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情深︱陈毓贤：在波士顿争取平权

我十多年在波士顿市中心做事，早晨乘地铁从康桥到达公园站，爬楼梯走出地面，仰头就见公理会教堂矗入云端的白塔尖，身后是连绵草地，点缀着青铜像和喷水池，往左边一望，即看到麻州民议会大厦宏伟的金穹顶，心头总掠过一丝甜意——这是哲学家爱默生、诗人狄金森 、小说家奥尔科特与詹姆斯、历史学者阿当斯等的波士顿，亦是我的波士顿。

《亨利·阿当斯的教育》是我最喜爱的自传之一，出自麻州政治世家的他，开头第一句道：“我生在麻州民议会大厦的阴影下……”他的曾祖是美国第二任总统，祖父是第六任总统，父亲是驻英国大使。然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波士顿，已不是爱默生、狄金森、奥尔科特、詹姆斯和阿当斯的波士顿，开国革命发源地的风光不再。波士顿地理位置本来就偏隅一方，随着美国中部开发，波士顿腹地的农业和森林业竞争力丧失殆尽，商埠龙头的地位早拱手给纽约，制造业迁往南方没有工会的地方，只剩下吃老本的金融机构和学府；七十年代它有许多贫民窟，面临最大的危机是“校车风波”引发的种族对峙。

麻州算是很开明的地方：黑人大半做粗工或帮佣，但也有医生、律师、警察、工匠。我第一次醒悟到南北内战解放黑奴一百多年后，美国白人与黑人之间的鸿沟仍那么深，是到华府游玩，在国会参议院餐厅里，抬头猛然发现侍者竟都是黑人，而坐着用膳的都是白人。麻州的黑人集中在波士顿，城里有黑人区，但此不足为怪，因为也有清一色爱尔兰族裔的社区，意大利族裔的社区，犹太族裔的社区。一般来说，金融和高等教育是英德族裔（所谓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天下；医生和律师犹太人居多，警察几乎都是爱尔兰人，匠工是意大利人。当时华人不多，老华侨开餐馆，台湾和香港来读书留下来的主要从事工程，可是多住郊区。直到七十年代中段，波士顿各族裔虽暗中角逐，但大致相安无事。

美国的公立学校是归各地方选出的校务委员会管的，经费主要靠当地的房地税，只有一小部分依赖联邦和州政府补助，学生一般就读离家最近步行得到的学校。这造成富裕的校区资源充足，设备和师资优良，而贫穷的校区捉襟见肘；最不公平的是大城市同一个校区里，资源都倾向白人社区的学校，而黑人的学校最烂。开明的麻州民议会1965年响应黑人团体的诉求，通过了民权法，要求各校区里各校种族均衡，但没有具体的执行法规。1972年黑人团体依法起诉波士顿校务委员会，法官下命波士顿市内任何公立学校若非白人过半，都须把学生分散。因波士顿大多数社区族裔分明，要把非白人（主要是黑人）分散，只好强制把学生用校车越过社区互送。

命令下来全市哗然，爱尔兰族裔和意大利族裔反对最激烈，他们大多属于中下阶层，就业常和黑人竞争，最不易和黑人相处，认为黑人的孩子素质差，不配和自己的儿女一起上课。他们想：做这些决定的盎格鲁-撒克逊州议员和法官，都住郊区，而且有钱，可以把孩子送往私立学校，却把我们宰了。于是他们抗议、游行示威反抗，政府只好动用军警制约，街斗时有所闻，死伤了数十人。反抗无效，导致许多白人愤怒地迁往郊区，十五年间波士顿公立学校的学生几乎减半，剩下的只有一成半是白人。这部戏在美国凡有黑人聚居的大小城市相继演出，波士顿却演得最激烈。

后来波士顿的经济靠高科技和先进医疗业复苏，而且与其他美国大城市一样，人口构造亦因大量拉丁族裔和亚洲人移民迁进而转变，还有不少在郊区成长的年轻人入住——他们觉得还是城市好，胸怀亦比较宽阔，不以与黑人毗邻为忤。波士顿市面又一片繁荣。这绝对是当年意想不到的。

我原先对黑人和白人摩擦的了解，主要来自一本小说To Kill a Mocking Bird（杀死一只知更鸟)。此书从一个小女孩的视角，讲一位黑人怎样受冤枉被处死。我虽然同情黑人，站在他们的一边，然而波士顿各族裔的人对我这亚洲人都相当友善，让我有超然于外之感，直到有一次和上司一起到中部底特律城开会，才切身体会他们被歧视的辛酸。我们一行人从机场到达旅馆大堂，柜台说找不到我们订房的记录。“对不起，旅馆客满了。你们可以到这个地址试试。”我们是个别订房的，记录怎可能那么巧全都丢了？我大声地质问。同事们则劝我不要白费口舌，淡定地叫了计程车按地址住进一家小旅馆。原来从各地来与会的黑人全受到同样的待遇，我和他们在一起也不能豁免。

我在州政府的职责是鼓励非白人利用政府资源，帮助他们投标州政府工程，针对他们的需要组织座谈会。我依然写作技痒，这期间写了两本州政府印刷的赠品：《怎样和州政府打交道》和《中小企业创业须知》。

一位名为阿历克士的牙买加人和我共享一间办公室，他耶鲁大学法学院刚毕业，长得高大，却有股很可爱故作老成的稚气，职责是审阅州政府的法律和条规，看哪里可改得对弱势族群更有利，和我无话不谈。我常常上班前躺在床上冥想：在美国做个黑人会有什么遭遇？无论自己多么成功，总被人投以异样的眼光，只有在熟朋友之中才能安心。最可怜是十来岁的孩子，这年龄自尊心本来就非常脆弱，很容易把他人的疑心“内化”（internalize），认为自己真的蠢，令人憎恶，没出息。

石油危机令美国经济低迷多年，失业率一度接近百分之十，同时物价高涨，美国人这时已把二战后的繁荣视为常态，非常震惊。联邦政府拨出款来制造些为期六个月的工作，聘任有家室的人，以缓解他们的困境；有几位中年白人安插在我们的部门，找事给他们做便落到阿历克士和我的头上，蛮费脑筋的，我们也晓得他们要听一个黑人或一个东方女子指挥，会感到很委屈，小心翼翼尽量不伤害他们的自尊心。

这时办公室也来了几个大学实习生。有一个黑小子每周末都和朋友一起组织活动。有一回他租了一艘渡轮，预备在波士顿海港上开舞会。我开玩笑问他：“我可以参加吗？”他误以为真，想了一想，说：“中年人也欢迎。”这是我第一次觉悟自己在年轻人眼中，已成了个慈眼善目的中年妇人。另有个家里富裕的华裔女学生，嫌在我们部门作短工的一位失业汉啰嗦，私下问我：“某某已经五十多岁，干嘛还要工作？”我啼笑皆非，真想给她当头棒喝。“温蒂，他有五个孩子，不能饿肚子呀！”

黑人争取平权是相当成功的。奥巴马2008年当选总统，而且四年后获得连任，是个铁证。他的父母亲六十年代初在夏威夷结婚时，美国南方仍有许多州禁止黑人和白人通婚，如果通婚，是可以抓去坐牢的；白人强奸黑人，往往不受法律制裁，子孙有一丁点黑人血统，就只能当黑人；黑人不准用白人厕所，坐公共汽车也只能坐在后头，较好的行业都不考虑雇用黑人。然而黑人平权运动的成功也引起了强力反弹，许多白人认为这是精英份子与黑人联手强制加诸他们身上的措施，从而不信任甚至仇视联邦政府，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化；奥巴马当总统，许多人视为一种僭越，愤愤不平，百般抵制。

当然，美国社会分化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美国经济七十年代以后就没再恢复到二战结束后那种繁荣。人对自己处境的评价往往基于与别人的比较，不但和平辈友朋比较，也和父辈比较。现在美国对现状最不满的是四五十岁的白人，尤其是男人。因为他们与父辈比较，觉得自己的处境实在太差了；他们不能接受美国五六十年代独步世界的情形不是常态，直觉上认为是少数族裔以及妇女争权，颠覆了原有的秩序，毁了他们成长时的社会。

黑人争取平权惠及了所有的弱势族群，并且带动了第二波女权运动（第一波是二十世纪初妇女争取选举权）。对我个人来说，女权更为重要。作为亚洲人，我很少感到自己被歧视，而作为女人，所受的待遇则明显不同。更可恶的是，我把社会许多蔑视女性的态度“内化”了。

有趣的是，我第一次为待遇不公愤愤不平，是在州政府任职不久。我当时年薪约一万五千元，已觉得很阔了，因这是我五年前在哈佛当秘书的一倍。然而我得知手下一位白人员工薪酬比我高时，生气得发抖，径自冲入上司的办公室和他理论，但我一开口说明来意，马上深感莽撞，说不下去了，竟呜呜咽咽哭起来，我上司不知所措，有点像电影里的男主角，赶忙递纸巾给我抹泪，结果替我加了薪。

我争取平权得益于几位女朋友。一位是我以前上司的女友嘉萝，她从来没感到自己不如男人，风度迷人却不损她办事利落有效，轻声说话却能讲得铿锵有力，是我始终追求的楷模。思蕾斯特和我常共同研究女人在职场上怎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如不可以穿太高的高跟鞋，因为须大步走。那时很少女性主管，我们都穿宽肩短上衣和同料子的及膝裙子，白衬衫还带个像领带似的花结；大热天也要穿丝袜，觉得非如此不够庄重。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德夷。她在英国长大，父亲是曾在伦敦风光一时的戏剧家熊式一，给她起名为德夷，德化夷人的意思。熊式一那时长住香港，常到台湾看我干爹，听说我准备到美国念书，告诉我他幺女在康桥，促我和她联络。德夷和我一见如故，虽来自东西两半球，有许多相似的文化挣扎的经历。她是我认识的首位一人拥有两间睡房公寓的东方女子。她的朋友以英国人居多，无论男女都特别有个性；大家彬彬有礼，却又放浪形骸，以有怪癖为傲，最热门的话题似乎是他们的精神分析师最近如何如何。

德夷比我大数岁，会说带江西口音的普通话。我认识她之前，她母亲曾来美国和她住过一阵子，要替她觅华人夫婿，和杨联陞太太等教授夫人打牌物色人选，然而屡试未果。有一次已谈到婚嫁，男方带德夷见他母亲，那未来婆婆领着德夷看将来一起生活的房子，告诉德夷这大壁橱是她自己用的，那大壁橱是儿子的。德夷问：“那么，我呢？”她说：“你可以用楼梯底下那一个。”德夷告诉我最后那个男士约她同吃晚餐，德夷见他吃意大利面用汤羹，便知不成。诸如这样的事，我们可以笑个半天。

德夷是个牛津数学系硕士，在波士顿以设计电脑程序为业。那年头一般人事处的接待室分男女，她去谋职总要她和申请做电话接线员和做秘书的女士在一起听候。她常对我抱怨男同事和男上司对她不公平，而且她根本不喜欢她的工作，只苦于高薪工作不易找，只好屈就。那时嘉萝和思蕾斯特觉得做女人必须经济自主，已经决定回学校念法律，我对她说：“德夷，你必须拿个企管硕士才有较佳的选择。”她同意我的想法，但始终没有行动。有一天我听她抱怨听烦了，跑到麻省理工学院取了一份入学申请书。厉声对她说：“哪，没有藉口了！下星期就截期。你好好坐下来填，我明天就替你交！”她果然报了名修企管硕士，多年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做和她兴趣较近的工作。不久我自己也去修了个企管硕士。

我们都订阅刚创办的Ms. Magazine——这杂志鼓吹女人不要让人叫某小姐或某太太。已婚与否，干卿何事？我还一窝蜂参加各种“意识提高”（consciousness raising）聚会，轮流谈论自己被歧视的经历，其他人就表同情，或鼓励当事者反抗，大家慷慨激昂得很。多年后有朋友对我说：“我去过一次以后就不去了，都在骂自己的母亲。”现在回想也是：我们对生命中其他人往往不公。母亲那一辈女人吞声忍气逆来顺受，还想我们学她们的榜样，当然要声讨！我们不知道界限应设在哪里，只决意打破禁忌，一心一意解放自己；不少人为了证明自己解放了，不顾后果贸然离婚。比我年长的日本学者克雷格（Albert Craig）夫妇回忆说：“那时哈佛教授之间也刮着离婚风，有个晚会我们没去，有人问道克雷格夫妇怎么仍好好的，另一个人笑道：‘他们缺乏想象力！’”

那几年最流行的曲子是女歌手Carole King 的It's too late（实在太迟），是这样开头的：

我早上赖在床上，只因烦闷。

你我有些不对劲了，谁都看得出来。

有个人变了，也许两人已不在乎。

这明明是首主张“跟着感觉走”的分手歌。

七十年代女权运动的成果之一，是女性改变了对自己生理的看法，不再事事感到难以启齿，以前连流汗都觉得不体面。Our Bodies, Our Selves（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这本书影响甚大。它是波士顿一个“意识提升会”的产物；与会者对女性身体提出了种种疑难问题，分头找答案合写这本书，很快便登上畅销榜；立场是女性的身体属于自己，没有什么该羞耻的，更不须以男人的眼光观看它。在这问题上，1973是个转折年：妇女争取到堕胎权，同年金恩（Billy Jean King）和日格司（Bobbie Riggs）的网球赛，更让女界扬眉吐气。日格司是位过气网球选手，他豪言任何女子都无法赢过他，结果在一场全国瞩目的球赛中，被前者打得一败涂地。从此，大众广告中的女子也改了观，不再个个穿高跟鞋头发梳得有条不紊，而以健全自然为号召。

女权运动改善了妇女的地位，却也留下许多后遗症：首先，提倡女性用各种权谋钻营提升自己的地位，无形中助长了男男女女自我膨胀的歪风。再者，女权运动对家庭制度恐怕有些不良的影响。在此之前，做丈夫的都觉得大男人须赚钱养家，做妻子的无论怎么吃亏都全力维持婚姻，不然会受亲友的谴责。现在强调个人自由，彼此的责任心便减弱了。最吃亏的是孩子，尤其是中下阶层的孩子：单亲家庭经济条件若好，孩子还不至于愁衣食；经济条件不好，不但物质短缺，家长为生计日夜奔波，就没时间也没心情好好地照顾孩子。环境好，大人也易于替自己制造第二春或第三个机会；环境不好，处处捉襟见肘，回旋的余地自然有限。因此，平权运动固然消减了种族和性别间的分歧，阶级的分歧反而加剧了。

男女角色模糊了，关系便变得复杂。传统社会里男人注定做主角，女人注定做配角，剧情应如何发展，大家有共识。如今传统的剧本作废了，大家只好自编自导，而钱怎么分配，各种家务应谁担当，谁看孩子，对双方父母有什么责任，都可以闹得鸡犬不宁，往往演到中途戏便唱不下去。因没保证戏会演到头，演员更放不下心来全情投入。其实传统社会里，除非是一国之君或一族之长，普通人都惯于视自己为配角，都尽量配合被派任的角色；而现代人惯于视自己为主角，把别人都视为配角；人人要当主角，未免万事发生拉锯战。这是现代男女关系很难搞好的一个原因。

如今女人难做：职业和家庭难以兼顾。男人可以说更难做：又要维持传统男子汉与绅士的形象，又要扮演一些原本是女人的角色，还要和女人竞争。如今谁都不必靠谁养，不一定要传宗接代，养儿也不一定能防老，不少人干脆对恋情与婚姻采取有一事不如无一事的态度，宁愿过我行我素的生活，何苦来呢？然而台上究竟比台下有趣，双簧总比独角戏精彩，下台也有个伴。何况有子女毕竟是好的，是个对神奇的生命与其新陈代谢的接纳，对不可预测的未来的一种寄望；而要有子女，非男女结合不可。

我相信理想的男女关系像中国古代的太极图，阴阳平分，却不是截然两半，分界是条曲线，有一部分阴盛阳衰，有一部分阳盛阴衰，画起来却委实不易。

“爱情是一场美丽的误会”，这话不知是谁说的，朗诺和我婚后多多少少都发现对方不是原先心目中的人，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劣点，也有意想不到的优点。四十五年来跌跌撞撞，有几段日子纵使不和，但彼此已投入太多，不甘愿放弃，熬过来了。

德夷始终没结婚，数十年来有个我戏称为同她一样“病态似的诚实”的男友。嘉萝和思蕾斯特都离了婚，两人事后都感到遗憾。嘉萝成了她父亲的合伙律师，思蕾斯特迁到南方一个小城自己开业。我有一次去探望她，见她业务不理想，有些内疚。她是个很能干的人，但没有如我那么幸运，处处遇到贵人，并且受到平权政策特殊的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