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诗人与宪法学者的危机时刻与……政治观

《华兹华斯的政治观》，[英] A. V. 戴雪著，成桂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8月版，170，42.00元

2021年的最后几天，我和行远到海口参观老朋友陈海教授的画展《海岛：无声》，与老同学欢聚，与青年学子畅谈所读新书。出发时随手带在身上的是英国杰出的宪政学者戴雪（A.V.Dicey）的《华兹华斯的政治观》（原书名The Statesmanship of Wordsworth：An Essay，1917；成桂明译，三联书店，2021年6 月），在海岛与大陆之间的旅程中抽空阅读，在风雨迷雾中思考发生在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与一位杰出的宪法学者之间的政治观对话，发现颇有一种特殊的意味。

去年读过斯蒂芬·吉尔的《威廉·华兹华斯传》（朱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作者对于华兹华斯早年与晚年的比较表达过明确的看法，认为华兹华斯的暮年往往被当作“衰落期”而忽视其魅力和意义，他强调古稀之年的华兹华斯登上海芙琳峰的十四行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曾在书评中写过，吉尔的前后比较的视角是诗歌创作的成就、魅力和意义，而对于另外一个重要视角——前后革命时期的华兹华斯——则没有重点论述。如果认为华兹华斯只是一位吟诵“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的浪漫主义诗人，而没有看到这位诗人在后人心目中同时也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政治人，那真是很严重的忽视。在诗人与政治思想家之间，本来就有着深刻而内在的联系。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

华兹华斯对我来说最熟悉的就是那个令他由衷赞扬的幸福、年轻的黎明。上世纪六十年代，青年学生乔纳森·科特来到伯克利大学，从身边激情澎湃的政治觉醒与文化反叛氛围中，他感受到了两个世纪前威廉·华兹华斯回忆亲历法国大革命时的那种心情，想到了那个幸福的黎明。他还马上从华兹华斯想到了当时流行的鲍勃·迪伦的歌声，真切感受到“空气里弥漫革命的气息”。黑塞曾经说，“没有革命的经历是形成不了人的。”何况是真正的诗人，没有过反抗暴政、争取自由的黎明与青春，这样的诗人还有什么意义呢？现在读戴雪的这本专门论述华兹华斯政治观、尤其是专注于其晚年变化的著作，正可以弥补这一欠缺。

先从书名中的“政治观”谈起。译者认为，“statesmanship”是本书最为核心的关键词之一，在原作中出现了五十次，其词意至少包含有政治家品质（或像政治家般的品质）和政治家的行动、能力或远见这两层含义，在戴雪对华兹华斯的论述中都包含有这两个方面的意思。该书除了第一章标题译作“政治家品质”（statesmanlike qualities）外，其他标题中出现的“statesmanship”统一译为“政治观”，在正文则根据上下文采取不同译法。（第1页，中译者注）由此想到该书的另一个中译本《论华兹华斯的政治家气质》（戴鹏飞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8月），由于手头没有该书，未知译者以“政治家气质”译“statesmanship”的理由是什么，仅从通常理解的“气质”（Temperament）主要是表现在心理活动中的一种稳定的心理特征与心理类型来看，似乎与原书重点论述华兹华斯的政治观念、洞见及政治品质有较大差距，因此译作“政治观”应更为合适。

戴雪（A. V. Dicey，1835-1922）

关于作者戴雪（1835-1922），他被认为是英国宪法的编纂者，甚至有现代英国的“Founding Farther”之称。多年前我读他的名著《英宪精义》（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1885；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深受震撼的是他对“英宪”（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宪法”）的阐释，从中看到自由生成与不成文的“软精神”在平衡与维护自由、权利与传统中的巨大力量。该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35年刊行，译者雷宾南是民国著名翻译家、教育家，该译本译、释并重，但其用语、行文时有“艰奥、迂曲”之处。最新的中译本书名改为《英国宪法研究导论》（何永红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9月），该译者还翻译了理查德·A.科斯格罗夫的《法治:维多利亚时代的法学家》（何永红、丁于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

对于戴雪的政治观与华兹华斯的联系，在康子兴为这部《华兹华斯的政治观》撰写的导读《法学家戴雪的政治技艺》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卒于1850年，他在晚年经历了英国的危机政治时刻，宪法学家阿尔伯特·维恩·戴雪卒于l922年，在晚年也是目睹英国经受着爱尔兰独立运动和德国战争威胁的危机，相似的政治危机和政治观念使戴雪先后发表了《华兹华斯的论<辛特拉协定>》（Wordsworth's Tract on the Convention of Cintra, 1915 ）与《华兹华斯的政治观》（The Statesmanship of Wordsworth, 1917），通过讲述华兹华斯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技艺回应现实政治的危机时刻。戴雪说：“我之所以试图证实华兹华斯在19世纪前50年的政治观中展现的洞见和远见，其实是抱着这样一些微茫的希望：华兹华斯的思想和文字曾经鼓舞和增强了我们的先辈对拿破仑专制的抵抗，而这同样可以鼓舞今天的英国人，增强他们的决心去摧毁一个远比拿破仑强加于整个欧洲大陆的暴政更为强大、更为残酷的侵略性军事专制。”（第9页）反抗专制与暴政统治是他这部著作念兹在兹的核心主题。当我在海岛上面对风雨迷茫的海湾，读到戴雪的这些论述，深感诗人与宪法学者面临的危机时刻与政治观是研究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期英国政治的重要议题。

很显然，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连接戴雪与华兹华斯的重要政治观念纽带。戴雪特别强调了在《论<辛特拉协定>》中清楚显示出华兹华斯在1809年倡言的民族主义原则，其中包括：民族独立是自由和文明进步等最大福祉的必要条件或来源；每个独立民族都应该维护其他所有国家的民族独立；拿破仑帝国以强悍的军事力量反对民族独立原则；应以势力均衡来保障每个民族的独立性。（113-119页）很显然，戴雪认为华兹华斯的民族主义思想是站在自由与独立的基本立场上的，是将本国的民族独立的自决权与其他世界各国的民族自决权一视同仁的民族主义。华兹华斯的政治观以两大原则为基础：一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摧毁拿破仑专制统治，二是在合理范围内采用民族主义，其大致定义是维护民众想要并能够组成一个民族的所有国家的独立，同时强调必须防止每个国家侵犯其他国家的独立。（125页）戴雪进而思考的是自华兹华斯去世以来的大半个世纪中，他曾经预见的民族主义中某些有害的、至少是可疑的趋势会发展到何种程度，其中一种趋势是“民族主义可能会激发某个特定国家的国民对民族力量的强烈欲望，由此产生一种对自己国民的个人自由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独立都不利的政府形式”。（132页）在1917年的危机时刻中，戴雪这些思考对于未来的二战劫难同样是有预见性的。

从“民族主义”中必然会生长化育出“爱国主义”，但是“华兹华斯倡导的爱国主义具有其精神性与批判性，……华兹华斯深爱的英国是那个‘自由之邦’，是那个凝结了灿烂文明与悠久历史的不列颠，是精神和道德意义上的祖国。无疑，华兹华斯的民族概念指向政治体的道德基础，指向人性，也道出了政治联合的根本动力”。（导读《法学家戴雪的政治技艺》，xix）指向作为自由之邦的政治体、以人性为道德基础的政治体，这才是华兹华斯所倡导的爱国主义指向。对自由的热爱与珍惜使华兹华斯成为吉伦特派主要成员的亲密盟友，就因为他们无论有什么缺点，都是法国最真诚的共和派；“他们尽管热切拥护平等，但并不打算牺牲挚爱的自由”。（25页）他“即使表面看上去保守，底子里却是个革命主义者。他不会摒弃法国，只要她仍然捍卫自由”。（33页）  

除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我们不能忘记和忽视在华兹华斯与戴雪身上共同闪耀的共和主义光辉。戴雪谈到共和主义思想对华兹华斯的影响，他从小就受到坎伯兰郡政治家或自耕农的共和主义情结感染，读大学的时候又从古典作家传承下来的情感中认识了共和主义，因此能够从法国大革命看到带给人类的真正福祉。1792年，华兹华斯在布洛瓦与法国军官、一位热情的共和主义者博布伊（Michel de Beaupuy, 1755-1796）建立了友谊，他在诗中表明了他们共同的共和主义信念：“永远取消允许各阶层相互排斥的 / 法规，废除虚华的盛仪，推翻 / 纸醉金迷的权势与暴政，不管它 /一人独裁，还是少数人统治……”（42页）但是正如卡莱尔反复讲过的那样，拿破仑的军事专制和他长期大受欢迎的传统表明，共和制在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还没有深入人心。（49页）

戴雪提出一个问题：“如何解释革命的曙光激发的强烈喜悦和无限希望呢？”他的回答是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旧制度的压迫令各阶层再难忍受其生活，英国人更是强烈地感受到“波旁王朝的专制统治是对世界的诅咒”；其次是在1789年流行的信念相信民众天性本善、大众的情感就是上帝之音。前者不用怀疑，因此早在革命真正爆发的前几年，启蒙人士都感到世界需要的是自由；对于后者，戴雪指出在1848年二月革命的时候托克维尔就指出不能盲目信任民众，那种关于民众的信念到十九世纪晚期已经无法被任何一位理智的英国思想家所接受。（39页）关于激进革命风暴中的民众本性与革命结局的关系，这是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革命史叙事中不容回避的问题，不同的话语力量在各自的叙事中呈现出不同的景观。

1792年10月，华兹华斯返回巴黎后对雅各宾专政的残暴大屠杀的恐怖行为感到震惊，同时也希望国家——那个已经冠上了“共和”的庄严名称并成立了机构的国家——会永远结束这种罪行。戴雪说“对于今人而言，他们不太可能抱有这种充满希望的态度”。我们不应忘记，他说的“今人”是指1917年的人们。戴雪继续说，“从历史的角度看，华兹华斯的一大优点是迫使我们看到这些原因的复杂性。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些暴君的野心‘强大如魔鬼’，考虑到‘来自地狱的风暴竟变得神圣／好像天堂来的和风’，考虑到正义的严酷性，考虑到狂热分子会充满激情地欢迎‘因果惩罚’的时代，考虑到热忱主义者会想以短暂的痛苦换取长久的乐园，考虑到蛮横之人盲目的愤怒和阴谋家的自负，以及生命中成百上千的变故，所有这些共同促成了一场残酷无情、恐怖异常的事变”。（59页）这些话听来真是让人感慨不已。然后他接着追问，“为什么法国人默许了恐怖统治的发生？”他说华兹华斯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就其本身而言是真实的答案，一是因为战争，法国正在与入侵的外国军队作战，反对雅各宾派独裁者的恐怖统治的人会被视为国家的敌人；二是与历史上的罪行息息相关，“雅各宾派继承了最坏的传统，并以夸张的形式复活了古代君主制令中最暴虐的习气；而体面的中产阶级过去习惯于恭顺地服从国王的仆人，现在同样恭顺地服从任何一个暂时在巴黎取得统治权威的势力”。（62页）现实的与历史的因素缠绕在一起，共同导致了在罪恶面前的沉默，最终的受害者也是这些沉默者。

最后的问题是“恐怖统治拯救了法国吗？”戴雪的回答更值得思考：由于常识和人性，今天不会有人会严肃地认为屠杀没有任何罪过的无辜男人、女人、小孩真的有助于保卫法国。“然而，恐怖带来的惨状让一些人不愿相信处决成千上万的无辜者竟没有为法国或世界带来任何好处。”（64页）这真是太细思极恐了！

在第三章“华兹华斯政治信念的发展（1792-1802）”中，作者强调和高度评价了在华兹华斯的政治信念发展中的理性判断与坚定立场。他指出华兹华斯的信念、希望和理性使他既赞美法国大革命并且从未改变，同时也没有支持雅各宾恐怖主义者或者为他们开脱罪责；他在1793年反对英国以战争干预法国的独立和自由，在1802年则坚持英国有必要和有义务向拿破仑宣战以推翻其专制统治，“尽管这个专制暴君得到了法国民众的支持”。（72页）那么，“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可否在1793年的吉伦特派华兹华斯和1820年或1830年所谓的托利党人华兹华斯的政治观点中找到一种非常相似的一致性”。（86页）戴雪发现，即使在《为法国大革命申辩》这本被视为最明确地表达了华兹华斯的所有革命信条的书中，都能看到保守主义的痕迹——他的语言明显带有一种克制，总的来说显得温和而理智。“它们暴露了1793年作为共和派的华兹华斯保守的一面，辻我们为1802年的华兹华斯做好准备，比之辉格党，那时的他在托利党中发现了更多的朋友。”（87页）

戴雪认为华兹华斯在留居法国之前可能就听说过伯克，并对他敬佩有加，他知道伯克反对一切建立在抽象权利和极度荒谬基础上的体制。他比伯克更明智地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发现革命的罪行与旧制度的弊端密切相关，同时更看到每次对法国的攻击都会使法国人更加聚集在雅各宾派周围，尽管他们如此残酷无情，却成了国家的捍卫者。这些都是被伯克所忽视的。（63页）但是戴雪更为肯定的是伯克对华兹华斯的深刻影响，认为是伯克使他认识到由于平等、民族、自由和正义的概念非常模糊，常常成为最严重错误的根源；“无论是从政者、传教士还是革命者，如果不注意纠正具有欺骗性的抽象观念……那么，他哪怕是为了一项向善的事业，也会无限地作恶”。（20页）“伯克的教诲使华兹华斯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的英国人从革命的诡辩和错觉中解放了出来，这几乎是对伯克最高的赞美；华兹华斯汲取了伯克所能传授的最好真理，与此同时坚定不移地保持着对自由的完全信仰和对人类进步的希望，以此构成革命信条最真实的部分，人们几乎无法比这更好地总结华兹华斯独特的政治信念。”（88页）对于两位思想者的关系来说，这是很高的评价与肯定。

从阅读历史到观察现实，“政治家何为？”是所有关心政治和国运的人都会十分关注的问题。在戴雪看来，政治家最重要的品质是洞见与责任，而非操弄政治权术的手腕。华兹华斯对政治的关心、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热情，无非是希望他的同胞能够坚定地“走向正义，走向摧毁了专制主义而构建的和平”。（第5页）最后，我们应该记住的是，戴雪这样描述了华兹华斯政治观的总体特征：他是一位道德家，对正义的胜利怀有绝对信念；他是一位先知，宣扬并相信国家的失败源自国家以及组成国家的民众所犯下的错误或罪行；他是一位民族主义者，确信只有维护其他欧洲国家的民族独立才能保持英国的独立；最重要的还有，他是一位爱国者——当专制暴政在欧洲耀武扬威、所有国家的众多显要人物奴颜婢膝、阿谀奉承的时候，但他从未动摇过英国只要履行其摧毁拿破仑帝国的职责就必定会获得最后胜利的信念。

2022年将至。在岛屿与大海之间，我想起深受华兹华斯爱戴的浪漫主义诗人威廉·考珀（William Cowper，1731-1800）的一句诗：“只有自由才能赋予短暂的 / 生命之花以光泽和芬芳；/ 没有它，我们就是杂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