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察秋毫｜左翼回归，拉美“粉色浪潮”能否再现？

2021年12月19日，智利大选落下帷幕。左翼联盟“赞成尊严”候选人加夫列尔·博里奇以明显优势击败右翼政党联盟“基督教社会阵线”候选人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当选总统。回顾整个2021年，拉美左翼领导人已接连在秘鲁、洪都拉斯和智利竞选胜利。稍早之前，阿根廷、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等国也都迎来了左翼领导人。同时，以前总统卢拉为代表的左翼势力在巴西也呈回归之势。不难看出，当今拉美政治格局已从“左退右进”转向“左右共治”，甚至存在未来重现“粉色浪潮”的可能。本期明察秋毫将深入探讨近年来造成拉美左翼势力回归的国内国际背景，并以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巴西四个地区大国为例，分析四国在国内局势以及左翼政党表现上的差异性，以更加全面、立体的视角看待拉美左翼势力回归这一政治现象。

左翼回归的原因

拉美国家此次的整体“左倾”并非一桩特别事件，长期以来拉美政坛就存在“左右摇摆”的特性。为此，欧美学术界长以“粉色浪潮”（Pink Tide）来形容历史上尤其是21世纪以来拉美数次的左翼回归。那么，近来拉美左翼回归的缘何开始？左翼能否突破拉美政治的“钟摆效应”，实现长期执政？不同左翼领导人面临的政治是什么？这些问题依旧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从整体上来看，此次拉美左翼回归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一是右翼执政党失败的新冠疫情管控措施。二是拉美人民对右翼新自由主义日益增加的不满。三是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极限施压”政策的调整。

首先，新冠疫情所引起的对右翼执政党的不满是造成拉美左翼回归的直接原因之一。新冠疫情的大流行给拉美地区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打击，同时也严重削弱了该地区本就脆弱和腐败的民主制度框架的稳定性。截止至2021年3月，新冠疫情已造成超过75万拉美人死亡，并造成该地区GDP下降7.7%。对当地经济所造成的破坏，在很长时间内都难以恢复。实力较弱的企业纷纷倒闭的同时，也将无数中产阶级推向贫困，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及贫富差距。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曾评估称，该地区经济发展因新冠疫情而整体倒退14年。

与此同时，新冠疫情的大流行也加剧了拉美人民对执政党的幻灭感。公民对公共医疗系统的失灵和政府不合理的疫情管控措施感到强烈不满。腐败的拉美右翼政府不仅在医疗物资的筹备问题上丑闻不断，甚至接种疫苗时还出现了为精英阶级“插队”、“跳线”等事件。雪上加霜的是，拉美地区经济的急速倒退和应对疫情支出的大幅增加，使政府负债累累。在后续的疫情应对过程中，这一弊端逐步凸显出来，阻碍了右翼执政党政府持续应对危机的能力。与此同时，因疫情而关闭的边境也让许多犯罪组织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进一步提高了拉美地区多数国家的犯罪率。在这样的背景下，拉美地区抗议活动也此起彼伏，且规模不断扩大。

其次，拉美国家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反思从未停止。如上文提到的，拉美地区政治长期存在“左右摇摆”的特性，也体现在拉美新自由主义与反对者之间。反对与支持新自由主义的较量在拉美地区从未停歇。早在上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就为了克服经济危机和化解发展问题而进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但改革后的总体成效不尽如人意，且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负面效应。如贫困问题加剧，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激化等等。因此，90年代的拉美国家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改革，并出现了反新自由主义思潮。进入21世纪后，反新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种发展模式仍并存于拉美地区。但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再度引发了广泛关注和争议。其内在的基本逻辑是，社会贫困将随经济增长而减少，社会贫困消除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因此，在新自由主义下各项政策设计均以加快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

新自由主义政策在21世纪最初的10年中效果显著，贫穷人口大幅下降，中产阶层逐步壮大。但在2014年后，拉美经济持续下滑，贫困人口出现反弹，已脱贫人口返贫严重，右翼新自由主义执政党遭到民众的批判，与此同时，左翼政党的所提出的替代方案也因此得到了更多的支持。

最后是美国拜登政府的影响。拉美地区作为美国的“后院”，长期以来一直都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重点关注的地区之一。在拜登政府上台前，特朗普政府的拉美政策一直都采取“极限施压”的方式压制左翼，确保其势力难以壮大。但拜登政府则在拉美政策上进行了调整。拜登在“B3W”（“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中，加大了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力度。整体而言，拜登虽然也以压制拉美左翼势力为目标，但是其采取方式是协助拉美右翼政府解决腐败和经济发展问题。从这一点上来看，拜登政府的拉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给拉美左翼力量提供了相对松动的活动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政治对拉美左翼回归的影响有限，其回归的主要原因主要来自经济领域。但无论如何，新一轮拉美政治的走向带来的是今后如何与拉美地区相处的问题，这不仅受到美国的关注，也对中国拉美政策至关重要。

拉美左翼势力回归的国别差异

新冠疫情下右翼势力的不堪一击、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走入瓶颈，来自美国的压力明显减轻......这些时代背景似乎有力地推动着“粉色浪潮”再次涌起。然而仅凭借这些蛛丝马迹就对拉美地区的政治风向做出预测，难免过于草率。我们必须意识到，拉美各国左翼势力崛起的方式各有千秋，其执政理念与治理能力更是千差万别。同时，它们也承受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阻力和挑战。这意味着左翼力量实现长期执政仍充满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2018年7月，墨西哥举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选举，除总统及其代表政府的更迭外，九州州长以及参、众议院共计628名议员也在同一天改选，因此规模空前。在总统选举中，左翼政党国家复兴运动党候选人奥夫拉多尔代表竞选联盟“我们一起创造历史”以53.17%的选票赢得大选。但此次大选却被称为是一场“充满暴力、血雨腥风”的选举。一直以来，墨西哥官场腐败严重、社会犯罪猖獗，经济增长疲软，此次大选恰逢美墨边境墙修建、《北美自贸协定》（USMCA）重谈等关键时期，一些想改变现状的有识之士便成了贩毒集团势力扩张道路上的绊脚石。据统计，自2017年9月竞选活动展开至2018年6月期间，至少有132名墨西哥政界人士遭到杀害，其中48名是选举候选人。主张“反腐”和“打击黑手党”的左翼候选人奥夫拉多尔能在此次选举中取得胜利，与现政府政策失当、民众呼声高涨及其个人施政纲领等因素密切相关。

在前总统培尼亚执政期间，尽管当局政府在能源及反腐败等领域极力推行改革，但都收效甚微。在能源改革领域，培尼亚政府取消了燃油价格管制和补贴政策，燃油价格因此大幅上涨，引发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但奥夫拉多尔借此承诺，执政后将冻结燃油价格，这一政策为他赢得了广泛支持。在反腐败领域，培尼亚政府虽出台了反腐败改革法，但这部法律在执行过程中困难重重。由于缺乏制衡和监督，甚至当时的执政党——革命制度党政府的多位官员都卷入了腐败案，官员腐败不仅为改革增加了难度，这不仅降低了政府公信力，甚至还影响了革命制度党在2018年的选举。就个人层面而言，奥夫拉多尔在任墨西哥城市长（2000-2005年）期间给市民留下了“勤政诚实”的好印象，其个人努力也使其在民众中赢得了广泛支持。

奥夫拉多尔的当选结束了墨西哥多年以来革命制度党、国家行动党和民主革命党“三足鼎立”的政治局面。在国会参议院128个席位和众议院500个席位中，奥夫拉多尔领导的国家复兴运动党分别获得了58席和193席，同时该党凭借“我们一起创造历史”联盟获得了两院席位的简单多数，为此后左翼执政纲领的实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此外，作为墨西哥四十多年来首位上台执政的左翼总统，奥夫拉多尔一直奉行激进的左翼理念并在上任后推出了一系列举措以打击腐败行为、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社会民生。在打击腐败方面，新政府成立独立的专业反腐败检察官并提高了对公职人员的透明度要求；在改善经济方面，新政府通过减少外国投资贸易壁垒来吸引投资从而促进国内竞争，创造就业机会，其中还包括提升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度；在提升平等方面，新政府将教育支出重点放在了学前、小学和中学以及弱势地区的教育上，同时启动了一项针对年轻人的新奖学金和职业培训计划。

然而墨西哥作为世界第三大毒品生产基地，毒品犯罪仍然是每一届政府都必须面临的挑战。奥夫拉多尔在2019年宣布“墨西哥毒品战”正式结束，该战争是由墨西哥前总统卡尔德隆发起的以打击贩毒集团为首要任务的联合扫毒行动。这场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墨西哥政府打击毒品犯罪取得了显著成效，而是新政府将工作重心转向促进经济增长、保障公共安全和社会平等以从根本上为解决毒品问题做准备的表现。

奥夫拉多尔政府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美墨关系，一方面，墨西哥80%以上的出口都面向美国市场，经济上的互补性使得墨西哥高度依赖美国。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墨西哥对美出口直降17%，拖累经济倒退6、7个百分点。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决定了墨西哥，因此若要减小美国经济和金融周期对墨西哥产生的影响，需要新政府在产业结构、对美依赖及外交战略方面做出改变。另一方面，由于地缘关系的特殊性以及美国拜登政府的移民法改革，墨西哥面临的非法移民问题和压力比往年更加严峻。奥夫拉多尔多次强调，移民背井离乡是因为贫困和缺少就业机会，为此，他于2021年与加勒比海地区及中美洲地区的一些国家共同实施了一系列创造就业机会的项目，以从源头减少非法移民的产生，这些项目的效果如何仍有待检验，然而非法移民问题绝非一朝一夕便能解决，这需要奥夫拉多尔政府在保证政策创新性和持久性的基础上加强与美国及其他拉美国家的合作。

相比于墨西哥，“钟摆效应”造成的左右翼势力轮替执政情况在其他拉美国家则更为普遍。在智利，左翼政党联盟的候选人博里奇凭借近56%的得票率赢得了新一届智利大选，成为智利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与立场偏右的皮涅拉政府再次完成政权交替。这是拉丁美洲左翼政治力量复苏的又一代表性事件。同众多拉美国家类似，智利自1990年皮诺切特独裁军政府裂解以来，一直实施民选制度，右翼势力退居二线，政府长期由温和变革的中左翼把持。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受到经济持续衰退的后遗症影响，中左翼在国内治理上显现疲态，中右翼重新上台，智利政坛经历一定的波动。而此次以博里奇为代表的后皮诺切特时代成长起来的左翼，则抓住了新冠疫情下经济疲软的时机，逆转了智利“左右之争”的态势。博里奇今年仅35岁，刚刚达到了竞选智利总统的最低年龄要求。他本人参加了2011年后的多次学生运动，在反政府抗议活动中成名并借此于2013年当选众议院议员。2019年，智利发生了全国性的政治骚乱，抗议者质疑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下的一系列问题——住房不足、低工资、贫富差距、公共服务私有化、昂贵复杂的医疗保健系统等等，认为政府不断缩小能力范围甚至缺席社会建设，要求实施经济改革。以此为契机，2020年的全民公投通过了新的制宪会议的成立，博里奇等候选人开始针对修宪提出新的改革方案。

与最大竞争对手、右翼候选人卡斯特相呼应，博里奇也是智利民主化以来罕有的不走中间路线、提倡左倾社会改革的候选人。《华盛顿邮报》指出，这两位候选人进入大选最终阶段，体现长期对立的智利政治继续极化。事实上，博里奇的政策主张也有意区别于传统的中左翼政府，而将矛头直指其在任期间未能改善的贫富分化，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带来的松散政府。博里奇在竞选中承诺，将提供全民医疗保险、降低家庭高等教育负债、改革养老金体系等，并提高对富人征税以增加政府收入，并把财政投入社会融资中。相较于卡斯特改革方案的僵硬保守，博里奇的改革除了受到激进选民的死忠拥护之外，也对大批温和的年长中间选民更友好。纽约大学学者豪尔赫·卡斯塔尼达表示，拉丁美洲长期存在两种风格不同的“左派”，以过去20年智利、乌拉圭为首的温和、现代的左派以及委内瑞拉、古巴等国激进、民族主义的左派。尽管博里奇给世人呈现的形象更倾向于后者，但其在选举后期往中间派靠拢以及团结众多中左翼政党力量的做法显示他的政府更可能回到温和的社会民主路线。

尽管意识形态上的两极分化被放大，此次智利左翼的回归仍然体现出选举政治中“中间派”选民的重要性。在大选首轮投票中，博里奇落后于竞争对手卡斯特，他随即扩大了自己的左翼联盟，在较高声望的智利共产党已在阵中的情况下，又加入了中左翼的基督教民主党、社会党、民主党等，得以在第二轮投票中在都会和农村都获得了更高支持率。当选后，博里奇也强调会淡化选举中候选人极端化的政治色彩，这提醒人们在关注拉美“左右之争”时不能忽略社会政治的平衡。

此外，智利的案例再次凸显出经济发展与改革问题对于拉美政治格局的塑造能力。拉丁美洲长期在世界分工中承担初级生产者的角色，政治上受到美国影响，经济上面对金融波动极度脆弱，使得无论是右翼的上台还是左翼的重新崛起都更像是面对僵局的一种无奈的选择，而非凭借打破结构性矛盾的改革方案取得的胜利。就博里奇政府而言，必须尽快确定新的财政部长并拟定方案，在养老系统、教育开支等一系列问题上兑现承诺。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研究员徐世澄认为，此次疫情造成的经济困难给了左翼以助力，但这种变化是周期性的。

同样受到“钟摆效应”影响，即社会舆论、意识形态呈现“左”、“右”周期性变化的，还有2019年大选的阿根廷。2003年至2015年，中左翼正义党领导人基什内尔及其妻子克里斯蒂娜先后担任总统，刮起左翼之风；面对摇摇欲坠的拉美第三大经济体，中右翼联盟领导人马克里于2015年上台，主张减少经济干预，取消金融管制等，但经济并无起色，其昔日的支持者也开始加入反对浪潮。2019年的大选中，左翼人物费尔南德斯以47.83%的选票一举击败马克里，其竞选搭档——前女总统克里斯蒂娜当选副总统，阿根廷开始回归“右退左进”的格局。

近年来，阿根廷的通货膨胀、失业和贫困等问题尤为严重，在此次大选中，选民对马克里坚持继续实施的紧缩措施，重振阿根廷经济的政策失去了耐心和信心，选民迫切希望换一批政党执政的愿望是此次阿根廷左翼回归的重要原因。然而，是否能愈合早已千疮百孔的阿根廷经济，是费尔南德斯执政面临的一大挑战。

为应对经济困境，阿根廷前任总统马克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签订了创纪录的570亿美元救助计划，这使得费尔南德斯上任后与IMF就偿还外币债券进行谈判成了新政府面临的第一个挑战，然而，就在2021年3月，阿根廷副总统表示阿根廷不能偿还IMF的450亿美元债券。受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滞胀等多重因素影响，阿根廷物价日益高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日益加剧。

除此之外，阿根廷于11月结束的中期选举显示左翼执政党领导的“全民阵线”联盟在全国的支持率下滑，在近40年里第一次失去了对参议院的控制权，在国会众议院也失去了一些席位。费尔南德斯中期选举的失利意味着他后两年任期将变得十分艰难，他需要处置国内经济、社会危机，寻求与IMF达成新的债务协议以稳定经济。另外，中期选举失利还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执政党联盟的内部分裂，处理好不同党派间的分歧与合作，也是费尔南德斯在未来两年内需要面临的挑战。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巴西、哥伦比亚等其他拉美政体的政局变化，将会让左翼回归的结果表现得更为明朗，尤其是作为拉美最重要经济体的巴西，现任总统波索纳罗已经早早开始筹备连任，作为巴西恢复文人政治以来首位右翼总统，他与特朗普的政策方针以及执政风格十分相像，对外警惕全球化和中国崛起，对内质疑选举程序的合法性。经过一系列的重组后，他原所属的社会民主党民主党合并为右翼政治团体“巴西联合”，并一举跃升为众议院第一大党，将对左翼的回归形成相当大的挑战。作为回应，巴西的左翼势力在10月2日也动员了大规模游行示威，试图进一步拉高选举战的态势，但能否在选战中压倒右翼仍要观察双方的选举内容。

小结

不可否认，当今拉美政局出现的一系列变化有利于左翼势力的发展壮大。然而从国别角度进行分析，无论是正处于左翼政党执政阶段的国家，还是左翼初尝胜利果实的国家，抑或是左右两翼激烈互搏的国家，都背负着民众的期望，同时也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总之，左翼能否突破拉美政治的“钟摆效应”，实现长期执政，再现“粉色浪潮”的辉煌，还是要依靠实打实的成绩而非空喊口号。这主要体现在左翼能否通过强大的治理能力带领本国走出疫情阴霾、能否针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做出有效的改革或改良，探索出适合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能否在与反对党保持良性沟通的同时防止内部分化，等等。

文 案：张越涵、角红媛、李昊锴、王泽源

设 计：周一诺

监 制：方柔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