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陈晓维：金性尧旧藏知堂译著入藏记

春节前，孔夫子旧书网上出现了一册周遐寿译《希腊女诗人萨波》（以下简称“《萨波》”）。1951年8月上海出版公司初版，印三千册。书品如新，内页尚有毛笔题赠两行“星屋兄惠存 遐寿 此系在横浜桥边小楼上所写正可作沪游纪念也”，钤“周遐寿印”。

星屋即金性尧。该书序文页盖有“金性尧”朱文印章。

从字体到题赠内容扫视一过，凭直觉，东西不假。又翻看卖家其他拍品，还有几种也是金氏旧藏，心又为之一宽。

卖主似不知道周遐寿即周作人。标题只写“1951作者签名钦印本”（原文如此）。起拍价一百元。若果真如此，就有可能是个漏儿。但当即有书友来电话提醒：这老板山西人，卖书已经多年，能不知道周遐寿是周作人？

所以别高兴得太早。现在签名本假货遍地。也许不仅不是漏儿，还是个诱你往里跳的坑。无论如何，还是得凭证据说话。

先考量题赠文字涉及的史实。1949年1月26日，周作人结束了三年多的牢狱生涯，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取保释放。先赴上海，住在学生尤炳圻位于北四川路横浜桥福德里的家中。此即题赠中所说的“横浜桥边小楼”。到8月15日回北平为止，在小楼上共住一百九十八天。在此期间，与周作人常来常往的朋友，就有下文将提到的几位文学青年金性尧、康嗣群、方纪生，还有王予（即徐淦），如：“六月十三日 同尤炳圻往金星屋处。方纪生、陶亢德、徐訏、周黎庵、夏慎初等，同在金星屋处聚餐。”金性尧家境殷实，抗战胜利后这几年一直在家闲居。

7月19日，周作人从陶亢德处得到一册英人韦格耳所著《勒斯婆思的萨波，她的生活与其时代》原版书。次日，他开始动手编译《希腊女诗人萨波》，至8月4日完工。周作人久有将萨波介绍到中国的意愿。他在序言里说：“介绍在诗经时代的女诗人的诗到中国来，这件事总是值得做的。”书编成后，他“将原稿托付康嗣群君，经他转交给上海出版公司，后来郑西谛君知道了，他竭力怂恿公司的老板付印，并且将它收入他所主编的文艺复兴丛书里边”（《知堂回想录》）。

“此系在横浜桥边小楼上所写”即是回顾此书缘起。赠言从史实上看无懈可击。周作人那句“可作沪游纪念”，可以解读成对兵荒马乱年代旅居上海的纪念，也可看作他和金性尧两人在沪滨半年交往的纪念。一个“游”字更可约略窥见周氏此一时期之心境。

正想到这里，我友“考据狂人”宋希於君又杀来助阵。他微信说，徐淦撰《忘年交琐记》一文里有相关的重要线索。徐淦比周作人小三十二岁，是他的绍兴同乡。1943年，周作人南下游历苏州南京之间，两人相识。六年后，在上海重聚。之后，徐淦失业，就到北京寻找机会。甫进京，蒙周作人照顾，暂时借住八道湾十一号周宅。直到他被人民美术出版社录用作连环画编辑，有了正式工作，才由“知堂代央图书馆的王先生帮我在新街口罗儿胡同租了个瓦屋低窗的小独院里的三间北房”，正式搬出。徐淦在文中写道：“新居与八道湾隔一条街，我常去，知堂也偶尔到我家坐坐。他不喝酒，我也不留他吃饭。只有一次，金性尧来看我，我请知堂一起来进便餐，他把废名先生也带了来，还有方纪生君。”

多年前某一时刻的昏黄画面似乎就此浮现出来。我在头脑中想象：在罗儿胡同的聚会上，花甲老作家周作人和废名、方纪生一同出席。他还带来了新出版的“《萨波》”，当场写了赠言，并盖了章。“《萨波》”出版于1951年8月。废名则因院系调整，于1952年9月离开北京赴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执教。其间，废名又于1951年10月到次年5月随北大师生赴江西吉安参加土改。如果这册“《萨波》”确实是在此次见面时获赠。那么聚会的时间就应该确定在1951年8月到10月，或1952年5月到9月间的某一天。

但事情没这么简单。我又查到金性尧晚年在《叶落归根》一文里回忆：“一九五〇年，我因亲戚之邀，往游北京，曾到八道湾去看了他两次，在那里遇见了废名和江绍原。”会不会是金先生年老，记错了时间？再看周作人1950年7月21日在《亦报》发表的《游长城》，其中提到“舟山友人从上海来北京游览，到了半月之后，问他怎么样……”舟山友人即金性尧。那么，金性尧北游时间大致应在1950年6、7月间。而此时，“《萨波》”还没出版。自然不可能有当面签赠一事。美好的想象走进了死胡同。我只好悻悻然把刚刚在眼前定格的这幅发生于徐淦家里的温暖聚会的老照片折好，重新塞回口袋。此设想不成立。

更大的可能还是寄赠。周作人一向爱送书给朋友。金性尧和徐淦一样，是周的忘年交。周、金二人从沦陷时期开始通信。金性尧早期著作《文抄》序言还是由周作人亲自操刀。1949、1950年间两人多见面之缘。也就是说，“《萨波》”出版前后，正是周、金往来最频繁的时期。因此，出书后，寄赠一册给金性尧，缅怀一下“那段一起走过的日子”，正是顺理成章之事。还是金性尧那篇《叶落归根》一锤定音。他说：“我返沪之后，与知堂还有信札往来，他每有著作，必签名相赠，这所谓著作，其实都是翻译的，现在自然一无存留。”

再说笔迹。这是关键。周作人赠言写在书名页前所附的硫酸纸上。纸光且滑，不易着墨，也不利于吸收印油。手边正好有止庵先生编的《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通信时间横跨上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正可比对。遂挑出几封与1951年较为接近的书信。其中有给松枝茂夫的，也有致柳存仁的。周作人这一时期的字变小，字距变窄，显得局促。看上去不如三四十年代写在清丽笺纸上的周字那么恬淡从容。我从中挑出相同的字摆在一起对照。可以看出，笔顺笔势字形均一致。

最后看印章。印象中，没见周作人用过此印章。但想起前些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过一部《知堂遗存》。线装一函两册。其中第二册即是《周作人印谱》。此书系依照鲍耀明藏周作人1964年手拓印谱影印而成。当年定价三百二十元。因为嫌贵，没买。现在到孔夫子上一查，已涨到六百元，更无力问津了。首都图书馆离家近，上其网站检索，发现馆内无藏。只好坐地铁去三十公里外的国家图书馆调阅。

京城今年雾霾深重，这是冬天里难得的一个晴窗丽日。坐在暖气大开的阅览室里，印谱翻至卷尾，“周遐寿印”才终于现身，周作人并注明“边款 无闷居士陆和九攻石”。将其与“《萨波》”上所钤印章比对，一致无二。陆和九是当时有名的老金石家，此谱中还收有他给周刻的另一方印“遐寿老人”。

上海图书馆张伟先生曾撰文披露，上图的“馆藏尺牍精品展”上，展出过一封1950年10月周作人致康嗣群信。康是周作人学生，也是“《萨波》”出版的重要参与者。信中说：“萨波事承费心甚感……笔名前用寿遐，近由方纪生为托陆和九刻一印，乃误为遐寿。方君拟请其重刻，但觉得篆文很有意思，且改刻缺少兴趣，难得刻好，故宁改字以从之也。”这说明，陆和九刻“周遐寿印”的时间当在1950年。刻印的目的，正与出版“《萨波》”一书有关。此信最后，周作人钤盖的就是陆新刻二印之一——“遐寿老人”。

从此信还可获知，笔名遐寿是寿遐之误，周作人则干脆将错就错。的确，1948年8月31日出版的《子曰》丛刊第三辑中，周作人所作《〈呐喊〉的索隐》一文，署的还是“王寿遐”。

至此，功课做足，证据链已非常完整。可以放心参拍了。那天晚上，定好闹钟守在电脑前。拍卖将要结束，几位参拍者略作抵抗，此书即为我所得。还好，价不算高。

金性尧藏书，这几年数次出现在拍卖会上。形式都是把几十册用塑料绳扎成一捆，作为一个标的。平装书居多。线装也有，但似乎没见到太好的版本，多晚清、民国印本。我知道有位朋友捡过漏。买下的一堆线装书里有一册民国版的《十竹斋笺谱》。

其实，金性尧藏书本来应不止此种规模。上世纪四十年代他是上海文坛有名的“富有财主”（徐訏语），藏书数万册。但“文革”中他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发配奉贤五七干校养猪。所有藏书，连同数百幅字画在一两天内被抄掠一空。据其女金文男写文章回忆，八十年代虽落实政策，但一些善本书籍和名贵字画已不知去向。有关部门无法发还原书原画，只好用其他书来凑数。

我与金性尧先生也算有缘。得到过他的手稿。多年前还搜得一册阿英签名送给他的《晚清小说史》，他又在书后写了很长的题跋。

金性尧十年前才去世。我身边有几位年长的老师都还和他有过或多或少的交往。听他们说起尚不太久远的旧事，既让人羡慕，又闻之怅然。

想想自己似乎一直对政治上不那么正确的作家更有好感。也许因为，从其文字中可多嗅到一点“人”的气息。

我不知道“《萨波》”这本书是何时，又是以何种方式从金性尧的书房流落到遥远的山西运城的。它中间行过多少里路，经过多少座城，听惯了多少种标语口号。它揉一揉过度磨损的膝盖，现在又向北京走来。“文革”前的旧书保存至今，品佳者少之又少。像这样书脊书页的锋棱尚尖锐得划手的旧物，得有何种金刚护体，才能奋力与历次劫难相抗。我在灯下翻读，便也想学前辈在书后诌上一句“寒士力薄，得此零帙散册而自喜，亦可笑也”云云，转眼瞥见书桌那本黄历上“诸事不宜”四个大字，还是罢了罢了。

附记：

草完此文，又收到止庵先生发来周作人1951年9月30日日记一则：“三十日 晴 风冷 室内六十度。上午寄雨生函、星屋书一册。肇洛来访，赠茶叶两合。下午废名来访。夜盖厚被。”则赠书日期也落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