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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汗之城”到“北京花园”：西方人眼中的北京建筑是什么样的？

2022-01-02 14:3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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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为《从“大汗之城”到“北京花园”：西方人眼中的北京建筑》，曹馨宁著，节选自《北京史学（2021年春季刊/总第13辑）》

一 “大汗之城”：凝结在北京皇宫中的西方想象

13世纪中叶，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城市经济发达，航海活动频繁，探险家、商人、传教士等开展丰富的海外活动。1264年，忽必烈将元朝都城从蒙古的哈拉和林迁到北京，并主动向欧洲商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威尼斯商人尼科洛·波罗（Niccolò Polo，1230—1294）和马费奥·波罗（Maffeo Polo，1230—1309）两兄弟成为最早来到忽必烈新首都的欧洲商人。10年之后，尼科洛和马费奥再次到中国旅行，尼科洛还带上了自己的儿子——年轻的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随行。他们于1275年到达北京。马可·波罗给忽必烈留下良好的印象，他在北京朝廷工作了17年，并将自己在中国的奇妙经历叙述为《马可·波罗行纪》（简称《行纪》）。《行纪》对汗八里的描述从皇宫入手：

君等应知此宫之大，向所未见。宫上无楼，建于平地。惟台基高出地面十掌。宫顶甚高，宫墙及房壁满涂金银，并绘龙、兽、鸟、骑士、形像及其他数物于其上。屋顶之天花板，亦除金银及绘画外别无他物。

大殿宽广，足容六千人聚食而有余，房屋之多，可谓奇观。此宫壮丽富赡，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顶上之瓦，皆红黄绿蓝及其他诸色。上涂以釉，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致使远处亦见此宫光辉。应知其顶坚固，可以久存不坏。

周围有二十四哩，其形正方，由是每方各有六哩。环以土墙，墙根厚十步，然愈高愈削，墙头仅厚三步，墙筑女墙，女墙色白，墙高十步。全城有十二门，各门之上有一大宫，颇壮丽。四面各有三门五宫，盖每角亦各有一宫，壮丽相等。宫中有殿广大，其中贮藏守城者之兵杖。街道甚直，以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城中有壮丽宫殿，复有美丽邸舍甚多。

马可·波罗

由此可见，马可·波罗记录的可汗宫殿建筑华美、种类多样、金碧辉煌、坚实牢固，其精美程度也是欧洲前所未闻的，整片宫殿俨然是《圣经》中富足且无忧无虑的伊甸园。《行纪》最初的抄本不仅有文字描述，还有大量精美的插画。画面上的宫殿整体为欧洲中世纪城堡的样式，建筑上还有镀金雕饰。金灿灿的图像提高了北京皇宫在欧洲的影响力。皇宫成为《行纪》中“大汗之城”的标志和象征，进一步激发了西方人对“大汗之城”的好奇与想象。当时的欧洲国家大都频繁经历战乱，蒙古人的残忍侵略以及瘟疫的侵扰，使许多城市人力短缺，物质匮乏。马可·波罗对气势轩昂、豪华壮丽的宫殿建筑的描述，很快引起了西方读者对东方帝都、大汗之城的向往。尽管在当时，马可·波罗的描述被视为痴人说梦，“马可·波罗”这个名字也成为西方语境中“说大话”的代名词，但《行纪》中的“大汗之城”一直影响了之后西方对北京皇宫建筑以及城市形象的想象，在西方艺术作品中被不断演绎。这种影响甚至延续到了20世纪。

鄂多立克（Odoric of Pordenone，1265—1331）的《东游录》（Elogio storico alle gesta del Beato Odorico）在西方产生的影响力仅次于马可·波罗的《行纪》。鄂多立克曾在北京留居三年，他称这座城市是“高贵的城市”，并用了“大都”（Taydo）这个词。他在游记中同样对汗八里的城墙、城门、宫殿、园林进行了赞美：“大宫墙内，堆起一座小山，其上筑有另一宫殿，系全世界之最美者。……宫殿雄伟壮丽，其殿基离地约两步，其内有二十四根金柱；墙上均悬挂着红色皮革，据称系史上最佳者。”

英国作家约翰·曼德维尔（Sir John Mandeville，？—1372）创作了《曼德维尔游记》（The Travel of Sir John Mandeville，1357），该书结合了马可·波罗、鄂多立克的作品并进行再创造，书中描绘了更加富丽堂皇的大汗宫殿。

该城内大汗建有世上最雄伟华丽的宫殿。宫墙超过二英里。在城墙内还有很多其他的宫殿。在这个大宫殿的花园里有一座大山，山上另有一座宫殿。这座宫殿是任何人所能设想的最繁华最富有的宫殿。宫殿中和山上树木茂盛，硕果累累。山的周围是又大又深的沟渠，沟渠外是一个很大的水池。池上有无数野鹅、野鸭、天鹅、苍鹭，让人惊叹。围绕着这些大沟渠和水池的是布满了各种野兽的那个大花园。因此大汗不出宫门，便可享受狩猎之趣。

宫殿处处雄伟而华丽。宫殿的大厅有24根金柱，墙上均挂满名豹的红色毛皮。豹是最漂亮的野兽，气味宜人。有了那些毛皮的芳香，即能驱赶异味。那些毛皮如血一般鲜红，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亮，令人几乎不敢逼视。这些野兽由于其所具有的正直品性和芬芳气息，而受到人们的膜拜。他们把这些野兽的皮毛看得比金子还要珍贵。

据考证，《曼德维尔游记》取材自马可·波罗的《行纪》、文森特（Vincent of Beauvais，1184—1264）的《世界镜鉴》（Speculum Maius，1235—1264）、柏朗嘉宾（John de Piano Carpini，1185—1252）的《蒙古行纪》（Ystoria Mongalorum，1240）、鄂多立克的《东游录》以及在西方广为流传的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Latin：Presbyter Johannes）的信（The Letter of Prester John，1150）等作品。《曼德维尔游记》中对大汗宫殿的描述和鄂多立克的介绍基本相同，只不过曼德维尔是个文学家，他的描写更富有美感，带有许多浪漫色彩的渲染。《行纪》《东游录》《曼德维尔游记》这三部作品都是西方文献中较早的对东方、对北京的描述，但《曼德维尔游记》是这三部作品中流传度最广的，很多西方人甚至愿意相信《曼德维尔游记》的真实性，认为书中描绘的那个更为华丽的、金光闪闪的甚至富有魔力的宫殿才是真实的东方帝都。

16世纪，北京进入了葡萄牙人的视野，葡萄牙籍耶稣会士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1509—1583）曾于1537—1558年间到东方旅行，并以囚犯身份来到北京。在他的旅游手记《远游记》中，平托对北京进行了夸张的描述。在平托的眼中，北京高厦林立，就连监狱建筑也是宏伟壮观的。“（北京城中）有一千零六十座圆堡，二百四十座坚实、宽敞、高耸的塔楼，其顶颜色多变，光彩夺目。上面都有屹立在绣球之上的雄狮，此乃中国皇帝的标记。”平托对北京建筑的描写虚实结合，更多的是对北京富贵壮观景色的想象。继马可·波罗《行纪》之后，其笔下的北京城再一次展现了西方人对“大汗之城”景象的向往与崇拜。

17世纪是西方人记录北京的高峰期。西方国家的传教士在明末清初获得批准进入北京，其中以耶稣会士人数居多。从17世纪来京西方人的记录来看，北京的皇宫依旧是人们记录的重点。1598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成功进入北京并在城内修建天主教堂，他也是第一个进入北京的西方耶稣会士。《利玛窦中国札记》（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中提到他评价北京的宫殿：“皇帝的居处不如南京皇宫宽阔，但它建筑的雅致和优美却由于它的细长线条而显得突出……北京由于有皇帝在而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利玛窦笔下的北京皇城已不仅是一个充满物质财富的“大汗之城”，北京的皇宫更是精神上寄托希望的场所。利玛窦曾经苦学中国语言和文化，很早将希望寄托于北京朝廷，争取在北京永久居住的许可，并在北京传播天主教。北京皇城的建筑在利玛窦笔下更显朴素，同时在精神寓意上得到了升华。

在利玛窦之后的耶稣会士也对北京建筑有着丰富的描述，其中对北京建筑有过详细描述的葡萄牙耶稣会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1609—1677），在《中国新史》（A New History of the Empire China，1688）中将“北京之宏伟”列为“中国十二绝”的第十二项。书中第17—21章介绍了北京皇城和著名建筑。安文思曾在北京生活29年，他对北京建筑的介绍在当时西方人的记录中也是最精确的。安文思对比北京建筑和西方国家建筑不同之处时指出了两点：一是北京建筑的朝向为坐北朝南，二是北京的建筑多为平房。此外，在北京，不管是何等身份的人，他们都要按照法律规定修建自己的房屋和院落。除了客观描述北京建筑之外，安文思对北京建筑极尽赞美之词。《中国新史》中安文思利用三章的篇幅介绍北京皇城中的宫殿和寺庙，他认为这些建筑“使人感到惊奇不已，其宏伟富丽令人赞叹和起敬”，所有的屋舍都是威严壮观、雄伟华丽的。

我们所述的建筑物都盖以黄、绿、蓝色大厚瓦，用钉固定以防风暴，因北京的风很大。屋脊总是从东到西，高出屋顶约一矛的高度。末端饰以龙、虎、狮及其他动物的躯体和头部造型，它们沿着整个屋脊盘绕伸延。从它们的口和耳中，涌出各种花朵及奇形怪状的东西或其他悦目的装饰，一些装饰就依附在它们的角上。由于这些殿都漆上上述的色彩，当太阳升起时，从老远看去，如我多次所观察到的，它们都是用纯金制成，至少是镀金，以蓝、绿色做彩饰，产生非常美妙、华丽、庄严的景观。

安文思笔下金碧辉煌、绚丽夺目的北京皇宫建筑令读者为之向往。建筑构筑起安文思书中宏伟的北京，马可·波罗《行纪》中的“大汗之城”在17世纪耶稣会士的笔下再次呈现在西方读者的视野中。

17世纪，俄罗斯先后7次遣使来访北京，使团成员试图探清从俄国到访北京的道路，并试图与清朝建立外交、商贸关系。北京是俄国使团最直接的目的地。北京城市建筑状况也随着使团成员的记录传到欧洲。在俄国使团成员的记录中，北京城的皇宫建筑同样是巍峨雄壮、金碧辉煌的。费·伊·巴伊科夫（Feodor Isakovich Baikov，1612—1663）使团于1656年3月3日到达北京，他们看到汗八里的皇宫建筑高大雄伟、五颜六色，桥梁由汉白玉建造，造型出色。17世纪末伊兹勃兰特·伊台斯（Eysbrants Ides，1600—？）使团在京城停留了109天，在当时访问中国的外国使团中属于停留时间较长的。伊台斯的笔记以及随员亚当·勃兰德（АДам БранД，1657—1708）的记录对北京的皇宫进行了详细描述：

我所见到的宫中一切情况，将另行描述。这里我只讲讲宫殿和博克达汗宝座的外观。宫殿是一座长方形的建筑物，长等于宽的两倍，用焙烧的砖建成，屋顶铺着黄琉璃瓦，并有狮、龙及其他禽兽饰物。宫殿高约八俄丈。上台阶经殿檐下进入大殿，殿檐下有窗户，每扇窗上有很多小窗孔，不镶玻璃，糊着纸。

大殿两边各有一门，门上方有毗罗帽式的描金木雕饰物。殿里没有拱顶，墙一直砌到屋顶。屋顶有金漆彩绘天花板。殿内有十二根圆柱，柱上有描金图案。大殿长约三十俄丈，宽约十俄丈。地上按鞑靼习惯铺着织有花卉鸟兽图案的地毯。

伊台斯使团谒见了康熙皇帝，时逢中国新年，使团成员被安排在城中并参加一系列参观活动。伊台斯使团的笔记中不仅描绘了北京皇宫的高大华丽，还讲述了成员们在北京城中参观到的奇观，如药房、服装店、野味市、象房等。在他们笔下，东方帝都景象繁华，赏心悦目，令人向往。

除了俄国的使团，17世纪中叶，以约翰·尼霍夫（Johan Nieuhoff，1618—1672）为代表的荷兰使团也到访北京并谒见了中国皇帝，尼霍夫的游记《从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往鞑靼国谒见中国皇帝的外交使团》（Legatio batavica ad magnum Tartariæ chamum Sungteium，modernum Sinæimperatorem，1665）以及他随手绘制的图画作品于1665年在欧洲出版，其中对北京皇宫有着更加生动的描述。

所有的建筑都造得金碧辉煌，壮观无比。房屋外巧妙地延伸着镀金的柱廊和栏杆。屋顶沉重，建造精美，是用黄色釉瓦覆盖的；在有阳光的时候，这些釉瓦远远看去，就像黄金那般闪烁。这个皇宫的东、西、南、北方向各有一个大门，所有建筑物沿十字形中轴道路分布，很整齐地被分成几个部分。城墙是用红色的瓷砖建造的，上覆黄瓦，高不过十五呎。

第三个广场和皇帝住处所在的广场一样，呈正方形，四座主要的宫殿造型典雅古朴，并依中国建筑的风格盖着贵重的瓦。这些宫殿有四个台阶可供上下，这些台阶占去了广场面积的三分之一，广场上铺着灰色的石板。在这最深之处的十字道路的尽头，有几处花园。花园里满是各种果树和漂亮的房屋，这些都是这个皇帝派人精心栽培建造的，我们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地方。

尼霍夫的作品中有大量插图，将北京皇宫的形象以及宫殿占地面积之广用更直观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图画中，皇宫建筑从内部到外部装饰着十分繁复、密集的花饰，宫殿屋顶各角向上卷曲，宛如奇异的热带植物。受到当时西方巴洛克艺术审美的影响，记录者似乎有意通过对这种夸张装饰的描述博人眼球，吸引当时的西方人；用这种带有浓郁异国风情的图像，表露自己对北京景象的惊叹之情，以及对东方国家首都的奇特想象。尼霍夫使团对“大汗之城”极度夸张的记录被绘制成铜版画，在当时的欧洲社会流行开来。

不论是俄国使团还是荷兰使团，他们来访北京的目的不只是观看传说中的“大汗之城”，或去印证同时期传教士、使者带回欧洲的关于北京帝都的想象，其背后带有极为现实的商业目的。使团成员对北京建筑的描述体现了他们对北京整体经济、商业状况的考察，从而为寻找与中国发展贸易关系和外交关系的机会提供帮助。“大汗之城”富丽堂皇的整体形象增加了这座城市在商贸方面的吸引力，但这座城市对外部力量的排斥和傲慢的态度，以及使团在北京屡屡受挫的经历，也使得“大汗之城”丑陋、落后、衰落的一面出现在使团成员的描述和记录中。

17、18世纪，法国耶稣会士陆续来到北京并在此居住，他们与皇帝、北京的官员们有频繁深厚的交往，帝都建筑的气势和风格备受这些传教士关注。法国耶稣会士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在1690年1月16日的日记中描述了养心殿的建筑，大殿雕梁画栋，地板光洁平整，犹如大理石。华丽的宫殿装饰了各种制作精巧的器物，令人惊叹不已。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在《中国现任皇帝传》中描述了北京的皇宫：

皇宫城墙范围很大，甚至堪称一座颇具规模的城市。建筑物上覆盖着金黄色的琉璃瓦，看上去相当壮观。从其建筑物的宏伟以及其他方面，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闻名天下的大皇帝居住的地方。

其壮观景象让白晋想起西方社会一直流传的对北京皇宫建筑的华丽想象。北京皇宫建筑和皇家园林的修建在乾隆年间达到高潮，在京的耶稣会也加入了北京皇家园林的设计和修建。18世纪中叶，乾隆皇帝要求当时留在宫中的法国传教士在长春园的一角修筑一组西洋楼景观，打造“东方的凡尔赛”。圆明园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是皇帝富丽堂皇的居所之一，但在西方引起强烈轰动。法国传教士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1702—1768）、蒋友仁（Michel Benoist，1715—1774）等先后通过书信向欧洲人描述圆明园的秀美壮丽，并将描绘圆明园景观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寄回法国。

乾隆帝朝服像

（图片来源于《东北服饰文化》）

乾隆下令绘制和刻画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欧洲巴洛克式建筑、园林和喷泉，才使欧洲得以对圆明园中的某些特殊部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乾隆也许是想通过这些建筑说明他的宫殿能同欧洲最高贵的王宫相媲美，还要在雄伟、规模和变化上超过欧洲的王宫。乾隆大概是在郎世宁表现喷泉的画上见到了西洋宫殿和园林的样子，这引起了皇上的兴趣，他要在自己的离宫里也能见到同样的喷泉和美丽的洛可可式及后期巴洛克式建筑。……因此，郎世宁和蒋友仁通力合作，在圆明园中建成了中国式的凡尔赛宫。

自此，圆明园成为法国人，乃至全欧洲人想象中的“万园之园（jardin des jardins）”“人间天堂”“北京的凡尔赛宫”，成为法国人对于理想国度和文化中国的集体想象的凝结。18世纪，“中国热”在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流行，长久以来西方主流社会和贵族们对遥远的“大汗之城”的想象，经由艺术家们的创作，变成了现实中的事物。中国精美的艺术品、器具风靡法国等欧洲国家的贵族圈，洛可可艺术家布歇（Francois Boucher，1703—1770）的油画充斥着中国风格的亭台楼阁。遥远帝都的建筑也成为这一时期欧洲贵族们建筑梦幻场所的重要参照。

1792年，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带领英国特使团正式访华并谒见了乾隆皇帝。马戛尔尼在见到圆明园的建筑时也曾感叹：“集此种种精美可观之物于一处，恐地球虽大，更无第二处足与此中国圆明园之宝殿比也。”“园中花木池沼以至亭、台、楼、榭，多至不可胜数，而点缀之得宜，构造之巧妙，观者几疑为神工鬼斧，非人力所能及。”由此可见，马戛尔尼眼中的圆明园建筑十分精美，符合“大汗之城”所赋予其的对于东方建筑的瑰丽想象。使团副使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1st Baronet，1737—1801）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ia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中给予北京皇宫建筑较高的评价：“瓦上面刻着各种事物形象或者幻想式创造，在太阳下面发出闪闪金光，确是伟大壮观。”

马戛尔尼使团成员不仅向西方带去了关于北京建筑的文字记录，使团随行的还有专业画师和绘图人员，画师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1767—1816）回国后将其在中国完成的画作出版，其中有不少关于北京皇宫建筑的作品。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的游记、报告、画册在西方社会广受关注，大量出版，成为人们认识中国的最新资料来源和文艺作品的效仿对象。维多利亚风景画画家托马斯·阿罗姆（Thomas Allom，1804—1872）就因为绘制关于中国的画作而闻名于当时的英国画坛。1843年，阿罗姆的画作合集《中华帝国图景》（China，The Scenery，Architecture，and Social Habits of the Ancient Empire）在伦敦出版，书中插图配有爱尔兰作家乔治·怀特（George Wright，约1794—1877）的文字说明，怀特和阿罗姆均到访过中国。阿罗姆的画作有明显的模仿威廉·亚历山大画的痕迹，并在亚历山大作品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夸张，北京建筑被阿罗姆加工得更为繁复壮丽。阿罗姆的画作，将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的北京经验，和马可·波罗《行纪》中的“大汗之城”相结合，十分贴合西方主流社会对北京景象的想象。《中华帝国图景》出版后，很快便成为英国乃至西方最早、最著名的绘画本的中国教科书。当时欧洲人，尤其是欧洲主流社会关于中国的知识大部分都源于此书。

然而，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在北京的活动并不顺利，北京官员的陈腐、由叩首引发的礼仪矛盾，均让他们产生了对北京不满的心态。在使团成员的观察下，北京的吸引力远远不及他们的想象。斯当东写道：

使节团在郊区的尽头又稍停留，大家交换了一下刚才穿过北京城时所得的印象。他们自然知道这样匆促的走马观花无法得出一个恰当的判断。不过大家共同的感觉是，实际所看到的一切，除了皇宫而外，远没有未到之前想象的那么美好。假如一个中国人观光了英国的首都之后做一个公平的判断，他将会认为，无论从商店、桥梁、广场和公共建筑的规模和国家财富的象征来比较，大不列颠的首都伦敦是超过北京的。

斯当东将伦敦和北京进行对比，并且认为伦敦远远超过北京，体现出英国使团成员对本国建筑和经济发展情况的自信。使团成员约翰·巴罗（Sir John Barrow，1st Baronet，1764—1848）在《中国纪行》（Travels in China）中同样对北京建筑表示出一种失望和轻蔑的态度。当巴罗第一眼看到这座城市的建筑时就认为，“这座著名都城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没有预计中引起更高的期盼，也丝毫没有促使人们想更多地认识它”。巴罗对圆明园也十分失望：“大部分建筑物是低矮的平房。皇帝本人的宫室和他接见的大殿，如果剥掉上面的镀金和绚丽色彩，不比英国富裕农家的谷仓好多少，而且不坚实。”在巴罗眼中，北京皇宫和皇家园林中的建筑令人大失所望，宫殿和普通民居相似。斯当东在自己的记录中议论道：“一个国家的富强程度不只依靠本国的发展，而且也有赖于它的海外事业。”马戛尔尼使团成员通过这次访华对中国做出了新的评估。想象中的“大汗之城”早已成为历史，使团的报告刷新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增强了英国人的贬华倾向和优越感，也增加了他们向中国进行殖民扩张的信心。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之后，1816年8月，英国外交官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1773—1858）率领使团来到北京谒见嘉庆皇帝。由于使团成员在北京时间很短，对北京建筑的观看十分有限。这次中西交流仍以失败告终。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两次外交活动，为之后中英关系的发展以及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到了19世纪下半叶，“大汗之城”的面纱彻底被撕破。19世纪60年代在北京进行过地质考察的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就曾在自己的旅行日记中提到，他虽然知道北京在马可·波罗时代曾获得享誉世界的赞许，但如今的北京城看起来肮脏又破败。

北京是一座破败而且贫困的城市。只是从残留的一些宏伟的建筑，特别是一些桥梁、城墙和庙宇，可以看出这座城市昔日的辉煌。城里的设施十分发达，令人惊叹。宽阔的街道、沟渠和排水无不显示出伟大的建筑灵魂。

北京的建筑虽然宏伟，但是在19世纪下半叶的西方人看来是“破败而且贫困”的，所谓“辉煌”是属于昔日的。“大汗之城”的浪漫想象成为历史，成为西方作者文学作品中古代东方帝都的象征。无论是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26—1905）的科幻小说《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中高耸的城墙、城楼、瞭望亭，远处还有各式宝塔，还是谢阁兰（Voctor Segalen，1878—1919）在《勒内·莱斯》（Réne Lays，1922）中描述的那个神秘的、如奇幻迷宫一般的紫禁城，古老的北京城在小说中被定格。1926年4月25日，歌剧版《图兰朵》（Turandot）首演于米兰斯卡拉剧院，歌剧中的故事就发生在紫禁城。第一幕开场，舞台上远景是紫禁城城墙，“宏伟的城堡横亘，几乎占据舞台全场。一面大铜锣挂在雕纹柱上。城堡上立着一些木桩，上挂砍下的人头”。歌剧《图兰朵》在舞台上复活了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记录的“大汗之城”，皇城中的城堡、亭桥等建筑不仅是舞台上的装饰，也是人们复杂城市想象的体现。但同时，紫禁城周围的皇城墙上挂着的被斩的人头，故事中元朝公主图兰朵美丽又极其残忍的个性，也体现出“大汗之城”不仅是雄伟的、富裕的，同时是野蛮的、恐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