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国家的养成之道”之五：残缺经济结构与国家建构困境

比较荷兰、苏联与英国各自现代建国方面取得成就的巨大差异，可以知晓差异的根源在于现代建国是否走上了一条现代诸要素适配性或统一性的道路。这种适配性或统一性，端赖一个国家的政治家与所有其他类型的行动者在特定的环境中选择合宜的行为，从而促使那些分散甚至是隔离的现代因素有效地互动起来，最后才有希望形成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结构。

从经济领域看，一个国家如何促成健全的市场经济，运用工业化的撬动杠杆，以立宪民主政体与之匹配，让三者处于一种良性互动的情景之中，是其经济持续增长、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倘若做到了这一点，国家就会进入规范现代状态；假如仅只着眼于某一要素的决定性作用，并且在国家运行中不计工本地榨取它的潜能，这个国家终究会陷入残缺的现代经济结构陷阱，一者可能将国家引向歧途，无法真正成长为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二者可能将国家引向危机状态，甚至引发国家危机，导致国家倾覆。

什么是残缺的经济结构

残缺的经济结构与国家建构的困境是相携出场的。何谓残缺的经济结构？对此问题的回答，需要先期确认何谓健全的经济结构。从较为理想的状态上讲，健全经济结构的特点大致是：

首先，这样的经济结构在经济要素的组合上是健全的。支撑一国经济发展的健全结构，首先需要这个国家确立起合理的经济预期。所谓合理的经济预期，乃是一种适于该国经济长期、全局发展的理性预期，而不是榨取资源的耗竭式发展。其次，需要该国对经济诸要素，诸如资源、环境、生产、市场、消费等因素合理组合，不能畸轻畸重。再次，需要对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要素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前者是指，理性掌握国民收入、消费、投资、货币、就业、通货膨胀、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经济开放及其相互关系。后者是指，确切了解消费者行为、厂商供给和收入分配等问题。二者需要对经济政策进行理性筹划，对经济政策目标、经济政策工具、经济政策机制、经济政策效应与运用了然于心。对这些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的把握以及及时地进行调整。换言之，一个国家的政府机构理性处置权力与市场的关系，成为一个健全经济结构的另一个基本标志。相应地，凡是在相关方面存在缺失的，就属于残缺不全的经济结构。

不过，即使是残缺的经济结构，只要不是在经济结构的关键因素存在严重缺失，便不至于影响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只是因此不能期待这样的经济体系有一个高过预期的良好运行状态，并以强劲而持续的增长，领先于其他经济体。假如在前述经济结构要素中存在重要环节的缺损，那么，一个经济体就很难取得有效的经济增长，试图获得强劲而持续的经济增长，就更是异想天开了。

依照上述罗列，将经济结构的诸要素归之于市场因素和政策要素两大类的话，残缺的经济结构，在市场一端，一定是难于让市场发挥其自身效用的畸形市场或权力市场。市场的失败，不是经济自身因素组合不当的间歇性表现、抑或是经济周期的繁荣与萧条间的表现；而是因为市场根本就是诸要素之间互不匹配的结构所必然导致的结果。而在政府一端，一定是以国家权力支配经济运作的畸形机制。这样的机制，要么是自命先进的国家机器掌控者随自己的政治意志任意进行资源配置的畸形状态，要么是自负掌握了经济规律的国家权力当局对经济资源的随意调用和恶劣榨取。

总而言之，政府方面无意尊重市场机制，执意以政治意志和行政命令支配经济运行，经济领域相对政治领域的独立性完全无以呈现。

无疑，按照理想的现代经济体制衡量，没有一个经济体足以称得上是健全的经济结构。在现实中，所谓健全的经济体，从负面视角看，也就只能是成功避免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的那些经济体；从正面来讲，也就是那些让市场和政府双方各自起码发挥其效能的经济体。双方的适配性越强，一个经济体的健康运行可能性就越高；相反，双方的适配性程度越低，一个经济体健康运行的可能性就越低。这个经济体就必然会呈现疲弱之态，在竞争性国际经济体系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即便因讹诈性榨取某种经济因素或政策因素的效能，一时表现得异常繁荣，它也会迅速归于暗淡，甚至引发国家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最终可能导致国家崩溃。

但这并不是说设定健全经济结构的理想化状态就完全没有意义了。这样的设定具有规范价值，可以用来评价任何现代经济结构。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显现一个经济结构体究竟在哪些方面、存在什么残缺的理想参照体系。缺少这样的参照体系，人们就无法对一个经济体究竟是健全还是残缺做出评价，相应也就无法展开建构健全经济体的尝试。基于此，将前述荷兰、苏联与英国纳入相应框架中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前两个国家的经济体确实存在明显的残缺，而英国的经济体则相对健全很多。这正是三大经济体在历时展现与共时比较中呈现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

17世纪荷兰的体制创新和明显缺失

17世纪的荷兰，应该说是当时世界上实际运行的经济体中最为健全的一个系统。在当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荷兰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经济体制创新，以至于可以领先于其他所有经济体，成为欧洲创造财富极为有效的经济机制。

荷兰人的经济-社会体制创新，表现在：其一，将荷兰经济体打造成为有利于展开国际贸易的开放式结构。阿姆斯特丹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荷兰商船规模也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由于金融体制的改革，利率很低，流动资本非常充足。这是当时世界上最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其二，在致力拓展全球贸易空间的时候，荷兰全力探索新贸易航道，以求打破葡、西两国的全球贸易优势。其中，荷属东-西印度公司的成立与成功运作，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企业。其掠夺来的财富，是荷兰成为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重要来源。其三，荷兰以高税率和关税保证了政府的强大行为能力，并且让国家具有极强的军事行动能力，足以跟当时的海上强国西班牙展开攻击性竞争。

由于经济上的繁荣，当时的荷兰在精神领域的创造力极为旺盛，成为那个时代世界艺术和科学的中心。航海家的探险，让荷兰人的地理发现领先世界。对国际关系的率先探究，让荷兰人成为展开国际法研究的领航者。伟大的艺术家群体登上现代艺术史舞台，展现出荷兰文化的辉煌。繁荣还催生了荷兰的宽容，让当时不见容于本国的欧洲人奔赴荷兰，让整个荷兰的吸引力大大加强，并有效聚集了发展所需的精英人群。出版业的自由化，使荷兰成为现代新思想传播的汇总地。凡此种种，无不发挥出推动荷兰现代进步的动力作用。（参见[美]马克•T•胡克：《荷兰史》，黄毅翔译，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页94-102）“荷兰奇迹”就此出现。

但以现代健全的经济结构作为标准来衡量，荷兰当时的经济结构，就存在明显的缺失：首先，荷兰的经济结构诸内在要素没有呈现相互支撑的合理状态。经济贸易主要由国际贸易主导，荷兰国内经济缺乏长期的增长点与增长结构，金融体系只是为国际贸易的便利做出的权宜性调整，缺乏现代金融体系建构的眼光。其次，整个经济体围绕国际贸易运转，可以获得财富的迅速积累效果，但可能毒化了荷兰人的健全经济思维与合理经济行为。赚取快钱成为荷兰人发财致富的首要门道。因此，荷兰人的经济行动缺乏现代合理的经济伦理支持。这让人们很容易为了发财而陷入“庞氏骗局”之中。最典型的事件，就是郁金香热的袭来与退去，成为荷兰经济繁荣和衰颓的标志性事件。

最重要的是，荷兰并没有在经济繁荣之际，展开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与行政管理革命，相反一直受困于混乱的政治体系。荷兰当时是一个由七个省份组成的“联省共和国”，这是一种地方权力强于中央权力的特殊体制，而各行省情况的差异，使得各省的权力设置相当不同，大多数时候需要的中央政府协调，就此变得非常困难。当时的荷兰没有全国性的法律和司法体系，征税是各省的责任，大多数其他行政问题也完全是地方性事务，三级会议、国务委员会以及其他政府机构就只能主要把它们的行动限制在外交政策领域。（参见[荷兰]马尔滕•波拉：《黄金时代的荷兰共和国》，金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页171） 因此，在激烈的内外竞争中，荷兰殊难维持长久繁荣。随着荷兰国势的衰颓，它也就丧失了示范全球的领袖国家能力。

苏联的沉痛教训

转换视角来看苏联。仅从结果上看，苏联的工业化确实令人震撼。上世纪七十年代，联邦德国经济史学者鲁道夫•吕贝尔特（Rudolf Rübberdt）就此写到：“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苏联钢铁工业和加工工业等几个工业部门的生产成绩已远远超过欧洲其他工业国家。1961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艘载人卫星式宇宙飞船，这个惊人的成就轰动了整个世界，它说明除了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的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外，还有另外一种形式也可以取得工业建设的巨大成绩。”（[联邦德国]鲁道夫•吕贝尔特：《工业化史》，龚鸣钟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页228） 一个在东西方社会对垒情况下的西方国家学者得出的这一结论，足以说明苏联工业化对自信心满满的西方国家产生的巨大冲击。

苏联的工业化进程严格按照中央权力的国家意志展开，并与其极富特色的五年国家计划紧密联系在一起。苏联确立其工业化的战略目标后，首先将农业资源加以重新组合，强制发动了农业革命：一方面没收小农土地，进行集约化的耕种；另一方面，将农业生产组织行政性地改变为生产合作社与国营农场。富农被迅速驱逐出农业领域。在此基础上，强行推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在工业完全不成体系的情况下，苏联不求建构工业生产体系各个部门均衡发展的完备体系，而以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作为国家工业化的突破口，并严格限制消费品工业和住宅的建设，以保证军企集团的资源供给。其推动工业化的劳动方式，则依靠权力进行最大化动员，具体方式包括：经常性的号召、大幅标语和其他宣传方法；“突击队”；协作、奖金；节日“自愿”义务劳动；对迟到和怠工予以严厉惩罚；“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不断提高生产指标；学校参与工厂企业的监督；动员一切力量投入重点项目，等。（参见上书，页242）

很明显，这种以国家政治权力意志强行维持的发展模式，完全无视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则，尤其是忽略了工业化进程所需要的政治与社会匹配条件。因此，这种发展模式是严重畸形的。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实行的那种单纯依靠国家权力强行推进的工业化模式告一段落，并不断推出经济体制的改革举措。这是由于斯大林式的经济-政治体制已经成为严重的发展障碍。更成问题的是，它也成为苏联政治体制顺畅运行的一大阻力。这不仅使苏联国内体制严重偏离所谓社会主义的正轨，也使苏联的卫星国遭受苏式体制之害，经济发展步伐停滞不前。苏联的当政者不得不启动艰难的改革。这一改革进程，可以区分为赫鲁晓夫、勃涅日涅夫与戈尔巴乔夫三个阶段。（以下对苏联改革进程的描述，主要参考的是陆南泉：《苏联经济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第五至二十二章，人民出版社，2007年）

赫鲁晓夫的改革，首先着力清算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恐怖统治、个人崇拜。在此基础上，对农业体制进行了改变，放松了对农业的国家控制，对个人副业的控制也降低了，改变了集体农庄的报酬制度。同时对工业体制也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以应急性的措施，重新分配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权力，适当简化管理机构和层次，积极提高生产能力。并为此展开了经济理论的讨论。但由于赫鲁晓夫的改革并未触动斯大林体制的根本，没有启动市场经济导向改革的意图，加之他个人对改革把握的失准，其改革最终归于失败。

勃涅日涅夫的改革较赫鲁晓夫要深入系统得多。他执政18年之久，一方面在初期致力纠正赫鲁晓夫改革的偏失，对苏联共产党的经济领导体制进行了再调整。另一方面在经济社会体制上进行了关联调整：农业体制方面，着力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改变农产品的采购制度，提高农业的技术装备，在国营农场推行经济核算制，扩大农场的自主经营权，试行小组包工奖励制，发展跨单位的合作组织；经济体制方面，大幅度调整部门管理体制，改革计划体制，扩大工厂企业的自主经营权，确立新的考核指标，对企业的利润分配制度进行改革，志在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初步启动了管理民主化进程。

但总的说来，勃涅日涅夫的改革基本上是小修小改，没有触动苏联刚性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企业自主权没有落实，经济类领导缺乏经济意识，国家、企业与个人的利益关系高度紧张。因此，苏联经济-政治体制的弊端未能得到有效治理。而勃涅日涅夫制造的“发达社会主义”幻象，更是将苏联的体制缺陷掩盖起来，让苏联彻底丧失了及时改变体制缺陷的宝贵机会。尤其是政治体制的大踏步后退，集权体制的强化，党政关系的不清，干部制度的终生制，个人崇拜的盛行、特权意识的泛滥，将苏联引向绝境。

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苏联的经济社会状况处于“濒死阶段”，因此改革的任务之繁重，远超人们的想象。面对一个长期没有结构性松动、高度缺乏灵活性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以及这一体制日益衰变的经济绩效，与世界技术革命拉开的巨大差距，社会难以克服的重重矛盾，在国际竞争中明显处于下风，改革很容易陷入一个顾此失彼、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窘境。戈尔巴乔夫在坚持苏共领导权的前提条件下，致力提高集中领导经济的效力，扩大企业自主权，强调国民经济部门用经济方法领导经济，努力建构现代化的经济组织形式，实行管理的全面民主化。一种向市场化过渡的改革意图明显呈现出来。但问题在于，当戈尔巴乔夫启动改革的时候，苏联僵化的体制已经走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他的大幅度改革也无力回天。当戈尔巴乔夫仍然想以国家体制的改革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无异于摧毁了整个脆弱国家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渺茫前景。苏联的崩溃，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出人意料。

残缺经济结构与国家建构困境有内在关联

从荷兰与苏联两个案例，人们可以理解何谓残缺的经济形结构：当一个经济体只想单纯通过市场交易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不去想方设法完善市场，寻求长效的经济增长机制，也就是基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工业化机制，并且在政治体制上没有跟进性地加以改革，促使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满足适配性的要求，那么，其经济结构就是残缺的结构。黄金时代的荷兰是为典型。同时，当一个经济体为了维护支配它运作所寄托的那个国家权力体制，拒绝让经济领域独立于政治权力领域运作，拒斥市场交易机制，只是利用工业机制榨取维护国家权力所需的资源，并且完全无视经济产出利益的人民分享，那么，这一经济体也是一种残缺经济结构。苏联是为标本。

其实，这两种残缺的经济结构，乃是国家建构无法跟进经济发展步伐，甚至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需要的产物。换言之，残缺的经济结构与国家建构困境是内在关联的现象。没有像英国那样实现经济社会要素丝丝入扣的、相宜的均衡性发展，国家就很难取得经济的持续发展。即便像荷兰、苏联一度有过超高增长，最后也会陷入困局之中：要么像荷兰那样无法持续领先世界，要么像苏联那样最后落得个国家崩溃的悲壮结局。（全文完）

（本文为作者即将出版的新著《立国技艺》一书第六章“工业、市场与立宪”之第五节，正文有简化和文字技术上的改写，注释格式有调整，小标题为编者所加。经授权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