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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已经习惯于在别人的教育下思考,就是一个还没长大的人或不成熟的民族

2022-01-10 20:3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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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五卷 尚杰著

当我们从精神本身研究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形态时,发现有一个词可能距离智慧本身更近,这就是“启蒙”。启蒙与西方近代认识论是平行的,甚至在内容上相互交叉,但是角度不同。就范围而论,认识论或知识论的核心问题是科学,科学当然是启蒙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全部。“启蒙”一词的原义是“光明”,从暗到明,精神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空间,这是一个方向性的变化。启蒙所遇到的最大的实际问题是世俗的统治者是否容许这样的精神变化,于是启蒙要争取精神自由,也就是宽容;其次,是在旧精神习惯束缚下的普通人是否能适应精神自由的新风俗,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伏尔泰、康德这样的天才的使命。

什么是启蒙?就狭义而言,通常指18世纪欧洲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但我们所理解的启蒙是广义上的。这里引用康德在他著名的“什么是启蒙?”一文中的第一段话。这段话对我们的启发可能超过那些对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烦琐注释。康德说:

启蒙就是使人类从自身所遭受的幼稚状态中解放出来。所谓幼稚,就是说一个人倘若没有其他人的指导,就没有能力使用自已的理解力。这种幼稚是自虐的,因为它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解力,而在于如果没有别人的引导,就没有决心和勇气使用自己的理解力。要敢于成为一个智者,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箴言!

这里康德强调独立思考的勇气,没有人天生有权利教育你如何思考。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已经习惯于在别人的教育下思考,就是一个还没长大的人或不成熟的民族。启蒙并不是告诉你如何思考,而是对你说,你原本就已经有充分的理智,只是精神上被管制的习惯使你既懒惰又没有勇气使用你的理智,于是启蒙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思考的胆量问题。换句话说,要开拓你自己的精神家园!

放开胆量,扩展你的精神空间,这才是康德所谓“意志自由”的真正注解。相比之下,至于康德在其著作中是怎样推论“意志自由”的,倒显得是一个次要问题。这就是启蒙精神与所谓“知识论”之间的最大不同:精神的胆量是智慧本身的素质问题,本体论或认识论只是智慧的一个具体方向。启蒙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即要宽容人们思想方式、说话方式、行为方式的变化,容许人们开拓自己的精神家园!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康德把以往的精神专制称做“偏见”。之所以称其为“偏见”,还因为它只容许精神朝着一个方向,即精神专制者所容许的方向。那么,启蒙的效应如何呢?如果每个人都放开思想的胆量,就会出现无数个“他者”,或无数相互冲突的方向,争论就不可避免,这正是启蒙精神所希望看到的局面。伏尔泰和康德只是说,要对每一·个“他者”宽宏大量,要有思想与言论的自由,如此而已。

启蒙最重要的使命是变革个人和民族的精神风俗,孟德斯鸠曾经把这样的风俗理解为人的“内心动作”。无独有偶,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也有类似看法:

一场革命带来的效果,可能是削弱个人专制主义和贪婪残暴的压迫,但却并不能真正变革一个人的思考方式。随之一种新的偏见就会像旧的偏见一样,只是被用来产生大批不思考的群众。

换句话说,启蒙不仅是社会制度的变革,更是思想方式的变化—一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之所以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启蒙,乃在于伏尔泰所说的,中国人的精神风俗几千年不变。就这个意义而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内部只有改朝换代,没有启蒙。

事实上,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按照习惯思考、说话、行动的。如果把启蒙理解为克服精神习惯的过程,那么最先变革的领域可能是从念头或思想开始,就像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曾经说的,一个人除了他自己内部的精神之外,没有人知道他内心发生了什么。这句话包含着很复杂的哲学问题。

首先,虽然一个人自己不说,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但是其内心独白也存在一个胆量的问题。对一个习惯于在精神专制下思考的人来说,他的念头很难复杂起来。换句话说,他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不敢想。也许最初是敢想的,但由于周围环境不容许,所以念头渐渐消失了。最后终于因为不敢想而懒情,而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所以在专制制度下生活的人在精神生活方面通常是单调的。

其次,假使一个人像蒙田那样,有极高的智慧,在精神专制的条件下,他的大脑也能“像脱缰的野马,成天有想不完的事”,其命运也不一定美好,因为即使再好的念头,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必须用可交流的语言把它保留下来,无论是口语还是文字。换句话说,由敢想而想出来的念头必须进入一个公共交往的空间才能实际发挥作用。就这个意义而言,启蒙呼吁的精神自由就是争取到这个公共或公开言论或出版的自由,而不是徒劳无益地守着“没有人知道你内心究竟发生了什么”的内心独白。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在人类历史上,由于曾经有过相当长期的精神专制,许多有价值的念头没有留下任何语言的痕迹,令人遗憾地永远消失了。

这样看来,18世纪的“启蒙”实际上就是解决精神与制度上的自由问题:制度是为了保证宽容的秩序,使“精神”有胆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启蒙时代精神变化的空间之广阔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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