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层 | 流动九年：小城女性的都市叙事

原创 王迪瑶等 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 收录于话题#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 

作者 | 王迪瑶 吴思怡 林达 王睿涵 岩崎好子

指导老师 | 张慧瑜

人群拥挤的火车站出站口，人头攒动的地下铁，每一天都有无数人涌入这座城市——北京。2012年电视上响着《北京爱情故事》的片尾曲《北京，北京》的时候是这样，到了今天依然是。

岐山县火车站距离北京西站1257公里，坐普通快车大约需要15小时50分钟。2012年，云舒就是跨越这样的距离来到北京，和一年前已经来到北京打工的丈夫汇合的。从那时起，云舒和她的丈夫几乎一直留在北京。

云舒前不久才因为家事回了趟县城，因为买票晚了没抢到高铁，只好坐了普快卧铺。但其实她一般都不舍得选择卧铺，而是坐硬座。“以前坐硬座，十几个小时坐下来腿都肿了，现在坐高铁七个小时就能到”。

现在的生活，尤其是在北京的生活真的很方便，在北京挣得钱也多。初来乍到至今，已九年有余，时光没有给云舒的眼角添多少褶皱，也没有磨平现实的棱角，这便是往复流动的生命的故事。

变迁与安顿

十四年前的云舒还身处西北农村与县城的交接处，与丈夫一起经营一家小面馆。小县城当时还挺热闹，而且村子附近还有个远近闻名的小旅游景点。每逢节假日，周边城镇乡村的人就会来转悠转悠，也就带热了村县交接处的一众面馆。

面馆都是本地人开的，沿着近一公里的公路排布开来，一家挨着一家，每家门口都有老板娘或者女服务员向着来车招揽客人，好不热闹。大多数面馆都是自家平房改造的，在地图软件上基本都搜索不到。家家户户门外张贴着亮眼的大红色广告，食客进去后就能品尝到家常美味。

面馆里朴实的家常美味包裹着老板的细致和用心。由于面食基本上都是自己动手做的，所以云舒和丈夫每天早上五点就会起床准备食材，和面、发面、擀面、蒸馒头……豆浆油条、馒头、包子、擀面皮、饸烙、扯面、臊子面和炒菜米饭等无所不包，夫妻二人亲力亲为，一忙就没个停歇，天黑了才收摊休息。

但毕竟是在小县城，忙忙碌碌一年到头也没多少积蓄。小面馆请的帮手总是临时不干，流动性很强，所以事情基本上都是云舒和丈夫两个人在做。虽然生意还挺红火，但小面馆利润不高。“在老家赚点钱太不容易了”，云舒不禁感叹。

转机发生在2011年10月。

云舒丈夫的亲戚在铁路系统工作，给云舒丈夫介绍了个北京铁路公司职工食堂做饭的活儿。当时的县城已经有了劳动力外流的趋势，这与20世纪80年代全国上下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相呼应。

从乡村到城镇、从内陆到东南沿海，上世纪的后二十年开辟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长期大量人口迁移和流动局面，这段时期内流动人口数量从不足千万人激增到了2005年的1.47亿人。随着诸多鼓励迁移的政策陆续出台，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总量高达2.21亿（段成荣等，2019）。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2015年全国有2.47亿流动人口，流动人口主要集中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段成荣，2020）。

到2015年，小县城的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云舒也到北京快一年了。其实丈夫单位在2012年的时候就正好缺个人手，丈夫就让云舒到北京看看，希望能一起待在北京。但云舒当时放心不下两个还没高考的孩子。女儿在念高二，儿子在念高一，虽然开面馆的时候云舒和丈夫都没工夫管孩子们的学业，但快高考了还是得抓一抓。于是云舒只在北京短暂停留了一段时间，就又回到了家乡。2014年6月，两个孩子都高考结束了，已经四十出头的云舒终于放下了心头重担，准备收拾收拾前往北京了。

到了北京，因为有丈夫的介绍，云舒就直接到丈夫单位帮忙了。虽然当时云舒也想过多看看其他工作权衡一下，但如果不和丈夫在一个地方工作的话，他们将面临着分居或是在外租房的问题。再加上两个人在一起方便相互照顾，云舒就留在了丈夫的单位，一起住在单位的公房里。公房其实就和铁路公司的员工食堂在一块儿，分别是一套房子的卧室与客厅，房子所在的写字楼紧挨着北京西站。公房比较干净宽敞，客厅摆放了五六排餐桌，平时包管办公室里五十多号人的饭；除厨房和卧室之外，还有个会客厅，休息日的时候住在公房里的员工可以自由使用。

图：职工食堂

每逢工作日，云舒就在一座写字楼里的18层和26层中上上下下，在楼上办公室打扫打扫卫生，在楼下食堂做点帮厨，基本上不离开大楼。云舒每天最多工作六个小时，一周工作五天，她觉得还挺轻松的。虽然在北京的生活标准下她挣得不算多，但比起家乡可是好太多了。而且云舒对自己的工作条件很满足，因为公司管吃管住，而且虽然自己不算是正式员工，但是福利照样发放，就像上回给正式员工发鞋子时她也有份。

到了周末，云舒就会四处转转。公司为了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偶尔会组织大家一起出去玩，云舒就跟着公司里的小姑娘们一起，有时是竞走，有时是学习茶艺。不过重点似乎不在于去哪儿，而是在于和同事们相处。在老家，云舒就跟同龄农村妇女拉拉家常，说地里的收成，说孩子和老人的事儿。但到了北京，小姑娘们会讲新鲜见闻，聊自己在什么地方看到了什么好看的、好玩的、好吃的等等。云舒觉得跟年轻人在一起，自己不仅长了见识，而且心态似乎也变得年轻了不少，“跟姑娘们在一块没什么烦恼”。

除了公司组织的活动，云舒周末就经常去单位公房附近的莲花池公园跟丈夫散步、打乒乓球。因为单位每年都会给职工都发“公园一卡通”，所以云舒和丈夫带着卡可以免费进入北京所有需要门票的公园。其实公司还发了京津冀一卡通，但云舒觉得没什么用，毕竟平时也不出北京，更何况自己一年里唯一一次出京的机会就是过年返乡。

与周身快节奏的生活截然不同，云舒在北京的日子如同细水长流，她以自己的方式享受着生活。

亲近与疏离

每一个从外地来到北京的人都会对这个城市有着许多想象，云舒也不例外。在北京打工的生活给了她一种久违的安全感，不用担心赔钱，甚至工作也轻松了很多。但是，北京的生活也不是想象中的那样丰满，那么充实。

云舒说，以往对北京的印象来自电影、电视剧的场景。影像作品里的北京是由长城、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和饱含着现代性的玻璃幕墙、高楼大厦所构成，连接这些建筑的是宽敞干净的沥青车道，生活在这里的是身穿西装、干练优雅的白领。

2012年，丈夫已经在北京呆了好几个月了，云舒抱着去溜达溜达的想法第一次来到北京时，觉得北京的一切好稀奇，就像是在电影里面上演的颐和园里的十里长青，与自己眼前看见的一模一样；第一次去故宫时，觉得和电视剧里毫无区别，云舒寻找演员留下的足迹，体会着想象中的北京生活。

现在的云舒说起那时的事情时，不止一次的说到现在觉得没什么，来了之后看惯了也觉得没什么。云舒喜欢这个干净便捷、治安良好，连厕所都比别的地方多的城市，但是这并不是她的日常主要接触到的都市生活。

云舒的闲暇时光大多与丈夫去逛逛公园、打打乒乓球，看看别人唱唱歌跳跳舞，自己从来没有参与进去过。与同事们一起去旅游也只是不用花钱的一天甚至只有半天的党团活动。她觉得和同事们的交往都只是一番客套话，不会去深交、更不可能交心。与同事们的关系也仅仅停留在平时上班时见面相互打一声招呼，或者是有活动能一起聊聊天，出去旅游也只是一块儿聊聊工作上的事和外边发生的新鲜事。或者星期天、星期六的时候，同事打电话打个电话取快递之类的事情，她可以去帮帮忙。所有的家事与心事都只是和丈夫一起出去出门溜达的时候相互说一说，和其他的所有人都不说自己心中真实的想法。

在这种意义上，她觉得家乡的朋友比在北京的同事就要亲近许多。大家都说着本地的方言，不用费心怎么表达自己的意思，生活方式也更一致，朋友们能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明白彼此的想法。大家聊天的时候能够说说掏心窝子的话，谁家有什么事或者自己家有什么事都可以相互倾诉。

然而，就是即使是曾经如此交好的朋友们也逐渐疏远了，小县城的朋友们各自去了不同的城市打工，大家的节假日时间并不固定，她自己有空的时候可能别人正在上班，回到家乡的时间也很难一致，几乎不可能再相互遇见。

在家乡县城的时候好像事情很少，碰到朋友闲聊的时间就能够多一点，在这里，每个人都在快节奏地生活，根本没有为和朋友相处留下打个电话闲聊的时间，就只有说事情的时候聊那么几句，没事儿了就是或者是给彼此的朋友圈点个赞或者回复一下。曾经相互之间好像永远都说不完的话消失了，现在朋友相见也只是匆匆忙忙地打个招呼，就各自奔波了。

长此以往，她和她的那些好友现在就几乎只是就在微信群里零零碎碎地聊几句，相互之间基本顾不上打微信电话维持曾经的友谊了，云舒说：“生活把大家都逼得太窘迫了”。

云舒就是这样把自己的生活和北京总是展现的繁华生活相疏离的，她不习惯北京的饮食，觉得米饭怎么也比不过家乡的面。她逛商场，但是除了生活必需品外不会花一点钱。她有不少常去的公园，但几乎不去景点游玩自费旅游。

在北京的云舒，几乎斩断了所有的社交关系，把自己的一切关心都放在了丈夫以及远在老家的儿女与父母身上。云舒把除了工作之外的生活要求全部都降到了最低，与在北京的白开水一般平淡的生活相反，云舒与家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她和子女每天都会打微信电话，和父母也至少每周联系一次，家庭毫无疑问是生活的中心，在异乡的辛苦劳作和随之与朋友们的渐行渐远现，这些煎熬和惋惜在那份想让家庭变得更好的盼望面前都变得无关紧要了——家庭第一。

收缩与牵挂

没有老家的姐儿们一起唠家常，也没有在京拓展好友圈，云舒的生活像一张慢慢收缩的网，愈发朝着家庭内部集中。她和丈夫、儿子和女儿虽分处于北京、西安两地，但靠着一两天一次的语音和视频通话，却愈发紧密地缠绕在一起。

首都的五光十色很少被织进这张网。

她的日常休闲活动大多限于一些免费的项目。植物园、香山、颐和园、天坛、莲花池……手握单位发放的免费游览卡，云舒能报出一长串常去的公园，但却很少去周边的景点游玩，仅有的几次出行是一年一次的单位团建活动，原因是旅游费钱：“要是自个儿出钱的话，说实话，我不愿意，吃呀，路费呀，太贵了。”

上一次自费旅游是在2017年，她和丈夫坐丈夫同学一家的车，一同去北戴河玩了两天，风景很美，玩得也开心，但想到两个人两天内花了快一千元，她心疼不已，想着下次再不去了。

她也会去逛商场，但多数时候都是只看不买。她爱看那些漂亮的衣服，但上有老下有小，早已过了可以为了自己的漂亮而冲动消费的年纪，挣来的钱早已根据需要被划分成几份，有生活必需的，有留给孩子的，但奢侈消费不包括在内，“追求美的时候要衡量衣服的价格，也要考虑生活，要是盲目购买的话，就有点奢侈了”。

要买衣服的话，云舒基本上只会去位于木墀园的北京百荣世贸商城。那是个建筑面积达70万平方米、共分八层的超大型批发市场，相比别处更容易淘到便宜的衣服。在那些一件衣服动辄成千上万元的商场中消费，对她来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她到现在还记得几年前在翠微百货看上的一件大衣，打完折后还要2800元。对她来说，就算是800元的零头她也不舍得花在这么一件衣服上。

云舒还记得刚来北京城时那份最朴素的新奇与欢喜，但九年过去，她似乎没有更深地触碰到想象中的北京生活，过高的物价横亘在她与北京之间，成为她融入北京生活的障碍。在和老家岐山县比较时，北京的物价愈发高得明显，老家超市花三十多块钱可以买下的商品，在北京买随随便便就过了百。因此，在北京挣钱，回到老家再花，成为她眼中最实惠的选择。

更多的时候，她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于外在的打扮与物质的舒适，而是这些年来攒下来的存款。花出去的每一分钱，似乎都要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在北京，食宿都由单位提供，她一个月也花不了多少钱，一个月和丈夫能攒下一万元左右，但她还觉得攒得少了。有时一件衣服她可以穿上好几年，她今年夏天穿的衣服，还是2019年在老家买的。

攒钱，对她来说，除了有养老的考虑，更多是为了儿子和女儿。大都市的璀璨华丽常常是付费的，代价是离家千里的辛苦谋生。在作打算时，位于西安的那根弦——家庭网络另一端的儿女始终牵动着她的心。

“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孩子，老人都排边了。”云舒坦言道。

云舒曾在2012年3月份短暂地来北京陪丈夫呆了一周，而后便赶回家照顾一双儿女，等到女儿和儿子分别结束高考，2014年12月底她才正式踏上了赴京务工之途。儿子大专毕业后，曾到北京工作了三年多，和父母互相照应，直到2020年发生疫情，加之在北京生活不习惯，他才回到陕西，目前在西安一家4S店从事汽车配件工作。女儿也在西安工作，姐弟俩一块住。这让云舒相对放心一些，但毕竟子女不在身边，她也会在看到路面塌方的新闻后，在电话中细细叮嘱儿女“晚上别出门”“走路要小心”等小事。

像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母亲一样，当子女到了一定的年纪，云舒将子女的婚姻视为眼前最紧要的事。

相比于儿子，女儿相对省心，因为女儿“考虑得比我们都周到”，所以父母充分尊重女儿的意见。谈起女儿，云舒的语气显得更为轻松：“她说她要找门当户对的，和我们的现状差不多的就行，不要过高的，也不要太差的。”在这一点上，母女俩达成了共识。

女儿和现在的男友交往了一年，今年五一期间，双方家长第一次见面。对这次见面，云舒并不是特别满意。

按照岐山县的习俗，双方初次见面时，男方要送女方见面礼，但女儿的男友来自河南，男方家乡没有类似的习惯，加之女儿做主，主张“第一次见面不用提什么见面礼”，因此男方并未有所表示。这在云舒看来“不太合理”。她对男方的评价比较一般，觉得交往一年时还是太短，还需要继续观察。但总体上，她和丈夫还是遵从女儿的看法：“我的态度就是孩子同意我们不拆，也不提什么意见。”

而儿子的婚事则是常常萦绕在她心头的一件麻烦事。

她粗略地算了算，儿子结婚的彩礼钱要十多万，车子、房子的首付相加起码也需要六七十万，这笔不小的数目沉沉地压在夫妻俩的身上。三年前，云舒和丈夫刚刚在岐山县城买了套一百多平方的房子。原先，他们也打算为儿子在县城买房，但在外出打工的这些年里，他们发现“别人家孩子都在外边买房，大人给交个首付”，因此他们也把目光放得远了些，也想“加把劲”，在每平方一万五的西安为儿子购置一套房。

除了钱的问题，更让云舒发愁的是儿子至今还没找到对象。虽然24岁的年纪还很年轻，云舒也知道大城市中三十来岁没结婚的青年一抓一大把，但农村总归不比城市：“城里边三十岁结婚也不算大，但放在农村就不一样了，找媳妇就不好找了，人家就说这么大了说不定有什么毛病。”

闲暇时间里，云舒会刷刷抖音短视频，她在抖音上特别关注了一位岐山县红娘。这位红娘原本是卖擀面皮的，目前在抖音上边带货边为岐山县及附近城镇的青年男女牵线搭桥，现有1.3万粉丝。在开播前，红娘会在直播预告短视频中简短地介绍相亲者的情况，包括年龄、身高体重、学历、工作等等，有意者可进入直播间，告知自家孩子的情况，双方若希望进一步交流，则可在红娘介绍下互换联系方式。云舒观察到，相亲者以男生居多。

图：云舒关注的岐山红娘

“女孩特别少又特别挑。”云舒连连道，“现在媳妇真是不好找，真是不好找。”

家中有女儿，她明白女孩一旦到了二十七八岁，便不像二十出头那样单纯不谙世事，会自然而然地在择偶时综合考虑各种现实情况，对男方的学历、工作和家境都有要求，“不可能说看到这个小伙子特别帅气就可以了”，因而“男孩子结婚要趁早”。

由于这些现实条件的存在，在男多女少的相亲市场上，云舒的儿子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被动。前一次为儿子介绍对象，她向对方如实一一报上身高、体重、工作单位和学历，但一听到儿子是大专毕业，对方便回绝了：“起码要一本，普通本科也不行。”

因此，她和丈夫在网络这端辛勤忙碌，也是为让网络那端的儿女多一分生活的底气，多一点选择的余地。

飘泊与回望

云舒带着希望和憧憬来到这里，来到这个人人向往的现代化摩登都市。改革开放的余波仍然在整片疆土上回荡，对于现代化的憧憬也仍然在经济建设的征程中飘扬。

云舒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了北京，但在追寻被建构出的北京神话的过程中，云舒找寻到的却是这样的悖反与幻灭：快速的经济发展诺许了高额的回报，但云舒也同时得到了高额而难以承受的物价；紧密的城市生活诺许了丰富的团体活动，但云舒也同时不得不仿佛局外人一般无法改变自己的疏离感；发达的交通网络诺许了便利的流动，但云舒也同时在偌大的北京城中和儿女天各一方。如果说城市代表了一种现代的生活的话，那么这种生活对于云舒而言更多是意味着疏离和孤独，而非充实与惬意。

既然在这里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生活，云舒就借助于现代传播技术过上了折叠在都城之上的独属于自己而几乎无关于北京城的生活。

“我觉得来了这么长时间我还觉得自己好像不属于这儿，就是我们这个年纪还是恋家，时间长了就觉得自己家里边什么都好。”云舒看了一眼在一旁的丈夫，这样说道。

云舒和丈夫现在每天就盼望着可以早日攒够钱回家，和家人们团聚。来北京努力赚钱并且省吃俭用，攒够了钱再回归家乡，这似乎是许许多多外来打工者的计划和路径。来到北京并不意味着开启新的篇章，度过的每日都是归家的倒计时。他们以日复一日的早出晚归、辛勤劳作赚的一砖一瓦，为的是有朝一日在故乡筑起更好的家。

流动九年，云舒在变迁与疏离间逐渐安顿了下来，只不过她与北京城始终隔着一层厚障壁。九年的时光磨去了原初的希望与憧憬，也打磨出了眼角的一丝苦涩。而这苦涩，也是尘世间光阴蹉跎和辛劳酸苦所沉积的生命的结晶，只不过，或许于一座都市，一个时代而言，这苦涩的结晶终归不过只是一粒尘罢了。

参考文献

[1] 段成荣,赵畅,吕利丹.中国流动人口流入地分布变动特征(2000—2015)[J].人口与经济,2020(01):89-99.

[2] 段成荣,谢东虹,吕利丹.中国人口的迁移转变[J].人口研究,2019,43(02):12-20.

本文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1年《影视文化与批评》作业，写作主题“新的世界 · 新的未来”，获得“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优秀作品”。

原标题：《在基层 | 流动九年：小城女性的都市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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