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科学与人文之美交织，在上海百年医院“老房子”聆听生命乐章的回响

建筑可阅读

精美的建筑是凝固的历史。

在上海不少医院，一栋栋老建筑，时不时会令病家驻足。它们中有的是名家手笔，有的是时代经典，更显珍贵的是，这些建筑历经百年风雨洗礼，见证了近现代中国医学史上许多的“第一”与重要的时刻。

12月的一个午后，一场名为“建筑可阅读——走进医院老房子”的人文主题沙龙在位于华山医院内的华山花园开讲，来自建筑界、医学界、历史学界的专业人士与现场和线上观众共话“医院里的老房子”，两小时的直播吸引“10万+”观众在线围观。

有医生说，养在深闺的医院老房子“破圈”了。建筑学教授和历史系教授则评论，走近乃至走进上海医院的老房子，不仅仅感受建筑之美，更有科学之美、人文之美、健康之美、生命之美。

诚如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晞所言，每幢建筑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科技属性和文化含义，医院建筑不只是一个医疗实践的空间场所，不仅是近代医学概念具象化的表述，更是现代医疗科技的功能性展示。近代上海有多处上百年历史的医院建筑，它们所凝聚的历史文化特征非常清晰，每一所医院建筑都承载着创始人的价值观，还有他们的医学理想。

华山医院

一个中式花园一栋西式红楼比邻而居

救死扶伤的红十字精神刻入基因血脉

谈到上海医院老建筑，华霞虹援引建筑学专家、同济大学郑时龄院士的话分析道，可大致归为三类：

第一类项目“以前是医院、现在还是医院”，比如仁济医院西院；

第二类项目“以前不是医院、现在是医院”，比如周家花园（现华山花园）；

第三类项目“曾经是医院、现在不是医院了”，比如沪江大学医院现为上海理工大学。

这其中，有26个项目已列入市级保护名录，比如华东医院（宏恩医院旧址、邬达克建筑），非常宝贵。

依据这个分类，拥有周家花园和红会老楼的华山医院就占了两个门类，一个中式花园，一个西式红楼，比邻而居，静静诉说着特别时代的特别记忆。

如今步入华山医院，一幢古典主义风格的红色建筑是绝不会错过的风景。这就是著名的红会老楼，三层砖木结构，坐北朝南，红色的砖墙坚固而沉默，正中央的“红十字”标示熠熠生辉，它静静矗立着，伴随华山医院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

追溯这座老楼，不得不提华山医院的创始人沈敦和。1904年，慈善家沈敦和发起成立中、英、美、德、法五国合办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他被推举为中方办事总董。这个组织后来还有一个更为响当当的名字：中国红十字会。

1909年，沈敦和用筹集的53万两白银购置徐家汇路（现华山路）7号土地14亩作为院址，动工建造医院和医学堂，耗时两年建成。这座红楼便是华山医院的前身。

1911年10月14日，“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暨医学堂”正式开业。自此，上海有了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医院。从医院正式落成，“诊病给药只收号金”甚至“贫者则免”，到华山医院百年问诊4000万人群，“红会老楼”始终是华山医院空间布局上的圆心，更是全体华山人的精神脊梁。

多年来，这栋老建筑还有另一个名字——哈佛楼。那么，哈佛楼与哈佛大学有什么关系？华山医院院办副主任唐弘释疑：这座古典建筑在历史沿革中曾作为哈佛医学院在中国的教学基地。1913年，医院与美国在华哈佛医学堂合作办学，签约5年，由美国人胡登博士担任院长。直到1921年，与外方合约期满后，医院由国人收回自办。

走出这栋红会老楼，右侧可见一块中式照壁，上写“华山花园”，即原周家花园所在地。

这个曲径通幽的江南园林不仅有上海市中心城区“唯二”的石舫（另一个在豫园），更见证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瞬间。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晞补充了这样一段历史：在复旦大学医学院的校史陈列馆中，有一张20世纪50年代上医老教授摄于华山医院周家花园中的照片，照片荟集了当时中国医学界的各界精英，包括上海医学院的创始人颜福庆、儿科专家陈翠贞、眼科专家郭秉宽、耳鼻喉科专家胡懋廉、病理学家谷镜汧，以及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陈同生等。

“上世纪50年代初期，许多从旧时代过来的老教授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并不了解，甚至产生误解。于是，陈同生院长委托颜福庆副院长，通过举办各类学术活动和聚餐活动，将老教授集聚在一起，在轻松愉快的学术派对中，让教授们了解党的政策，拉近学校领导干部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高晞介绍，50年代初期的许多个周末，这类聚餐常在华山医院的周家花园和颜福庆在肇嘉浜路的家中举行。

同心同向，新中国的医学事业自立自强、不断发展壮大，救死扶伤、人道博爱的红十字精神也深深刻入华山医院的血脉基因。

瑞金医院

“一栋楼诞生五位院士”书写医界佳话

从“广慈”到瑞金，善与爱始终传承

赭屋瓦、老虎窗、清水红砖落红墙……这是瑞金医院著名的8号楼，原又称“25舍”。这栋始建于1922年的法式建筑，是瑞金医院最早且保留至今的两幢建筑之一，建成后就用于开设产科病房，1923年开始收治病人。

这栋建筑坐北朝南，有长长的回廊，与充满浪漫气息的建筑风格交相辉印的，是充盈其间的先进治疗理念。瑞金医院团委副书记陆琳介绍，“婴儿出生后，助产士会将新生儿推到走廊上晒太阳，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理念，不但可以更快褪掉新生儿黄疸，还能促进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预防佝偻病和贫血。”

1991年，“25舍”作为产科楼的历史画上句号。在近70年的岁月里，它和许多瑞金人一起，迎接了无数新生命的降临。而今，8号楼依然挺立，作为医院行政办公楼使用。人们站在楼下抬头仰看，还能清晰看到中文与法文写的“广慈产科Maternité”字样（注：瑞金医院原称广慈医院，始创于1907年）。

8号楼正对面的一栋红楼，是如今瑞金医院院史陈列馆所在地，始建于1904年，原称“9舍”，是瑞金医院最早、最重要的建筑之一，也是医院唯一一栋建院时就存在的建筑。“9舍”也是具有浓郁法式建筑特色的砖木结构小楼，原来这里是病房，病人可在长长的回廊上散步或引椅而卧，极宜于医治和疗养。

1953年，这里被用作医院图书馆。很快，老、中、青医护人员就经常在此“抢座位”，畅游书海，为的是将国内外先进的医学科技成果用于各自的救治与研究中。

作为广慈医院建院时期的首批建筑项目之一，2、3号病房大楼不可不提，两栋楼又称“姐妹楼”。其中，2号楼始建于1908年，当时命名为圣·味增爵楼。最初，这是一幢专用于收治贫苦男病人的二层楼病房，1934年在原址上建成新楼——新圣·味增爵楼，设床位300张，其中100张为免费床位。1940年，在新楼右侧扩建了圣·路依士楼，即如今的3号楼，配200张床位，专收贫苦女病人。

由此，“姐妹楼”联为一体。该楼环境优雅，病人可在环绕新大楼的宽敞阳台上充分呼吸新鲜空气，沐浴阳光，在当时堪称是“全上海最新式的病房”。

2、3号病房楼沿用至今，目前主要作为瑞金医院内科病房楼。历经岁月洗礼，这幢曾经的“平民病房”不仅绘就医院创始之初就秉承的“广为慈善”之念、“更求完善”之心，更是许多重要临床科室的发祥地，多位医者大师从这里走出，更传出“一栋楼诞生五位院士”的佳话——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知名血液学专家王振义院士及他的学生陈竺院士、陈赛娟院士、陈国强院士，还有陈家伦教授的学生宁光院士。

在瑞金医院，有些楼还在，有些楼则刻入了记忆里。

1931年春，“广慈医院传染病病房大楼”建成，曾为上海滩上最时髦的设计。悠久的历史和过硬的技术，让这家医院成为上海最早能应对传染病的医院之一。霍乱、天花、白喉，这些曾严重危害老百姓健康的疾病，在广慈医院的隔离病房中得到了有效控制，一度这里又称“时疫医院”。

因疫而生的这栋建筑、这份公共卫生职能与经验，一并写入这家医院的历史与基因中。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华霞虹教授长期深耕近代建筑研究，是国内邬达克建筑主要研究者之一。华霞虹说，瑞金医院的建筑遗产非常丰富，除了法式建筑，还有1930年代的建筑，不同年代的建筑风格包裹着时代的记忆，体现当时最先进的技术，让医院建筑成为现代城市文明、社会生活现代化的生动载体与象征。

逝者如斯。在瑞金医院流传着一句话——“有一种海派叫永远创新”，百年来，在瑞金医院的一栋栋老建筑里，曾上演无数动人剧目。解放后，医院交由中国人自己打理。从“广慈”到瑞金，新的创业史徐徐展开，波澜壮阔。

仁济医院

上海第一家西医医院的“秘密”：

从建筑设计到使用贯穿“院感防控”思路

上海百年医院不少，说“第一”绕不开一家医院，就是仁济医院。

走到山东中路145号，仁济医院西院的门口挂着一块“优秀历史建筑”的标示牌，上头有这样一段文字：“仁济医院，原又名麦家圈医院（1844年2月英国人雒魏林医师和麦都思牧师在大东门外设立上海首家教会医院，1847年迁至麦家圈，1926年雷士德捐遗产重建）。德和洋行设计，钢筋混凝土结构，1930-1932年建造。现代派风格。功能分区合理，设施先进，有暖气设备。”

短短一百字的建筑简介背后，钩沉的是这家医院上百年的历史。

仁济医院西院老住院楼始建于1926年，竣工启用于1932年。这栋楼是目前沪上依旧作为医疗用房在使用的唯一一栋历史建筑。

这栋楼实则源于英籍建筑师亨利·雷士德的遗赠。雷士德1840年出生于英国的南安普顿，1867年来到上海，是当时沪上著名的建筑师。来到上海的第一年，他就与当时的工部局签订了一份三年的服务合同，负责租界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监督。服务合同期满后，雷士德即创办了德和洋行，这是当时上海最著名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之一。

这个建筑事务所曾在上海参与设计和建设了多少幢房子和工程，今已无法知晓，主要作品包括先施公司、字林大楼、仁济医院、雷士德工学院等。如今，这些建筑大部分已被列为上海近现代优秀保护建筑。

1926年5月，雷士德在上海逝世，留下了一份很长的遗嘱，遗嘱首页写道：“很久以前，我就选择中国作为我的户籍，目前就是这样……”雷士德把上海视为自己的户籍，将名下的全部产业委托工部局管理，由指定亲友监管，必须用于发展上海的教育卫生事业，工部局为此专门建立“雷士德基金会”。

从雷士德基金会开始工作起，就遵照遗嘱捐赠给仁济医院100万两银元和四处房产，并于1932年建成仁济医院住院楼并投用。该住院楼设床位250张，仁济医院由此进入上海大医院的行列。为纪念雷士德的善举，仁济医院一度被叫作“雷士德中国医院”。

如今人们步入仁济医院西院，会为这栋精美的1930年代建筑震撼。少有人知的是，这栋老住院楼从设计到建造、再到使用，处处体现“院感防控”的思路。这也是这栋老楼自启用以来始终守护人民健康的“秘密”。

据仁济医院载，“秘密”具体有三：

第一，让每间病房都能照到阳光。在医学技术尚不发达的过去，阳光是最容易得到、也是最普遍的消毒方式。因此，仁济医院住院楼在设计建造之初，就通过病房方位的设计、窗户的设置、床位的摆放，让每间病房、每个病人在一天内都能沐浴到阳光。

同时，大量落地钢窗的设计兼顾了通风光照功能和病房的美观性，让住院患者舒缓心情，有利于康复。此外，这样的设计对当时流行的呼吸道传染病如肺结核的防治也是非常重要的，最大程度降低院内交叉感染。

第二、病区环境和设施便于消毒。过去，常用消毒剂如石炭酸、生石灰等均具有一定腐蚀性。因此，在设计时，病区环境和设施多采用易清洁消毒、且不易被腐蚀的石料、钢材、木材等。这些材质不易被细菌病毒粘附，有效降低接触感染的可能性，也延长了器具的使用寿命，为医院节约了开支。

第三、医护人员的感控规范。医院除了在建筑设计和器械选择上重视感染控制和预防，对医护人员也有非常高的感控要求。比如，当时对医护就有上班穿全套制服、下班时工作服不可穿出病区外的规定。有时，即使是大专家，也会因口罩没有正确佩戴而被护士严厉批评。这些感控规范成为一代代仁济人心中珍贵的记忆，也被一代代仁济人传承了下来。

红房子医院

由解谜邬达克建筑说开去：

秉持先贤初心，为女性健康兢兢业业

很多人都晓得华东医院有一栋邬达克建筑，而被上海人亲切称为“红房子医院”的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据说也藏有邬达克的手笔。

位于方斜路上的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前身是西门妇孺医院，这是由美国人玛格丽特·威廉逊1884年6月创建的一所美国基督教会主办的教会医院，是上海首家妇孺专科医院，对中国医学近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因其屋顶呈红色，“红房子医院”由此得名。

在邬达克建筑不完全名录中，西门妇孺医院赫然在列。许多介绍邬达克建筑的文章称西门妇孺医院是邬达克1926年设计、1928年建造。

邬达克建筑还在吗？听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党委副书记王珏讲述这所百年医院的建筑故事，仿佛就是在解密。

“说建筑，得先说说当时的时代背景。19世纪初，当西方在无菌处理、麻醉剂使用等医学技术上有了巨大进步的时候，中国在妇科、产科、儿科等方面的医学技术并没有实质发展，产妇与新生儿死亡情况触目惊心。开埠之初的上海，西方医学传入，西门外的肇嘉浜，大量社会最底层的渔民以船为家，女性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中分娩险象环生，红房子医院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王珏说，红房子医院的历史可追溯到1883年，三位女性创建了上海首家教会妇孺医院，玛格丽特·威廉逊就是其中一位，自愿出资5000美元在上海设立医院救助妇儿，遗憾的是，医院没建好，她去世了，但她立下遗嘱为医院的后续运行留出了宝贵经费。

紧跟着，医院迎来创始者罗夫施耐德，她将威廉逊的善款带到西门外建立了医院，并使得这个医院在很短的时间内声誉鹊起。第三名女士就是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女子医学院护理专业的麦克基尼，她是外科医生罗夫施耐德最好的伙伴。在两位先驱的努力下，1885年医院正式落成，临浜而建，为当时落后的中国妇女健康领域带来根本改变。

红房子医院的建筑几经更易，从1907年的一份《美国海军医疗简报》可了解一些当年的建筑情况：“医院由四座砖瓦房组成，其间均有封闭通道连接。”

这其中，关于第四个砖房“斯蒂芬产科楼”的记录这样写道：包含两个装备齐全的产房，其中一个用于较干净的产妇，共35张床位，一个用于感染产妇，共7张床位。这说明当时的医护工作者不仅明白要对病人进行早期评估，设隔离产房收感染产妇，还明白同样面积的房间，非感染的产妇床位可多设点，可从中看到早期隔离技术和理念的雏形。

王珏与同事们还考据发现，当时整个医院的地板由宁波漆涂抹过，每天清扫两次，产房有蒸汽加热，其余房间内有火炉，医院电力充足，有热水供应……“这都是当时非常先进的医疗理念，关于宁波漆，我们推测是一种不易腐蚀、易清洁、防病菌传播的特别涂料，目的还是防止院内感染。”

从红房子医院现在能找到的建筑老照片，除了能看出邬达克建筑的影子，还能看出一些东欧建筑的风格。到1935年，医院举办50周年纪念庆典时，宾客已是名流云集，据载，当时的红房子是中国最大的妇女医院。不过，到了1937年，日军侵入，抗战时期，红房子医院院舍基本尽毁，并被日敌强占，工作人员被迫撤离。有说法认为，红房子医院如有邬达克建筑，或已毁于战火。

目前在红房子医院旧址上的七号楼是可考的最老的“老房子”，但到底出自哪位建筑师之手尚待考证。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撤离医院的医护并没停止治病救人，他们租得徐家汇路850号作为临时医院，大力支援抗战，这也使得西门妇孺医院在当时名声大振。到1946年夏抗战胜利，红房子医院首先在方斜路419号恢复门诊部，并由王淑贞教授赴美筹集善款。这位儒雅的女性对红房子医院及中国现代妇产科事业有着非凡功勋，与北京协和医院的林巧稚医生并称“南王北林”。如今，红房子医院依旧流传着“王淑贞精神”，这片红色屋檐下，一代代红房子人秉持先贤初心，为女性健康兢兢业业。

医院老房子是医疗建筑，是医院健康使命的技术标识；医院老房子是公共建筑，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建筑标识，医院老房子还是时代建筑，是城市人文精神的温度标识。中国医院协会医院文化专委会常委、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工会常务副主席苏家春说，虽无法知晓当时的先贤说了什么，但想必“祝愿新医院基业长青、护佑生命”的期许一定每每被提及，这种建造医院的初心往往是现代医院最有温度和社会责任的体现，期待唤起各家有宝贝的医院以老楼所承载的价值去赢得社会和大众的认同和敬仰，使之成为真正的医院软实力。

“阅读”医院老房子不仅为怀旧，这些建筑也如同一位位沉默的记录者，承担着无数仁人志士的记忆，有些已成历史，有些至今挺立，见证新的传奇。

来源：文汇报 唐闻佳

原标题：《【聚焦】科学与人文之美交织，在上海百年医院“老房子”聆听生命乐章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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