期间他是新文化阵营的的主要代表。第三段从1930年11月30日到1937年6月18日，胡适再次回到北大并担任文学院院长，成为北大“中兴期”的主将。第四段从1946年7月29日到1948年12月15日，期间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每次奔赴北京都是怀抱理想与使命而来，而他最终离开北京却都是出于无奈和未竟悻悻而去1948年底他匆匆离开北京，与当时许多南撤的学人一样，几乎没有做离开北京的任何细微准备。

欧阳哲生首先介绍了胡适的衣食住行。衣食住行对于普通人，特别是一般老百姓来说，是他们生活的全部；而对于胡适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而言，物质生活不成为问题他才可能专注于自己的精神生活。胡适在北京多是租房，这可能跟他对时局动荡、居所难定的认识有关，同时也可能是因为北京的房租较为廉价。在他住过的房中，有三层楼的大洋房，也有黎元洪做大总统的时候曾经住过的东厂胡同1号。

胡适喜欢穿中服，在国内基本上不穿西装，也不穿中山装，出国的时候才穿西装。从衣服着装来看，他丝毫没有西方的味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学者。

关于胡适的应酬。胡适在五四前后几乎吃遍京城各大知名饭店、餐馆。东兴楼是民国初年北京“八大楼”之首，胡适常常在此楼宴客或聚餐，这里也是五四时期胡适与中外学者聚餐宴饮的主要场所。中央公园是胡适常去散步游览之所，胡适也常在这里的餐馆与朋友宴饮。胡适喜欢光顾的另一类餐馆是一批带“春”字的饭店。胡适所吃的饭馆口味不一，南北皆有，说明他交际甚广、鱼龙混杂。胡适结交的外国友人甚多，故常常去一些洋味的饭馆、饭店。

关于胡适的行路。据石原皋回忆：“胡适住在钟鼓寺和陟山门时是自备人力车，雇人拉。自从搬到米粮库后，房子大了，客人多了，主要是经济富裕了，他就丢了那辆陈旧的人力车，购买了汽车。”在1933年12月29日，胡适买了一辆汽车，是福特V型八缸豪华型的，花了美金1090元，在当时的京城各大高校的教授中，可能是绝无仅有。

欧阳哲生其次介绍了胡适的业余娱乐和运动。胡适重视闲暇时间的利用，他的娱乐活动有：洗浴、打球、去公园散步、爬山游览、看戏、打牌。在胡适日记中，常常留有“洗浴”的记载，而且经常是去最高档的澡堂。胡适健身的主要方式之一的打球，包括台球、地球、高尔夫球，是他与朋友消遣的一种活动。胡适早在上海求学时期，就养成了看戏的习惯，来京后第一次看的戏是梅兰芳的《玉堂春》。胡适也是戏剧改革的提倡者，1918年10月15日发表过《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造》一文，因此，每当新剧上演，他常出面捧场。他也曾与外国友人一起看外国戏。胡适有时也观看本国上演的新戏或电影，但是大多点评不佳。

关于胡适的打牌。胡适太太江冬秀别无它好，在牌桌上算是一个行家里手。胡适说不上爱好麻将，但在家里三缺一时，陪夫人玩上几局也是常有的事。这个情形维持到1930年，胡适打牌多是被动的被拉入的。

再次，欧阳哲生介绍了胡适购书和藏书的情况。胡适的不动产也许就是他的藏书，如果估衡他的家产，可能藏书最有价值。北京书业发达，胡适嗜书如命，购书的记录时常出现在他的日记中。胡适去过的购书的地方有琉璃厂、厂甸、火神庙书市、劝业场等等。胡适的藏书目录一共有四大册，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普通图书，另一部分是线装图书。普通图书编号从1到2949，相当一部分为个人、机构赠送，或为胡适参加各类活动的公务用书，真正是他自己购买的很少，从赠书数量之多可以看出胡适在学界地位之尊、结交之广。因为是赠书，故书类繁杂，说不上什么系统。线装书从编号2950到5941，除了少数民国版的线装书是朋友所赠外，绝大部分都是胡适自购，其中以清版古籍居多，线装书的内容按传统的分类有经、史、子、集这几大类。胡适购书一般来说都是为了他的研究使用。

报告的最后，欧阳哲生总结道：“胡适的一生七十一年的生涯中，北京是他累计生活时间最长的城市，他这一生中最重要的创作时光都在这里度过。胡适在各地生活的经验给他带来的影响因素不同。上海赋予他细腻、精致、灵巧的个性，安徽造就他实干、勤勉、精明的一面，北京涵养他的包容、厚重、大气。1930年代京沪两地有所谓‘京派’和‘海派’”之争，胡适未置一词，也许在他内心世界里，他就不想将自己归属于京派与海派的某一方。胡适的文化世界可以说是一个多重地缘因素的结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