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罐装空气”正在为空气划分阶层

北京持续一周的雾霾，终于在今天散了，上海又被污浊的空气笼罩了起来。环保主义者打出的“同呼吸，共命运”的煽情口号在这样的语境下似乎有着天然的感召力——不同省份、不同阶层的人都被纳入了无处可逃的“空气恐怖主义”之中。污染是一种蔑视边界的“溢出”，它具有实实在在的物质力量，它是贯通的、流动的、具有强大渗透性的，它连通了不同规模的空间——小到个人的身体，甚至一个细胞，大到一座城市、一个区域，乃至全球。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污染也在构筑着新的边界，甚至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在切割着人口，制造着危险的社会不公，它虽然蔑视边界，却同时生产着差异。从全球性的产业转移，到区域内的工业迁移，再到城市里各种新风系统对局部大气环境的改造，随着便携式、可穿戴空气净化设备的进一步普及，也许它还会加速人类的赛博格化，使我们从根本上分化为两个不同种群。当清洁的空气成为一种稀有资源而加入可以被私有化的行列，人类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在不正义的空间政治之下，我们真的能“同呼吸，共命运”吗？

空气恐怖主义对边界的蔑视

持续一周的重度污染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空气强大的自我显影能力，它从透明变得可见，从无味变得可闻，从不可言说变成了娱乐调侃的对象，甚至关于它的审美都由猎奇变得疲劳，一切都说明，空气污染正在从极端事件演变为常态。

然而在漫长的前现代时期，空气一直是一种潜在，甚至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都没有认识到它的存在。在德国哲学家、文化理论家彼得·斯洛特戴克看来，“现代性就是大气显形的过程”。从一战中的毒气战到纳粹集中营的毒气室，从工业烟雾到原子弹和核辐射，正是在20世纪这一系列的空气恐怖主义事件中，在对空气——这一生命的首要介质和基本前提——的暴力剥夺中，空气才从一种潜在变为显性，成为可再现、可说明、可生产的对象。人类在气体与辐射环境中栖居的现实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斯洛特戴克认为，从环境的角度看，恐怖主义取消了针对人的暴力与针对物的暴力之间的界限，它构成了一种新的暴力形式，打击的对象是人赖以生存的必要物质环境。在这一意义上，恐怖主义是在后军事时代对环境可毁灭性的探索，他制造了一种日常的恐惧，将人们置于一种随时准备反抗、却又无力反抗的状态中。

许多关于恐怖主义的研究都指出，传统战争与恐怖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具体威胁而后者则是无形的恐惧。它让你觉得危险无处不在，它打破了传统战争中威胁的固定地点和形态，任何看似安全的场所、物品和人都有可能是危险的来源，在这里，不再有根据过往经验可以清晰辨识的危险，自然也就不存在任何有效的防御手段。而作为一种空气恐怖主义的雾霾似乎更为可怕，它将一种可以辨识但却没有止境的危险加诸于人们身上，在空间上，人们没有逃脱的余地，而在时间上，它似乎也很难彻底终结，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空气恐怖主义带来了现代性的“空震”（airquake），它使得人类作为一个种群的生存境况在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层面上都发生了质变。在前现代时期，人类与空气的关系是自然和谐的，人类的存在是没有焦虑、不成问题的，这种存在方式可以被称为“在空气中存在”，或者在“适宜呼吸的环境中存在”；而经历了“空震”的人类开始为了日常栖居而焦虑，同时也陷入了现代性的恶性循环：当我们为了减轻焦虑而努力诉诸技术的时候，技术本身又带来了更多的焦虑。这似乎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流离失所，不是由于传统战争而失去了家园，而是被一种持续的恐惧驱逐出了天然的大气环境，被迫成为了寄居于空气调控空间（air-conditioned space）内的难民。

不正义的空间政治对空气边界的重构

空气显形的标志之一，是人们开始设计和管控局部的空气。如何在开阔地形上操纵局部的气体环境这一问题，最早在毒气战中被提出。而随着析气技术从军用到民用的推广，现代城市也开始出现了对空气污染区域（air contaminated zones）的管控。在最初的阶段，污染区空气消毒的最后一步叫做“换气”，有毒的气体会被释放到周围的大气中，直到污染区的空气质量恢复到安全标准。由于污染区的空气体积与周围开阔空间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所以人们一直认为，这样的直接排放没有问题。然而随着污染的加剧、技术的发展和环境意识的增强，这种方法被彻底扭转了，装有空气调节设备的封闭空间可以提供更优质的空气，而一般大气则因长期受到污染，变得无法呼吸，甚至可能慢性致死。

这很难不让我们想到雾霾中的城市，每个配有空气净化设备或新风系统的室内，都像是一个个储气仓，拥有相对独立的气体环境，甚至有特供高端俱乐部和国际学校的进口“罐装空气”，可以让一部分人在全城红色预警中呼吸到来自北美落基山脉的纯净空气。“订制局部空气”是空气污染带来的必然结果，它同时也揭示了关于空气污染的空间政治。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空气在挑战、侵越着现有边界的同时，“订制局部空气”的需求也在制造并固化着新的边界，不仅通过空间中的身体实践，也通过话语的建构。我们不再同呼吸，更无法共患难。

一直关注环境问题和工业灾难的人类学家Kim Fortun曾指出了一种从工业秩序中产生的意识形态，它在偏袒生产、产品、财产和边界的同时，系统地忽视跨边界的迁移和入侵，比如穿越工厂围栏的有毒排放物，或者侵入肺泡和神经系统的pm2.5微粒。这一现代性逻辑认为每件事物都应该遵照人类的意图，在规定的空间内，发挥规定的用途，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化工厂生产化工产品是为了供人消费、使用，而对于过程中释放出的有毒污染物，那些人们计划之外的副作用，人们则选择视而不见。总之，生产是被保护的，而污染则被严重地边缘化。

从这一角度讲，污染正是一种蔑视边界的“溢出”，它具有实实在在的物质力量，它是贯通的、流动的、具有强大渗透性的，它连通了不同规模的空间——小到个人的身体，甚至一个细胞，大到一座城市、一个区域，乃至全球。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污染也在构筑着新的边界，甚至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在切割着人口，制造着危险的阶级分化和社会不公，它虽然蔑视边界，却同时生产着差异。这样的差异和不公，也体现在不同的层面，从全球性的产业转移，到区域内的工业迁移，再到城市里各种新风系统对局部大气环境的改造，而随着便携式、可穿戴空气净化设备的进一步普及，也许它还会加速人类的赛博格化，使我们从根本上分化为两个不同种群。当清洁的空气成为一种稀有资源而加入可以被私有化的行列，人类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

就像刘慈欣在小说《赡养人类》中设想的那样，一个科技异常发达、贫富极端不均的高级文明，秉持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原则，在这一法则的保护下，99%的财富都集中到了一个人手中，包括土地、海洋和空气。剩下的20亿人，全部生活在完全密闭的住宅中，这些住宅本身就是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微型生态系统，而如果要走出这一个个胶囊公寓，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就需要先吞下一颗名为“空气售货机”的药丸，它可以监测人们吸入空气的量，然后在他们的银行账户上扣除相应的钱。

空气污染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存境况，它更提出了一种关于差异的政治，又或者，这种差异的政治一直存在，只是污染带来的生存威胁使它变得迫在眉睫。从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到雾霾来源究竟是工厂还是私家车的争论，有高档会所里吸着进口空气的富人，也有在城乡结合部靠烧煤过冬的底层，有对污染唯恐避之不及的中产，也有靠着滚滚浓烟维持生计的工人。区域的差异、阶级的差异、甚至个体的差异，纠缠在一起，在一片灰蒙蒙的穹顶之下，将所有矛盾都推向了极致。这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是赤裸裸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现在以一种集体慢性自杀的方式爆发出来，所有的参与者都成了受害者。

比雾霾本身更令人绝望的，恐怕是我们的应对它的策略。我们仍然在靠不断地筑起新的边界来保护自己，通过空间上、话语上的区隔来获得安全感。无论是雾霾，还是其他危机，最终都被内化为一套以经济管理为核心的自我管理技术，以越有钱就能争夺到越多的生存资源的方式给大家指出一条明路。共同的危机并没有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最直接、最日常、最肉性的联系，就是我们共同的脆弱。如果说雾霾还有一点积极的意义，那就是它可以提供一个思考更大问题的入口，或许能让我们突破全球性与本土性，普世性与特殊性这样既有的二元框架，去理解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一种新的关于差异与共性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