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声（1910—2000，本名金经昌）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中国现代城市规划教育的奠基人，也是一位杰出的中国现代摄影家。近年来他的摄影艺术重新引起学界的关注，
《陈迹——金石声与现代中国摄影》（
金华编，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就是国际学术界的合作研究成果。全书由研究论文和摄影作品图版两大部分组成，前者分别由罗伯特·希尔伯曼、巫鸿、克里斯琴·彼得森、富兰克林、柯伟勤、顾铮、乔治·思雷德和胡素馨等艺术史、摄影史学者撰写，从不同的研究视角论述金石声的摄影生涯以及他与中国现代摄影发展的关系；后者则是迄今最丰富、完整的金石声先生摄影集，一千一百余幅前后跨越七十余年（从192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末）的摄影作品，分为关于摄影的照片、同济大学、上海以外的城市和风景、人物、静物、乡村、自制相册、《飞鹰》杂志摄影作品选、老上海、早期工业、在德国、彩色照片等十二个版块，见证了中国早期摄影艺术从画意主义走向现代主义的进程和特点，本身就是一部个人的中国现代摄影史。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金石声在1938年到1946年在德国留学期间拍摄的照片，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摄影家在外国拍摄的珍贵记录。
《飞鹰》杂志编辑，左起：蒋炳南、金石声、冯四知，图片来自《新民晚报》希尔伯曼的“引言”从时间性的角度切入，认为：“金石声是一个从传统主义向现代性转折的观察者；在摄影方面，他成为这一转折的典范。”（23页）正因为是这样，正如几位学者都认同的观点，在金石声的摄影中兼有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两种特质。希尔伯曼最后说，“金石声使我们回忆起一种较早版本的国际化”，在这篇短文中他没有就此展开论述，而这正是在最近我参加的“来自上海：摄影现代性检证”学术研讨会上引起热切关注的主题：国际化与现代性的中国极为丰富地隐含在“来自上海”的历史文本之中，而且这个历史文本很快被来自另一个地域的历史文本所颠覆和取代。金石声和其他活跃在那个时代的上海的摄影人一样，是这个被遮蔽的历史版本的作者与见证人。似乎是对这个问题回应，斯雷德的《金石声和中国现代城市摄影》高度肯定了金石声的都市摄影作为中国城市青春期文献的性质。而胡素馨的论文《守望家园：上海与达城》则更为深入、详细地探讨了这个议题，指出：“通过一个具有优越感的观看者投射到眼光，中国现代性所负担的重量被加以了图像化。”（525页）而其重要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一种对殖民地摄影的替代，以及对中国人在通商口岸城市经验的重构”（527页）。论文还指出，对金石声来说，上海和德国的达姆施塔特都具有归属感和家园情怀。这又是“来自上海”的另一个重要议题，如何认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与国际都市背景中的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巫鸿的论文题为《关于摄影的摄影：金石声和他的内部空间》，作者以融合了绘画史与摄影史的广博知识引人入胜地把我们的关注点从金石声镜头前面的外在世界拉回到他更为真实的内在世界之中：作为摄影家的自我认同、自我表述以及对摄影本身的极端迷恋。皮特森的论文《两本独特的原始照片相册》细致地考察了1938年金石声去德国留学前汇编的两本相册，证实了从画意摄影到现代主义摄影的风格转变。柯伟勤的论文研究了金石声编辑《飞鹰》摄影杂志的经历以及“《飞鹰》作为民族主义情绪的传播媒介”所具有的视觉特征及高度的专业水准，顾铮的论文《<飞鹰>：画意向现代的转折》则一如既往地强调了《飞鹰》杂志在中国摄影从画意摄影向现代主义转变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作为全书附录的《金石声在德国》（金华撰）记录了中国早期摄影与德国摄影的一段交流史实，同时也记录了中国摄影家镜头中的纳粹德国的另一种面相。本书收入的这些论文无疑属于中国现代摄影史研究的新成果，它们都试图在“上海”这个概念中揭示被遮蔽的现代性与它的视觉文本。
特伦斯·鲍尔、理查德·贝拉米主编的
《剑桥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
任军锋、徐卫翔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1月）所讨论的主题涵盖了自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末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论域，全书五部分的归类划分已颇见苦心：第一部分“自由民主的得时与失时”、第二部分“马克思主义种种”、第三部分“科学、现代主义与政治”、第四部分“新社会运动与差异的政治”、第五部分“超越西方政治思想”，兼顾了思潮、人物、地域性等因素，并且超越了政治思想的囿限而涉及文化思潮与社会运动，足见在论域涵盖上的多元面向以及在“政治思想”概念范畴上的审慎开放。全书二十八章各自围绕一个重大主题论述，保证了论题的广泛性与思考及论述的适当深度。二十世纪政治思想与政治现象的紧密关联不仅带来了思想系谱的复杂性、分裂性和争议性，而且从表述语汇到思想内涵都完全无法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参与本书写作的三十位学者基本上能以多元角度、资料征引翔实和立论持中的学术立场出发进行论述，是有较高学术水准的入门读物。虽然主题性较强是该书的论述特色，因而从“史”的叙事角度来看必然有所欠缺，但是，剑桥学派传统中的历史学之魂仍然不时闪耀在书中。例如，第一章关于福利思想，作者强调历史视角和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中认识福利思想的发展脉络和差异性；第四章论述“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紧贴着帝国扩张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强调的是观念与历史事件的相互作用；第十二章论述俄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也是从1917年前后的俄国历史分析入手，辨析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真实联系。因此，无论是以二十世纪历史理解政治思想还是以政治思想作为重构二十世纪历史的重要方面，该书也不失为认识和研究剑桥学派的参考读物。全书以卢克斯所写的最后一章《二十世纪总体的两分法》作为结语，作者探讨了二十世纪左派与右派的思想史脉络，对回应时下类似“你是谁？左还是右？”或如何“超越左与右”这样的问题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的
《凯南日记：用一百年和美国告别》（
弗兰克·科斯蒂廖拉编，曹明玉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11月）为研究二十世纪冷战史提供了一份珍贵文献，正是他在1946年任美国驻苏联代办期间向美国国务院发出著名的“长电报”，提出了最终被美国政府所采纳的长期对苏“遏制政策”，开启了战后的冷战历史，在他的这部日记中涉及“二战”、朝鲜战争、冷战、苏联解体、中美关系等二十世纪重大事件的幕后故事和决策过程。关于苏联解体，他在日记中的回顾与忧虑充满了历史感与现实感的交织。他在1989年12月3日写道：“公正地说，此前我已经预见了这一天的到来。……不过，我当然预见不到它什么时候瓦解，或者如何突然瓦解。这种瓦解来得猝不及防，在我看来实在有些遗憾。它突然降临到这一代人身上，这虽然不是他们的错误……”（547页）同时，这部日记揭示了一个内心充满感性、感情和自我追问倾向的政治家与学者的多重性格，让人们看到一段辉煌人生背后的平凡与寂寞，看到一个杰出人物内心的脆弱与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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