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没读这本书，也许就没有真的看懂纪录片《人生七年》

57年前，1964年5月5日，《人生七年》系列纪录片的第一集《7up》播出。

节目跟拍14个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7岁孩子。他们有的来自精英阶层，7岁就读《金融时报》；有的则来自中产家庭；有的出身孤儿院；有的父母都是劳工。之后每隔七年，导演艾普特都会拍摄一次，了解他们的生活、询问他们对现状的看法和未来的规划。直至2019年，最后一季的《人生七年》（63 UP）播出。

随着一集又一集纪录片的更新，我们看到：

精英阶层的孩子几乎准确“预言”了自己的人生。进入私立中学，再进入顶尖大学，毕业后，从政或成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再继续给他们的孩子最好的教育。

中产阶级的孩子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迷茫徘徊，寻找人生意义。小时候最为天真可爱的尼尔在21岁从大学辍学，一度流浪，经历了较大的人生起伏。

工人阶级的托尼、福利院的保罗和西蒙没能上大学，继续从事父辈所从事的“蓝领”工作。3个平民阶层的女孩也都没念大学，早早嫁给同一阶层的男人，然后生子。

只有来自农村的尼克跨越了阶层，他考上牛津大学，去了美国做科研。

富人与穷人的孩子在长大以后，是否仍然会延续他们父辈的命运？英国的社会阶级是否固化了？纪录片看似回答了这个问题。

正如这部纪录片中所记录的，英国的社会学家们也在通过其他的方式考察着社会流动与阶级结构的问题，希图揭示一些什么。结合他们的研究，你也许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人生七年》。

1.经济增长之下的阶层固化

根据英国1972年流动性调查数据揭示，与其他工业国家相比，英国的社会流动性并不算太低，但在未来的数十年里，阻碍流动性增加的壁垒仍然会在英国持续出现。当下人们的阶级地位和他们阶级出身的净相关。

战后，英国几乎一直保持着连续的经济增长，而且至少以国别的标准来看，增长率通常是相对较高的。伴随着这种经济的增长，劳动分工发生了转变，并且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这种转变发生得相当迅速。英国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教育改革，大大增加了教育供应，确立了教育机会的正式平等，并与社会政策的其他方面相结合，尽量减少阶级对社会选择过程的影响。

看起来，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已经在建设中，然而调查结果清楚地表明，实际上阶级不平等现象并没有显著减少。根据职业结构发生变化的性质，可以预料到，在绝对流动率的模式下，系统性的变化是很明显的。但是相对流动率，作为我们衡量开放性程度的指标，基本上没有改变。

相对流动机会的模式，或者说社会流动，是与过去几十年的英国阶级结构相关的，且体现出一种相当惊人的不平等：

特别是，若对比父亲出身于工人阶级和父亲拥有更高职位的男性获取更高职位而不是工人阶级职位的机会，这种不平等会愈加凸显。我们相信，这一定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扎根于阶级结构中的机会不平等，而不仅仅是基因、道德或其他与阶级地位无关的禀赋不同的个体对机会的不同“获致”结果。

战后经济增长的主要意义不是促进平等主义改革，而是掩盖它的失败。事实上，所有社会出身的男性进入扩张了的更高水平职业和阶级结构的机会稳步增加，这有效地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忽视了与此同时相对流动机会均衡是否能实现的问题，即：使得人们在关注一个经济更加发达的社会以外，不再关注社会的开放性是否正在取得进展。

2.成为保守势力的服务阶级

尽管最近几十年来，上层的服务阶级的持续扩张使得服务阶级的成员具有不同的社会出身，但其成员向后代传递社会优势的能力没有任何下降的迹象。相反，即使在扩张的同时，服务阶级也有“固化”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家庭已一代比一代更不可能脱离这个阶级。

由于服务阶级的扩张，近几十年来社会向上流动的程度一直是影响英国社会稳定性的重大因素，在这个阶层中，有相当多的男性在意获得“成功”和为自己做事（而不是往往被过度的野心所拖累），并且，他们对现有秩序的态度，即便不是真正的赞同和感激，也很可能是接受的态度。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量地“从底层招募”成员进入服务阶级的意义更在于促进整合和稳定，而不是成为不满和变革的动力？至少就目前我们所关注的日渐成势的阶级不平等的结构而言，随着服务阶级逐渐成为集体行动的重要力量，它将在现代社会中构成一个主要的保守势力。就像马克思所设想的正在壮大的中产阶级一样，当今英国社会的服务阶级似乎是一个能从现状中获取重大利益，且致力于维持现状的群体，并因此成为促进根本性变革的障碍，助长了“上层人士的社会保障和权力”。

3.第二代蓝领

服务阶级一直在扩张，而工人阶级一直在萎缩。20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人阶级并不“需要”从其他阶级招募人员。我们可以把今天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看作是第二代蓝领。

那些跟随父亲做体力劳工的男性虽然不觉得愤懑，但也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对自己的命运总体上很满意。相反，虽然他们对机会的不平等程度没有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缺乏机会，至少就他们自己的工人阶级生活而言是如此。他们认识到工作对于他们自己和家庭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福祉”，但是他们在工作中可能追求的目标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实际上，一个很大程度上以工资为中心的工具型职业意味着个人成就或成就的范围非常有限。尽管工人阶级出身的男性向上流动的机会在战后的几年里没有下降，但这种机会越来越局限于男性的早期职业生涯，如果不及早加以利用，这种机会就会迅速减少。换句话说，在任何时候，对于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成员来说，工作的基本含义——即使是在工作唾手可得的年代——也被限制在简单的“职位”上，而不是事业。

在过去的大约半个世纪中，工人阶级明显在越来越多地自我招募，因此成员的社会出身也更加同质化。我们也许确实可以认为，在战后的几年里，经济增长与其说是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分解，不如说是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形成”，至少就其人口学特征而言就是如此。

在战后时期，人们在评论英国社会时热衷于点出这样一些影响因素，例如逐渐提高的生活水平、大众媒体、更大的住宅流动性等。据推测，这些因素导致了工人阶级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实体的解组，并被纳入一个具有主导性的“中产阶级”，或是“中间大众”的社群。然而，阶级流动的模式和趋势所产生的影响实际上与这一论断相反。虽然英国的工人阶级在规模上已经缩小了，而且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缩小，但“社会新陈代谢”始终维持着其内部的凝聚力。到目前为止，对这种凝聚力的威胁一直存在，但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它存在于一个长期或不断失业的底层阶级及其家庭的形成过程中。换言之，它不是来自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扩大财富的后果，而是来自日益恶化的经济表现以及日益扩大的条件与机会的不平等。

在流动机会方面，与阶级相关的不平等普遍模式似乎具有很强的持久性，目前在英国社会中观察到的这些现象其实已经由来已久。戈德索普支持英国工党，并认为政府有义务有责任来改变社会的不平等，政府应该使用的自己所能动用的各类政策工具来促进社会走向更为开放的状态。政府如果不作为，社会就很可能朝着更小的开放性发展。在戈德索普看来，自从1979年以来，伴随着这种恶化，以及政府的经济与社会政策明确地拒绝将更大的社会平等作为一个目标，目前的生活标准和生活方式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分化，这尤其是——且不仅仅是——通过一个高度劣势的底层阶级的出现而体现出来。如果这些更大的条件不平等趋势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可以认为，它们将在某些时刻反映在明显扩张的机会不平等上。这种不平等是如此无谓地限制了人类的发展，也浪费了我们社会里的人才储备。

内容节选自《现代英国的社会流动与阶级结构》（第二版）第十二章“结论与展望”

现代英国的社会流动与阶级结构（第二版）
[英]约翰·H.戈德索普 著
于佳煖 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