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卿云”：复旦、武大联合召开第二期经济史中青年论坛

“珞珈”与“卿云”分别代表武汉大学与复旦大学。两所高校地处的武汉与上海以至长江流域乃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镇，聚集了一批以经济史研究为志业的中青年学者。2021年12月15日，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与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联合举办的第二期经济史“珞珈卿云”中青年论坛以线上形式召开。会议延续了第一期论坛跨地域与跨学科的特点，旨在促进经济史中青年研究者的对话与交流。召集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皇甫秋实与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刁莉主持本次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高超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潘晓霞担任总评人。

会议伊始，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荫贵发表致辞。朱荫贵教授指出“珞珈卿云”中青年论坛意在为经济史中青年学者搭建一个交流与发表的平台，实现东部与中部、历史与经济、研究者与编辑的交流与沟通，以达到推动经济史研究深入发展与促进青年研究者更快成长的目的。他勉励与会学者能够传承严中平等前辈学者“破四旧”（就中国谈中国、就经济谈经济、就近代谈近代与就事论事）“立四新”（新资料、新观点、新问题与新方法）的研究目标。最后，朱荫贵教授希望今后论坛能够继续延续并就学科与议题等内容予以细化，更好地发挥学术桥梁与纽带的作用。

邱永志（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所长）以长时段、区域国际视角考察明代货币转型问题，认为蒙元时期至明前期所具有的征服王朝特质及其形塑的明初“洪武型”体制使得社会经济制度与货币制度存在结构性的矛盾，让“铜钱基准体系”危机达到顶点并传导至东亚地区。明代货币变局中，中国的货币制度曾经历钞法、钱法与称量银三阶段，其中钱法阶段铜钱结构的分化与白银的逐步介入为后续“白银时代”的登场做了积淀。放入环中国海域的铜钱区考察，铜钱体制内部的结构分化并非中国独有，爪洼、越南、日本与琉球等地都呈现类似情况。报告指出“白银时代”到来之前，明朝国内货币体系变革不仅影响了明清以降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亦兼具某种“区域国际”的特征；“白银时代”到来以后，东亚地区不同政权出现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中国确立了以白银称为核心的基准体系，日本凭借本土白银矿产与自我制度构建确立了金银铜三货币体制。作者认为经过白银介入，东亚地区出现小分流，日本凭此脱离以中国钱为中心的东亚国际货币秩序，而中国受以称量形态的白银体制影响而失去了对货币的主导干预能力。

杨国安（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认为本文兼具实证基础与理论关怀，以宏观视野探讨了唐宋“铜钱时代”向明清“白银时代”转型的问题，既有历时性的梳理，亦有共时性的考察。杨国安建议作者深入探讨白银货币化历程中国家的作用，分析国家应对白银介入的能力与措施的差异性如何导致不同地区的白银货币化出现了不同结果并对国家在白银时代应对能力与社会治理能力加以评价。

严冬（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以庚子赔款数额为研究对象，从财政知识建构的角度重新考察庚款数额之由来，指出庚款数额由来不仅源自列强对占领军费的估算与各驻华传教组织与个人损失数额的申报，亦基于英国对清政府财政数据的调查。报告详细梳理了欧美国家对清政府财政状况的关注历程。作者认为欧美国家对晚清财政的关注始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驻华领事的商务报告。所收集的信息逐渐由定性评估转向定量描述并在甲午战后着重考察清政府的债务偿还能力，体现了十九世纪晚期列强的“掌控系统”概念的运用。基于这一梳理，作者指出庚款的数额不仅基于对列强军费和损失的估算，更立足于列强对晚清政府的债务偿还能力的预期。

林超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研究员）肯定了本文的核心观点并建议对庚款数额这一“知识”生成的梳理需要回到驻华公使团、赔款委员会的内部讨论，同时重视赫德的估算对列强商定赔款数额之作用。其次，这一问题需要讨论哪些国家在赔款数额商定意见中发挥主导作用、各国的意见又如何达成共识。此外，就庚款的实际偿还，林超超认为作者可结合清廷与西方列强两个视角确定庚款实际偿还的大致数额。

赫德

皇甫秋实（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祝越（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从现有研究较少关注的电政局入手，通过上海市图书馆与香港中文大学馆藏盛宣怀档案以及相关资料梳理其组织与人事的变动情况与具体特征，以分析企业所有权变更对企业内部生态的影响。报告指出相较电报总局，电政局的管理出现了治理结构集中化和组织科层化的特征。就人事言，电政局的职员人数剧增不能简单归于管理人员汲引私人，这一现象仍与电政局的业务变动密切相关。此外，报告从职员教育背景、管理人员兴替与科-处“双轨制”的形成三个方面指出电政局的人事趋向专业化。作者认为作为“洋务企业”，电政局虽然采取“官总其大纲”的政府主导模式，但仍存在“企业化”的趋势。

上海市图书馆盛宣怀档案线上数据库

洪均（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认为前人对电政局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贵在从组织与人事的角度细化了对电政局的认识并对官营造成电政局管理混乱、效率低下这一主流观点开展了言之有据的商榷。洪均建议作者将电政局的个案研究与新政时期官制与新政机构改革的时代背景相互关照，同时关注邮传部以及袁世凯与盛宣怀的矛盾以丰富解读问题的视角。其次，电报总局与电政局间组织与人事的延续与变化需要更深入的厘清以突出电政局的特征。此外，对电政局的评价需要从实然的绩效层面展开考察，故而本文可就机构的变革与实际经济绩效的关系再作探讨。

李楠（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关注疫病冲击对财富分配的影响机制，基于伪满洲国农业实态调查资料考察1910-1911年东北鼠疫对当地财富分配之影响，结合该时段东北地区产业结构、社会主要财产形式，以土地集中度作为衡量财富分配平等与否的重要指标，运用量化分析方法，发现鼠疫造成的经济冲击导致了土地更为集中，不利于财富平等分配。若疫区处于开放的环境，生成要素的自由流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地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本文丰富了目前学界对疫病冲击如何影响财富分配的研究，并对疫病冲击与经济不平等的关系机制进行了拓展。

东北鼠疫历史照片

彭凯翔（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认为该报告逻辑清晰，为民国时期贫富分化问题的理解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讨论视角。本文所运用的史料质量较高，基础扎实。彭凯翔指出财富不平等的体现不仅包括土地集中，亦包含收入的不平等，建议作者可从财富不平等的两大内容扩展本文的讨论并在更精细的层面讨论要素对土地市场的影响。此外，疫情对当地经济的冲击需结合当地民间借贷情况予以考察。目前学界针对自然灾害与经济冲击的讨论，多以人口损失、一次性收入冲击问题为内容，而本文所讨论的疫情冲击似对一次性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彭凯翔认为，此例可能有助于理解民国时期贫富分化与自然灾害之间的复杂关系。

刘杰（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以近代汉口的“洋例银”为例探究区域性“虚银两”制度的演化。十九世纪中后期，上海、天津与营口等通商口岸因区域贸易需要与金融市场发展而形成了具有地方货币特色的虚银两制度。汉口“洋例银”制度源自汉口开埠后洋商为了方便商品贸易与货币汇兑所制订的货币换算规则，直到1933年随“废两改元”而终结。其以汉口“二四估宝”为实银基础，逐渐成为汉口贸易市场上往来贸易冲销和转账汇兑结算的信用货币。报告详细梳理了汉口洋例银制度“繁荣——停止——恢复使用——消亡”的历时性演化过程并分析了汉口洋例银对汉口商贸与区域性货币汇兑作用。与营口过炉银和天津行化银受到来自日本经济侵略的影响相比，作者指出汉口洋例银制度受到区域社会经济变迁与政府货币金融政策变动的影响更大。

袁为鹏（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认为本文避免了就事论事的不足而将洋例银置于近代货币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中予以分析。他建议作者细化研究对象，考证汉口洋例银的出现时间与使用范围。此外，鉴于沙市、宜昌皆有地方货币制度存在，汉口洋例银的独特性需要予以界定。

田牛（贵州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认为汉口金融界对废两改元的支持需要结合 “废两改元”对区域经济的具体影响展开更深入的探讨。此外，作者似可从辩证的角度审视洋例银制度作为区域性、过渡性货币制度与不同阶段区域经济发展诉求的关系，从而更好体现中国近代货币制度的近代化趋势。

1930年代汉口江滩图

于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以南京国民政府卷烟税国库券的发行与价格变化为研究对象，从税债关系的角度切入财政史研究。目前欧洲财政史的研究出现以“财政国家”与“新财政史”为代表的研究取向，尤其关注国家“自我持续增长”能力的形成。其中，税债关系能否形成良性循环乃是研究的重点。报告梳理了卷烟税国库券的形成背景、发行方式及其价格变化。由于债信不佳，国民政府难以依靠市场派销国库券，只得以折扣的方式向地方政府与银钱业等商业团体派募。三十年代初政治环境恶化、关税收入下降，加之卷烟库券市场价格不断走低，国民政府为了缓解财政压力转向了积极的债券政策，开始鼓励金融界向债券市场投资，带动了投机热潮。报告指出虽然国民政府财政状况经过积极的债券与税收政策得以改善，但税债的增加依赖金融界的投机，重财政而轻发展的政策导向反而加重了市场的萧条。

严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认为本文立足财政国家相关理论，对话意识明显并希望作者能深入揭示二十年代末债券价格下降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同时通过加强对因果机制的分析更充分地实现个案研究的理论提升。此外，鉴于本文涉及多主体多种关系，如果作者能以图示形式勾勒不同主体与经济关系的关联，表达似可更加清晰。

其后，潘晓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与高超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对论坛予以总结和评论。

潘晓霞认为与会论文都体现了“破四旧”“立四新”的研究取向，而与会学者来自历史学与经济学两门学科，对经济史的跨学科研究尤有意义。她指出本次论坛六篇报告涉及公债、货币转型、企业与社会等主题，问题意识突出，论述严谨扎实。关于明代货币转型问题，她建议作者进一步探究转型过程的制度因素，同时需关注白银与铜钱货币属性地问题。针对庚款数额地生成史，她认为若从历史学角度考察这一过程，需要注意此事的复杂性，希望作者能关注其间各方的博弈并深入讨论庚款的公债属性。关于鼠疫冲击与土地集中地问题，她认为该文论证逻辑清晰，不过需注意量化模型在经济史研究中的适用性。就于广对税债关系的研究，她建议作者可借鉴既往相关研究成果，梳理公债投机与实业萧条的具体关系。

高超群对邱永志所关注的货币转型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认为清末白银货币体系所经历的分化与终结或许能与明代铜钱体系的变动相互参照，而若拉长研究视野，“洪武型”体制背景中的纸钞发行与三十年代法币改革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币的发行相互参照，似可对纸币发行这一问题有更深入的讨论。就严冬对庚子赔款数额的研究，他建议作者深挖晚清官员对具体财政信息的掌握情况，从而与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对话。针对皇甫秋实与祝越就电政局的研究，他提出了两点意见，即国有制与技术人员占据主导地位并不矛盾。其次，治理结构的集中化需分析高层管理人员的具体分工情况，而对科层化的分析则不能局限在分科管理，亦需深入考察企业工时、绩效与人事纪律的理性化过程。此外，他认为于广的研究可以从不同地区为何对卷烟国库券采用不同的派销方式这一问题入手，对文章予以细化。针对近代中国政府税收汲取能力的评价，作者亦可再作深入探讨。

朱荫贵教授对与会报告人就史料与研究方法的熟练掌握印象深刻。他希望“珞珈卿云”中青年论坛能够继续延续，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交流与对话的平台。

最后，论坛召集人刁莉与皇甫秋实就与会学者的充分准备与精彩发言表达了衷心的感谢，表示正是经济学与历史学的跨界魅力以及诸位同仁对经济史研究的热忱，给予了经济史“珞珈卿云”中青年论坛继续向前的信心与动力，欢迎更多致力于经济史研究的同仁加入论坛，期待下一次的学术对话与思想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