恺蒂|图图大主教谈南非

恺蒂

2022-01-12 10:4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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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6日,马尔代夫。收到南非朋友的一条短信:“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图图大主教去世了。”连忙找到能上网的地方,果然,一代伟人走了。那夜,仰望印度洋上无云的星空,似乎多了一颗最亮的星星。
2004年6月,我有幸在开普敦采访过图图大主教,与他相处了一个多小时。那次经历,至今难忘。我先生F早年曾经拍摄过关于图图大主教的纪录片,与他相熟,那次采访,由F录了像。可惜的是,在我刚刚整理好采访后,我们在约堡的家被盗,录像机和电脑及其他电器设备一起被偷,录像带还在录像机里面,一份珍贵的文献就这样丢失了。被盗的第二天,F的身份证、驾照被盗贼扔回我家花园的墙内,于是,我也一直希望着,盗贼会看看录像机中的那盘影带,如果看到是图图大主教的采访,会不会良心发现把它也扔回到我家的花园里?但终究,这一奇迹没有发生。
那次采访没有专门作为访谈发表,而是写成万字长文《南非的良心:无声者的声音》,发表在《万象》杂志上。
从马尔代夫回到伦敦,与南非的朋友家人互致圣诞新年问候,话题都会转向图图大主教,似乎每个人都与他有过这样那样的私人交往。这就是南非,图图大主教是属于大家的。曼德拉曾这样评价他:“常常叽叽喳喳,但又非常温柔,从来没有恐惧,总是充满幽默,图图的声音永远代表着那些无声的平民百姓的声音。”他是无声者的声音,他是南非的精神和良心。他人生的最后一笔,仍是人们的榜样:他要求“最最便宜的棺木”,他要求对自己的遗体采取更为环保的水葬。他走了,一个时代结束了。据说开普敦的桌山被灯光照成紫色,他本色松木的灵柩粗陋单薄,停放在圣乔治大教堂,人们排着长队与他告别,他的葬礼也很低调。从电视上看着不多的报道,让人觉得伦敦离南非距离之遥。重新找出十六年前的采访笔记,整理出这篇访谈,算是我对图图大主教的怀念。
那次采访地点是在图图基金会,开普敦北郊一个普普通通的办公区内,对面有一家小宾馆,周围给人一种正在开发的小城镇的感觉。开普敦山明水秀,这里只能远远看到桌山的影子。他的办公室很简单,一张大桌子,两张沙发,墙上挂着几幅画,书架上有几个雕塑和一些照片。有趣的是,他的办公室门后挂着一件蓝色的中山装,还有一顶工人帽。图图大主教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声音笑容让人觉得很温暖快乐。采访前,他握着我们的手一起做了祈祷,整个采访过程中,他时不时咯咯大笑,手势也非常夸张,可爱得像一个老顽童,充满活力和能量。
恺蒂与图图大主教合影

恺蒂与图图大主教合影

图图大主教,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图图:对不起,这里的景色不怎么样。我原来的办公室在海滨,从窗子看出去,有山也有海。但这几年开普敦房价涨得太快,原来的房租加倍,我们就搬到了这里。
我注意到您门后挂了件中山装,还有一顶中国工人的帽子,您能给我说说么?
图图:1986年,我受邀去中国访问,结束离开时,他们送给我许多礼物,其中有一件灰色中山装,还是上海的裁缝做的。回到南非后,我每次与南非政府的要人见面,就穿上那件中山装去吓唬他们,让他们不舒服。时间久了,那件衣服穿旧了,我就请裁缝按照原样又做了一件,就是这件,我还常常穿呢。
中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里充满活力,中国人工作真努力。晚上工地到处灯火通明,修路的,造房子的,半夜还在工作,让我目瞪口呆。而且,我一辈子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自行车,到处都是自行车。还有,中国孩子太厉害了,我们去参观了几个学校,那么小的孩子,钢琴弹得那么好,小提琴拉得那么好,真了不得。
您今年七十四岁,仍然非常活跃,发表演讲,接受采访,什么人都敢批评。去年5月底,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四年来第一次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骂您是个“愤怒,邪恶,积怨太多的小主教”,您对他如何评价?
图图:我为他感到悲哀。他曾经是非洲极为出色的政治家之一,我曾经非常钦佩他。1980年他上台当政时,那么宽容大度,是非洲的楷模。但是,这几年来他把自己的国家搞得那么一团糟……津巴布韦原来是非洲的面包篮,现在正在闹饥荒。他们的经济一钱不值,他却还要宣称自己武力雄厚,花了多少钱购买武器。难道购买武器还值得吹嘘么?我真不知道他出了什么问题。
您常常在争议的热点上。最近还和南非总统姆贝基打了场笔仗。是不是因为您年纪大了,更不甘寂寞?
图图:我什么时候不在最有争议的热点上?有时候,我也想,如果我能闭上我的大嘴有多好!我的妻子孩子们因为我的大嘴巴不知受了多少苦。许久以前,还是在种族隔离的日子里,当时南非的最高法官说,“图图主教最能惹麻烦的就是他话太多!”——当时我还不是大主教。我就回家问我的妻子列雅:“你是不是也想让我闭嘴不说话?”她回答说:“我宁可看到你高高兴兴地被关进罗本岛,也不愿意看到你痛苦地闭上嘴巴享受自由。”当时听了她那话,我真是高兴极了。有时,我也希望这个世界上没有值得我批评的罪恶了,希望这个世界一片太平,不再需要我出来说话,但是这一天还没有到来,幸而人们也还愿意听我说话。所以,我有话还得说。其实,我并不想出风头,也不是为了争议而有争议,我并不是早上起来时突然心血来潮,对自己说:“咳,德斯蒙,今天我们挑个谁来骂骂呢?”不是,每天早上我起床时,都祈祷这一天世界上没有值得我批评的东西。
您在198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85年成为约堡的第一位黑人大主教,次年被选为开普敦大主教,成为南非基督教会的最高首领。在种族隔离的年代,一位黑人能够得到这个最高职位,让外人觉得不可置信。
图图:我从小是想当医生的。我的父亲是教师,母亲没受过教育,是一位佣人。家里当然没钱送我去学医,所以,我读的是师范学院。但1953年南非政府通过了《黑人教育法》,我觉得当教师不是好职业,就接受神职培训,成为牧师,我觉得更能“为人民服务”。 南非的教会一直比较开放,而且独立于政府之外,所以,黑人可以当主教,教会学校也让黑人白人的孩子们混杂读书,教堂可以说是许多人的避难所。但荒诞的是,我就任开普敦大主教时,主教寓所在白人区,当时的住宅区域法还很严格,所以,我和我的家人一直是“非法”住在主教寓所,当局一直要我申请特殊居住许可证,但我就是不申请,他们好几次告诉我,如果再不申请,他们就要将我绳之以法,但我不吃他们那一套,最后他们没办法,只得不了了之。 
1995年,南非成立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您的老朋友曼德拉点名要您主持委员会的工作,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图图:说实话,那个工作可不容易,在整个听审过程中,有无数次我问自己:我怎么会接受这个工作,我甚至不希望我最仇恨的敌人接受这一工作,是不是我的脑子出了问题。当时我已经六十三岁,再过两年,就可以退休了。我和老伴列雅都盼望着我退休后的生活。一开始,这个委员会成员的候选人有两百多位,最后选出十七位,来自各行各业,我也是其中之一。名单被送到曼德拉总统那里,他点名要我主持整个工作。曼德拉一声令下,谁敢不服?我期待已久的退休生活化为烟云,我只得回家向老伴道歉。那以后三年的工作可以说让人痛苦震惊,但同时也让人振奋。一方面是作恶者最可怕的故事,那种让人难以想象的对人性的折磨和凌辱,另一方面却是受害者无与伦比的宽容和慈悲,让人感动。能亲身经历这样的真相与和解的过程,能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对我来说,是一种难得的特权,现在,我很感激曼德拉让我有这么个机会。
究竟用什么模式来处理南非社会中不同种族之间的积怨和愤怒,有很多争论。有人提到纽伦堡模式,也有人提出实行大赦。但南非最终选择了“真相与和解”,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
图图:纽伦堡模式只是胜利者的正义,战胜国的暴行无人追究。这种模式没有办法治愈南非。纽伦堡审判后大家各自拍拍手回家,而南非不同肤色的人还得共同生活下去。普遍大赦意味着让整个民族失去记忆,这也不行——忘却过去,一切罪恶都可能重演。所以,南非选择了“真相与和解”,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犯罪的人,只要坦白所有的罪行,真诚悔过并请求宽恕,他们将得到赦免。我希望通过委员会的工作,来打开并清洗伤口,防止伤口化脓溃烂。我们不能轻描淡写地说,过去的就过去了,因为它们不会轻易过去,总有一天会回来折磨我们。真相与和解不容易,因为它的基础是宽恕,宽恕是昂贵的。宽恕又要以悔悟为前提,悔悟的基础是承认所做过的错事,公布真相,你无法宽恕你所不知道的事。
但也有人指责“真相与和解”并没有真正做到伸张正义。
图图:“真相与和解”要达到的,是更为强大的正义,它的目标是医治那些破碎的心灵,使被损坏的关系回归平衡,给犯罪者和受难者同样恢复的机会。以牙还牙、以怨报怨只能形成恶性循环,被伤害者如果变得和对手一样,那将带来自我仇恨、自我作贱。长久以来,南非的命运就一直在自我残害。只有通过宽恕,受难者自己才能真正得到解放。委员会的成员并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人,我自己也是一再受到伤害的。
我记得您曾举过这么个例子:有三位老兵站在华盛顿越战纪念碑前,一个问:“你是否已经宽恕那些曾经把你擒为战俘的人?”被问者回答:“我永远不会宽恕他们。”第三个说:“那你仍然是他们的囚徒。” 
图图:宽恕不是忘却,正相反,记忆对宽恕很重要,宽恕并不是认可恶行,而是把那根可能会扩展到全身的毒刺从记忆里取出来。
是不是可以说“真相与和解”的基础,是非洲的传统Ubuntu?
图图:Ubuntu是一种非洲哲学,你称赞某人时,说这个人很有Ubuntu,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很慷慨,好客,有同情心,与他人分享一切。Ubuntu也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人不是个体。非洲的一些国家放弃了Ubuntu,他们遭受的战乱和灾难惨不忍睹。例如刚刚独立时的肯尼亚,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比属刚果、九十年代的卢旺达,都发生了惨烈的大屠杀。再如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后,有超过十万名屠杀嫌疑犯被关押在十九个监狱中待审,卢旺达国内司法系统无法应付,在事态平息后的两年里,在监狱中死亡的人比受到审判的人还多。以报复的方式伸张正义只会引发更多的种族冲突,杀人偿命的原则只会让死去的人越来越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不是法庭,它是一个舞台,给受难者述说苦痛的机会。 现在,许多国家都想学习这一模式,可能也是想沾一点我们的运气。曼德拉的前妻温妮

曼德拉的前妻温妮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听审了三年,你们审问的,不仅是白人作恶者,也有黑人,包括国大党的成员。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曼德拉的前妻温妮。她手下的足球俱乐部的成员在索韦托耀武扬威,并被指责谋杀了一位十四岁的黑人少年,但她一直不承认她有责任。所以,对温妮的听审,是不是特别棘手?
图图:是的,到了最后一天,我对她说:你是我所挚爱的人,我也深爱着你的一家。请你告诉我们,有一些事情你做错了,虽然你不知道为什么错了。这个会场外有许多人想拥抱你,我也想拥抱你。这个国家有许多人像我一样深深爱着你,我们都在等待着你,等你说:请原谅,宽恕我的那些错误。我求你,我求你,我真诚地请求你,我还没有对所发生的一切得出一个结论。我现在是以一个与你共同生活在同一社区里的人的身份,对你说话。你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你不知道,如果你能说,“我道歉,我做错了,请原谅我”,这会如何让你更有尊严、更加伟大。所以,最终她向受难者的母亲道了歉。 
您现在与她是不是还常有联系?
图图:我现在仍然对她持有好感。上星期我听说她将要开庭受审,在电视新闻上看到她,她看上去身体很不好,脸都有些浮肿。对有关她的整个事件,我仍然很伤感,曼德拉曾经深深地爱着她,在她面前,曼德拉就像一条温顺的小狗。在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年月里她相当了不起,是一位超乎寻常的杰出人物。曼德拉被捕入狱时她还很年轻,一个人带着两个女儿,她被隔离,被监禁,被流放,当时的政府千方百计想打压她的士气都没有成功。我们曾经非常亲近,我们两家都住在索韦托,离得不远,算是邻居,我们的孩子上同一所学校,她的两个女儿都叫我叔叔。她被监禁在布来福德时,我正在莱索托当主教,我常常去看望她,与她一起祈祷,也为她祈祷。1990年曼德拉被释放时,他们手拉手一起从监狱里走出来,那是一个完美的童话故事,大家都觉得他们就会这样幸福地生活下去,她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第一夫人,她太有个人魅力了。但可惜的是,她变了。现在,我们不再有什么联系,但是每次想到她,我总是觉得很悲哀。1990年2月11日,南非开普敦,坐了二十七年牢的曼德拉在妻子温妮的陪伴下走出监狱,重获自由。

1990年2月11日,南非开普敦,坐了二十七年牢的曼德拉在妻子温妮的陪伴下走出监狱,重获自由。

在三年的调查工作中,委员会见了两万多个证人,每天听着那么多残酷的故事,大家的心理压力一定非常大。您很容易动感情,第一次听审就流了眼泪。记得有报纸发表漫画挖苦您,画面上一个小孩在乱七八糟的厨房里大哭大闹,妈妈千方百计逗他不哭,爸爸则说:“让他哭吧,他正在练习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主任呢。”
图图:其实,我只哭过一次,以后就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不再流泪。每次开审前,委员会的成员们都要静坐祈祷几分钟,调整自己的心情。委员会专门有一个心理医生,他告诉委员们应该保持日常生活的规律,应该有一个可以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千万不要把听到的一切憋在心里,不要多胡思乱想,不要把别人的痛苦变成自己的苦。倾听别人痛苦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洗碗机,洗干净餐具之后不留一点渣滓;另一种是吸尘器,灰尘吸进去了以后都藏在里面。当时,我们尽量做洗碗机,而不是吸尘器。就像耶稣,他就是个洗碗机。
前两年您出版了《上帝有个梦》,书中说您相信世界上虽然有这么多灾难,但是善良和正义最终仍能取胜。但对我们这些不信教的人来说,上帝既然这么有力量,为什么不立即消除所有罪恶? 
图图:我不是上帝,因为如果我是上帝的话,对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我肯定没有耐心,我肯定把他们一下子赶尽杀绝了之。但是,上帝有耐心。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同的人,但是所有的人又都是一个大家庭。例如当时南非的局势是坐在火药桶上,一触即发,但是灾难最终变成了最让人欣喜的胜利,上帝就是这样通过人类自身来完成他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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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栾梦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南非,图图大主教,曼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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