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久明评《九人》｜唤醒被遗忘多年的美好历史

《九人：罗曼·罗兰与中国留学生》，刘志侠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472页，88.00元

初读《九人：罗曼·罗兰与中国留学生》（以下简称《九人》，引文仅注页码），“前言”第一段已将笔者深深吸引，一页页读下去，直至“后记”，方才发现，自己先看“前言”和“后记”的读书习惯已被打破。该书是这样开始的：“‘瑞士，沃州，维尔勒夫镇，奥尔加别墅，罗曼·罗兰先生’（M Romain Rolland, Villa Olga, Villeneuve, Vaud, Suisse），这是中国留学生写信给罗曼·罗兰使用的地址。本书将打开这些近一个世纪前寄到莱蒙湖畔奥尔加别墅的书简，从罗曼·罗兰的日记中找出相关的记载，探查信前和信后的来龙去脉，这一切，只为唤醒一段因为时代风云被人遗忘多年的美好历史。”笔者觉得，这段“因为时代风云被人遗忘多年的美好历史”有必要让更多人知道，因而在此分享自己的一些阅读感受。

一、引人入胜的情节与人物

著名美学家朱立元在《美学大辞典（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667页）中对情节有这样的定义：“艺术创作中一系列经过组织的事件的发展过程。它从人物与环境、人物与人物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产生，又反转来展示人物性格，表现社会关系和某种意旨。”由于《九人》关注罗曼·罗兰与中国留学生盛成、敬隐渔、梁宗岱、李家齐（李又然）、阎宗临、汪德耀、傅怒安（傅雷）、高长虹、张昊之间的关系，这本学术著作便天然地具有了艺术作品的情节特征：主要以时间为线索，逐一还原了罗曼·罗兰与九位中国留学生的交往过程。在还原交往过程时，除与盛成交往过程本身曲折多变而引人入胜外，作者还注意使用叙述技巧增加吸引力。如在叙述与罗曼·罗兰1931年9月18日的见面情况时，首先引用梁宗岱在《忆罗曼·罗兰》中的回忆，然后指出他见到罗曼·罗兰时的感觉不准确，接着叙述两人见面过程，最后才告诉人们，梁宗岱看到罗曼·罗兰的疲倦样子并非因为“新病愈”，也与其丧父这一“大变故”无关，更有可能是由于与未来夫人玛丽旅行归来不久（216-220页）。

九位与罗曼·罗曼通信的留学生（来自《九人》）

尽管该书以首次通信时间为序一章写一位中国留学生，写作时却互相照应，使得各章之间并不脱节。在《李家齐》章，作者预告了《傅雷》章的相关内容：“这封信使用中式信封信笺，以毛笔书写，寄自观海卫。罗曼·罗兰第一次接到这种中国纸的信，但不是最后一次，1936年，身在百里洋场上海的傅雷，连续寄来三封同样的中式信笺的信。”（244页）在《汪德耀》章，作者总结了罗曼·罗兰对中国留学生的经济资助：“罗曼·罗兰很爱帮助年轻人，给予金钱给有需要的人，中国留学生至少有敬隐渔、盛成和李又然曾受资助，现在又主动向汪德耀提出。”（291页）全书除《张昊》章外，其他各章都涉及敬隐渔，客观上产生了以敬隐渔串联起全书的效果。

在论述罗曼·罗兰与每一位中国留学生的关系时，该书还兼及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在《傅怒安》章，实际上只有《1934年〈托尔斯泰传〉代序》《1936年〈约翰·克利斯朵夫〉翻译》两节写傅雷与罗曼·罗兰的交往，前面四节《1928年 从普瓦蒂埃到巴黎青年之家》《1929年比利时和瑞士之行》《1930年中华留法艺术协会秘书》《1931年意大利的荣耀》主要写傅雷旅欧期间与出生上层社会的巴黎青年达尼埃鲁和中国名画家刘海粟之间的交往。如此一来，便大大丰富了本书的内容。实际上，高长虹不能算留学生，他在欧洲六年多的经历最多只能算游学。但是，笔者认为确实有必要在该书中写作高长虹，因为这样一来，便将与罗曼·罗兰有过通信联系的人全部写进了该书。

在阅读该书过程中，九位中国留学生的性格逐一展现在我们面前：第一、二封信便称呼罗曼·罗兰为“同志”“老兄”的盛成，“每次写信来都为借钱”的敬隐渔（169页），得到罗曼·罗兰和瓦莱里这些不同阵营代表人物赏识的梁宗岱，“最忠实的信徒”李家齐（256页），“纯朴而认真”的阎宗临（269页），“单纯、活跃、爽直和善心”的汪德耀（301页），“孤僻、高傲、急躁性格”的傅雷（332页），“个性孤高”的高长虹（422页），“在音乐学校盘桓了十年”的张昊（436页）。

笔者认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观点，认为纪实作品与虚构作品的主要区别在于内容而不是表达，因此认为哪怕是纪实作品，也应该在情节、人物等方面下功夫，《九人》便是这样一部成功的作品。

二、译介了大量国外资料

2011年，笔者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项目资助成果《高长虹年谱》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该年谱出版后，笔者仍然一有机会便请人查找高长虹1932年至1938年游学欧洲期间的资料，只有刘志侠找到了。在《高长虹》章，作者介绍了高长虹游学欧洲期间发表的六篇文章：在巴黎《世界》周刊第294及295期（1934年2月17日及24日）用法语发表的长篇小说《中国矿工》（部分），在日内瓦《东西文化》第1卷第9期（1935年4月）、第2卷第3期（1935年10月）、第2卷第7期（1936年2月），分别用法语、英语、德语发表的诗歌《给巴黎的中国学生》（回国后收入集子《政治的新生》，更题《中国》）、论文《行动与诗》《中国绘画与行动》，在巴黎《欧洲》月刊第183期（1938年3月）、第194期（1939年2月）发表的论文《中国绘画中的象征主义》《中国新文化》。笔者在阅读第二遍时留意了一下，该书每一章都有之前国内没有译介过的作品、新闻报道等。值得特别介绍的是前文提到的傅雷法国留学生活的新披露。尽管在二十世纪初期留法中国学生中，有关傅雷的“欧洲经历资料最丰富，最为人熟悉”（326页），刘志侠仍然通过悼文《达尼埃鲁神甫谈傅雷》提供的线索，找到进入傅雷在法四年生活的未知世界的大门，填补了这个时期的空白。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董强教授敏锐地看出这些新文献的价值，在法国驻华大使馆和北京大学支持下，邀请刘志侠和卢岚作为策划人，于2020年11月底在北京举办了“傅雷的法兰西青年岁月”展览。

《九人》第二章题为《敬隐渔》，令人想起张英伦用了五年多时间才完成的《敬隐渔传奇》。他查阅的外国图书馆、档案馆多达九家：法国国家图书馆、里昂市图书馆、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图书馆、巴黎亚洲之家图书馆、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馆、巴黎外方传教会亚洲图书馆、法国外交档案馆、法国邮船公司历史档案馆、瑞士巴塞尔高等院校图书馆。张英伦的努力换来了丰硕的成果，不但201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敬隐渔传奇》（修订后于2016年以《敬隐渔传》为题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16年还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敬隐渔文集》，2019年再出版了他和胡亮编的《敬隐渔研究文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在这三本书中，都引用或收录了从这些图书馆、档案馆找到的大量资料。在这种情况下，后来者还有什么可为呢？尤其是刘志侠在“后记”中说过，张英伦曾经把从里昂和瑞士来之不易的资料慷慨送给他。

笔者好奇地对照了一下。在《敬隐渔》章中，仍然发现了一些《敬隐渔传》未收入的资料：罗曼·罗兰私人收藏的《莽原》半月刊第7-8期合刊“罗曼·罗兰专号”，扉页左方有敬隐渔以绿色墨水题写的赠辞，右方是罗曼·罗兰的备忘文字（129-130页），1926年9月4日罗曼·罗兰日记有关敬隐渔第二次来访的记载（133页）、罗曼·罗兰1929年10月中旬日记对敬隐渔法国经历的全面反省（169-170页）、雷宾1929年12月30日致罗曼·罗兰全函（184-186页，张英伦著《敬隐渔传》只翻译了部分内容）、罗曼·罗兰1929年12月31日日记有关敬隐渔在瑞士的最后行踪（186页）。

笔者还发现，张英伦详细剖析过的一些资料，刘志侠根据自己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个人的解读。在《敬隐渔传》中，张英伦引用了发表在《小说月报》第17卷第1号（1926年1月10日）上的《约翰-克利司朵夫向中国的弟兄们宣言》，然后如此写道：“这短短几句话，凝聚了罗曼·罗兰世界观的精髓。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什么种族的分野、国界的藩篱，有的只是文明与野蛮、黑暗与光明的对立。他希望用人类的良知和抗拒黑暗的英雄主义精神驱走邪恶，迎接光明。战争狂热一再肆虐的欧洲已经让他失望。而今通过敬隐渔，他的克利斯朵夫能够走到中国兄弟中来，让他兴奋不已。这篇热情洋溢的宣言富有强烈的感染力。”（134页）刘志侠的解读切入点不同：“由于外文译本太多，罗曼·罗兰基本上不替译本写序言，只是偶然以致译者信形式代序。这封信以约翰·克利斯朵夫身份写给中国青年，是一篇真正的序言，无论内容、结构或文字都很讲究。四年之后，他以同样的形式写了另一篇《若望·克利司朵夫向俄国兄弟姐妹们的宣言》（Salut de Jean-Christophe à ses frères de Russie）。他的小说在十月革命后第二年就开始一卷接一卷译成俄文，过了十多年才主动写序，因为他以此表示对苏联的友好，争取仍在苏联的未来夫人玛丽取得出国签证，出版社付给他的稿酬，全部捐给苏联的慈善机构。”（101-102页）综合两人的分析，我们更能明白罗曼·罗兰答应为一位寂寂无名的二十三岁青年敬隐渔写作序言有多么非同寻常！

据“前言”介绍，《九人》收录了“中国留学生致罗曼·罗兰信函总共一百二十六封，电报两封，罗曼·罗兰回信十一封，和日记二十七段”。其中有关敬隐渔的大多数信函、日记已有张英伦中译，收录于《敬隐渔文集》《敬隐渔研究文集》，刘志侠在撰写《九人》时全部重译了一次。这个做法并非多此一举。保持全书文风的和谐统一，当然是原因之一。此外，作者在《李家齐》章中，解释过李家齐致罗曼·罗兰第二封信一个词语的翻译：“受了这段［罗曼·罗兰］日记影响，笔者初译信文时采用比较平和的同义词来平衡‘语带夸张’，例如第一句以‘十分苦恼’代替‘极其不幸’（Extrêmement malheureux）。但是后来读到他的家书，才知道这是事实，一点也没有夸张。”（230页）可见，不同人翻译的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各有可取之处。

笔者完全赞同刘志侠在《渡河去看敬隐渔》（《书城》2015年第10期）的一段评价：“敬隐渔值得人们去研究，虽然文学生命短促，但其创作相当丰富，而且具有独特的开创性。过去苦于资料匮乏，现在有这本书提供全面翔实的资料，这是所有研究者求之不得的珍贵源泉。”他本人也是抱着“提供全面翔实的资料”的态度写成《九人》，结果是《敬隐渔》章与《敬隐渔传》从两个不同的视角，提供了同一个敬隐渔的形象，一个出现在与罗曼·罗兰的交往中，另一个横跨整个传奇的一生，两者互相呼应、彼此补足。

三、以严谨的态度和方法对待资料

《九人》严格选择引用的资料，每章开头都介绍本章所用素材的主要来源。只有《梁宗岱》章例外，其原因当为：作者与夫人卢岚女士于2014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过《青年梁宗岱》，对资料早已经过严格选择。在《阎宗临》章，作者在介绍资料来源时如此写道：“本来还有第四种《一位罗曼·罗兰教导过的中国留学生——记我父亲1929-1937留学伏利堡天主教大学》（载《鲁迅研究月刊》2020年9月号），作者是阎宗临女儿阎守和，回忆三十年前的1971年，与父亲朝夕相处时回忆罗曼·罗兰的多次长谈。可惜关键内容与阎宗临的书信相左，未能使用。”（258页）在“前言”（第6页）、《李家齐》（227页）章，作者都提及1921年前往里昂中法大学留学的徐仲年，由此可以断定：他在写作《敬隐渔》章时，没有引用徐仲年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的《记敬隐渔及其他》，不是没有看见，而是他认为该文所写内容基本不可信。

其次，对引用资料的真伪进行认真鉴别，哪怕是当时的日记、书信。作者在引用了罗曼·罗兰1929年10月17日日记最末一小节附记后如此写道：“至于罗曼·罗兰所记梁宗岱最近才认识雨果，这是交谈中出现的误会。陈占元在1985年写的回忆录《梁宗岱与雨果》，提供了不少梁宗岱在巴黎的细节，让我们知道早在1927年，他就已熟读雨果的著作。然而由于师从瓦莱里，爱上象征派作品，因此在《保罗·梵乐希先生》中，曾经说出‘以文学界拿破仑自居的雨果，也像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倒而不能复起了’这样的话来。实际上，在他心目中，雨果与歌德同样伟大，在罗曼·罗兰面前也这是这样推崇。”（208页）在引用了傅雷1934年3月3日致罗曼·罗兰信后如此写道：“这封信写得很用心，然而，就事实来说，比利时短住还与青春期的忧郁情绪有些许关系，1929年夏天瑞士之旅，则基本为消暑。这样写法是为了求序，长篇回忆和意大利元帅的谈话不过是引子，为罗曼·罗兰提供话题。他的设想很有效。”（378页）作者对可信度很高的日记、书信所写内容都这样认真鉴别，由此可见其严谨态度。

其三，面对无法判断真伪的说法，作者采取了表明自己观点后存疑的办法。汪德耀在接受徐小玉采访时说，自己曾经去瑞士“二访罗曼·罗兰”：“此行一是为进一步讲清那次大会的事；一是得知印度‘圣雄’甘地也去访问，他想同时访问这位伟人。”对该说法，作者如此写道：“甘地访问罗曼·罗兰是当时一件国际大事，各国新闻记者群集，当局戒备森然，奥尔加别墅成为一只苍蝇也飞不进去的地方。他们两人都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对会面的重视程度非外人所能想象。罗曼·罗兰在玛德兰和玛丽协助下，在日记中点滴不漏记述了这不平凡的六天，几乎是一小时一小时记载，后来辑成《印度，1913年至1943年日记》（Inde, Journal 1913-1943）一书，成为历史文献。大师这段时间身体很差，六天接待期间，一直足不出户，直到告别才第一次离开家门，到车站送行。汪德耀没有提供与他见面的任何细节，而访问甘地的长篇回忆，不符合罗曼·罗兰日记所记的郑重其事的庄重气氛，这段经历有待史家研究。”（325页）在研究过程中，难免遇到难辨真伪的资料。一些学者采取只引用有利自己论点的资料，结果可能以讹传讹；一些学者则完全回避，致使读者无法从这样的研究中知道世间的相关资料。在笔者看来，正确做法应该如《九人》这样。

罗曼·罗兰

四、“对中国留学生特别友好”的罗曼·罗兰

在阅读《九人》时，最令笔者感动的是罗曼·罗兰“对中国留学生特别友好”这一事实。在该书涉及的九位中国留学生中，除高长虹无法确定外，其余的罗曼·罗兰都回了信，并且与敬隐渔、梁宗岱、阎宗临、汪德耀在奥尔加别墅见过面。从刘志侠译介的信件可知，如果罗曼·罗兰没有给高长虹回信，确实是因为他的来信“实在特殊”（422页）。罗曼·罗兰对中国留学生在信中的要求几乎有求必应：见面、写序、赠书、经济资助、解答问题等。尽管罗曼·罗兰对盛成的印象很不好，一旦得知盛成手头紧张，仍然让妹妹玛德兰资助他旅费，见他不肯接受，又请人转交（73、75页）。对敬隐渔，罗曼·罗兰则达到“宠爱”的程度：“原谅他所有错误，一直努力到最后挽救他，没有丝毫后悔，没有丝毫抛弃的迹象。”（180页）在阎宗临和曾勉询问回国后的主要使命及生活中的主要任务时，罗曼·罗兰强调：“一要勇气和真诚（对自己），二要把道德和政治教育带给中国人：传授良知和自由批评思想。”（269页）面对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理应承认，罗曼·罗兰确实“对中国留学生特别友好”（301页）。

要知道，罗曼·罗兰与中国留学生的交往并非都很愉快。在阎宗临、曾勉到访奥尔加别墅当天，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会面情况后，在括号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在所有人身上，都遇到同一种瞧不起盛成的看法，他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江湖郎中。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在西方被这个轻浮的小青年所代表而痛苦。”（91页）在敬隐渔不听劝告，陷入巴黎泥淖，只有求助才写信的时期，他仍然给予大量经济帮助，在李家齐看来，敬隐渔给罗曼·罗兰“添了不少麻烦”（227页）。在与汪德耀交往过程中，他认为自己“在扮演萨宾女人的角色”：左派人士“与和平主义者正在疯狂争夺我的身体，互相间铺天盖地夸张谩骂”（321页）。他在信中告诉傅雷，在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前，请他或者中国出版商先取得自己的法国出版人阿尔班·米歇尔授权，傅雷却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回信（387页）。笔者阅读完本书后发现，在罗曼·罗兰那儿，没有中国人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概念。

在《敬隐渔》《梁宗岱》《阎宗临》《汪德耀》等章中，都能够从相关文字中看见罗曼·罗兰对“对中国留学生特别友好”的原因。为节省篇幅起见，笔者仅仅引用罗曼·罗兰1924年7月17日致敬隐渔信中的一段文字：“你的信使我很愉快。多年以来，我和日本人、印度人及亚洲其他民族已有友谊的交际，已互相观察了我们的思想的通融。但是至今我和中国人的关系只是很肤浅的。我记得托尔斯泰在他生命的末时也表示这宗遗憾——可是中国人的精神常常引起我的注意；我惊佩它以往的自主和深奥的哲智；我坚信它留给将来的不可测的涵蕴，——我相信，近三十年来，政治和实行的问题消磨了它最好的精力；因此欧洲的思想家在你们中间发生的影响远不及在亚洲其他民族。你们优秀的知识界在商务科学、社会学、工业，或者政治的社会的设施远过于艺术，或是纯粹的思想。——这是你们百世的变迁之时，此时要过去了；你们又将回到你们从前所极盛，将来——我信必能——复盛的思想。中国的脑筋是一所建筑得好的大厦。这里面早晚总有它的贤智而光明的住客。这样人是世界所必需的。”（96页）

如上可知，罗曼·罗兰对“对中国留学生特别友好”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一、渴望了解中国并被中国人了解；二、认为中国尽管正处于“百世的变迁之时”，但坚信中国能够“回到你们从前所极盛”，并且“这样人是世界所必需的”。这不仅仅是对中国人、中国传统的认可，也体现了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五、“不让美好的事物湮没”

在《梁宗岱》章，作者如此写道：“梁宗岱一直小心翼翼保存他的信件，很可惜没能避过历史灾难，［罗曼·罗兰关于法译《陶潜诗选》复信的］原件在1966年秋天被无情的烈火吞噬。然而，冥冥中有一种力量，不让世界上美好的事物消失。半个世纪后，2017年春天，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梁宗岱纪念馆提供的资料中，发现了一张影印件，质量很差，除了折痕，还有几处墨黑的污渍，灰阶细节模糊，字迹浅淡，笔划断断续续，但是可以清楚看到罗曼·罗兰的签名。经过仔细辨认后，发现就是上面这封信的残件，包括第一页和最后一页。根据梁宗岱当年的译文，可以复原第一页的法文原文，包括第一段全段和第二段开头半句。纸张看上去吃尽苦头，好像被人在地上踩过又揉成一团那样，不知道包藏着何等惊心动魄的经历。尽管残缺不全，又是再影印件，却是唯一在国内保存的罗曼·罗兰致中国留学生的亲笔信页。”（211页）

在《傅雷》章，作者如此写道：“不仅如此，傅雷当年只有二十岁，一个无名的外国小青年，达尼埃鲁却从那时就开始保存他的全部来信，好像预感到这个青年的不平凡未来。在他的书信档案里，1929年前后的信件很少，找不出类似的第二人。这是无法以常理解释的事情，只有中国人常说的缘分可以权充答案。而笔者更相信另一个理由，冥冥中有一种力量，不让美好的事物湮没。”（333页）

读罢《九人》，笔者认为，作者写作罗曼·罗兰与九位中国留学生交往的目的也是“不让美好的事物湮没”。这样“美好的事物”确实不应该被“湮没”，作者抱着这一目的写成的《九人》本身，也是让笔者感动和钦佩的“美好的事物”，理应为更多读者知晓、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