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屿人类学漫游｜南澳岛，一半火焰一半海水

2021年12月中旬，我与两位学生以及广东海洋大学高法成老师一行四人对南澳岛来了次“深度游”。五天时间里，我们或是步行或是骑共享电动车，行程从大陆到岛屿，从村庄到渔排，从庙宇到祠堂，从大排档到咖啡店。我们一路走一路观察，有时也会停下来与当地人聊上一会儿，希望能从这些实地观察和鲜活个体中更加深刻地感知南澳岛的历史与文化。

南澳岛位于中国东南海域，行政上隶属广东省汕头市南澳县，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海岛县，下辖后宅、云澳和深澳三个镇。从文化上看，南澳岛与闽南社会之间有着密切关联，这种关联性可以从岛上人口的语言、宗教、饮食和生计等许多方面观察出来。南澳岛地处闽粤交界海面上，由于台湾海峡的“喉管”效应以及岛屿自身地形突起造成的动力抬升影响，使得岛上的海风很大，风力资源十分丰富。我们在环岛行走中，看到风车遍布山顶，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从海边望过去尤其好看，南澳岛的“风县”之名正是由此而来。从地形地貌上来看，南澳岛多山石少平地，海岸边缘也多是岩石陡岸，只有零星几处在海水和山洪冲击下形成了平地，为岛民避风、居住和生活提供了理想场所。

南澳岛地形图（图片来源：百度地图）

南澳岛的面积并不大，只有110余平方公里，全岛人口7万人左右。岛上人口聚集度较高，主要分布在当地人常说的“四澳”，即云澳、深澳、青澳和隆澳。“澳”的意思是船泊停靠、避风之地，南澳人聚居在“四澳”之地是适应海洋和岛屿环境的结果，也是他们海洋生活智慧的充分体现。反观我们入住的那座海泉湾酒店，位于岛屿的西北角，每日狂风呼啸，高层房间的风声更是大到让人难以入睡。一位出租车司机送我们到酒店后，开玩笑叮嘱我们要多吃点，以免被风吹跑。真不明白开发商是何考虑，选此地建酒店和公寓。我想如果老板是当地人，断不会选择这样一个风口浪尖的地方建房居住。由于“四澳”分散于岛屿的东南西北四个地方，步行考察很不方便，好在岛上有共享电动车。共享电动车的投放显然是为配合全岛域旅游发展需要和外来游客出行需求，“四澳”皆有布点，骑还很方便，这不仅极大便利了我们的行程，而且充满趣味，只是价格要比岛外贵出两三倍。

历史之岛

可能许多人没有去过南澳岛，也无法想象一座岛屿的重要性。但是大量历史文献记载告诉我们，处在闽粤交界地带的南澳岛地理位置极为特殊和重要，历史上曾一度是中国东南海洋贸易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和停泊点，素有“海上互市”和“粤东屏障、闽粤咽喉”之称。与此同时，南澳岛也是历史上海盗十分青睐和经常光顾的地方，有人甚至将其称为“海盗岛”。明《万里志》中记载，“（南澳岛）惟深澳内宽外险，有腊屿、青屿环抱于外，仅一门可入，而中可容千艘。番舶、海寇之舟，多泊于此，以肆抢掠。……长沙尾，西跨南洋，近于莱芜澳，为船艘往来门户，海寇亦常泊焉。”今天，我们来到南澳岛，依旧可以看到许多与海盗有关的历史遗迹和景观，这些历史记忆让人感受到南澳岛是一个充满了历史感的地方，也是一个无法不让人产生无限遐想的地方。沿着环岛公路行走，看着身前的峭壁岩石和无垠大海，我的脑海里总是不禁浮起《加勒比海盗》中的许多场景，想起那些亡命之徒在惊涛骇浪中的搏斗，想起他们在海岛上世外桃源式的浪漫生活。

说到南澳岛的海盗史，不得不提的是明朝大海盗吴平。吴平是福建诏安人，幼年在地主家做过家奴，后不甘女主人虐待，遂出海为盗，并与倭寇相互勾结，横行闽粤交界海域数十年。明嘉靖年间，吴平在名将俞大猷的追击之下被迫乞降朝廷，俞大猷遂将其安置在招安梅岭一带，命其杀贼自效。然而，匪性难改的吴平很快又聚众反叛，遁入南澳岛筑寨自首。吴平修筑的寨子名为“吴平寨”，今属深澳镇吴平寨村，村内还有一所“吴平寨小学”（已废弃）。吴平驻扎南澳岛之后，常行劫于闽粤沿海，为祸一方。情急之下，俞大猷联合戚继光率领闽粤两省水兵围攻吴平寨，由于吴平寨靠山面海，易守难攻，正面攻击一时难以奏效。于是，戚继光便派两千士兵从吴平寨北面海上佯攻，自己则率领三千士兵迂回到岛屿南端云澳湾，试图从海陆两路夹击吴平。从云澳登陆之后，戚继光带领三千士兵一路披荆斩棘，硬是从山林中开辟出了一条小道，然后从山上直杀入吴平寨。吴平看到背后杀来的三千士兵，恍惚以为是神兵天降，在一阵慌乱中仓促逃走。据传，吴平在逃走之前曾将大量金银财宝埋藏在岛上一处“潮涨淹不着，潮退淹三尺”的神奇之地，此地就是位于吴平寨西北面的“金银岛”，但是这里是否真的有过金银财宝，无人知晓，也无法证实。不过，这段历史传说倒是让金银岛成为了今日南澳岛上的一个热门景点，许多人慕名来此，希望可以找到一些历史线索，我们也俗套地去游览了一遍，结果发现除了几处大石、一个石洞和一处碑记之外，并无其他特别之处。

传说中吴平埋藏财宝的“金银岛”。本文图片除特别注明外均为作者所摄。

金银岛的故事可能只是一个传说，但是吴平寨绝非历史虚构，而是真实存在的一个村子。吴平寨村隶属于深澳镇，位于深澳镇东边，是一个规模很小的独立行政村，全村人口300余人，当地人主要以渔业养殖为主要生计方式。13日上午，我们一行四人从酒店出发，乘坐601路环岛公交车向北行驶，经过青澳湾后再向西行驶约7公里就到了吴平寨。一下公交车，我们就看到路边石头上三个醒目大字“吴平寨”，旁边有一块石碑记录了吴平寨的由来。在马路的另一边，是一座已经废弃的“吴平寨小学”和一座规制很小的“天后宫”。带着几分好奇心理，我们走进村子里，希望可以发现更多的历史记忆，结果看到的是一栋栋大门紧闭的楼房，再没有发现其他与海盗有关的任何历史遗迹。

于是乎，我们又来到海边，几个渔民正在岸边装卸渔获，远处的海面上布满了渔排。从卫星图上看，这些渔排好似一片蓝色土地上的一块块农田，将狭窄的港湾填充的严严实实。与我在海南、福建看到的渔排不同，这里的渔排没有彼此连在一起，每家每户都是分开的，需要借助渔筏或小船才能通行。渔排并非全是用来养鱼，有几户渔民在渔排上开上了渔家乐，专门招待来此吃海鲜的游客。一位大叔招呼来一个小伙子，介绍说是他的侄子，小伙子开着一艘专门用于接驳渔获的平底船拉我们上了渔排。经营渔家乐的小伙子姓高，就是岸上的吴平寨人，他一边搞渔排养殖一边经营着渔家乐，偶尔还会在近海搞些捕捞。在渔家乐上工作的还有他的哥哥和姑姑，哥哥负责做饭，姑姑负责勤杂事项。我们问哥哥，谁是老板，哥哥轻声细语说，“他是老板，我是给他打工的。”我们登上渔排时，老板正搬着一筐晶莹剔透的带鱼，准备送往云澳镇上的饭店。高老师看到带鱼十分新鲜，赶忙让他给我们留下四条，然后我们又在渔排上点了几样海鲜和一份紫菜炒粉。吃饭时，一只肥硕的灰猫一直蹲在餐桌边，我和高老师给它喂鱼吃，可是人家压根不吃，估计是在渔排上吃腻了海鲜。听老板的哥哥说，每家渔排上都会养猫，目的主要是为了抓老鼠，过去许多人家还在渔排上养狗，以防有人晚上来偷鱼，不过现在生活好了，偷鱼的情况很少发生，养狗的人家也少了。就在我们快要结束午餐时，来了另外一个皮肤黝黑的小伙子，他是老板的表弟，老板姑姑的儿子，没多久老板自己送货也回来了，于是我们几个人就挤在渔排上的一间屋子里一边喝茶一边聊天。

 

海上渔家乐。

 

吴平寨渔排。

 

吴平寨人过着向海而生的生活，海洋是他们生计的来源，也是他们展演生命的舞台，他们依赖海洋，也敬畏海洋。渔家乐老板向我们介绍，吴平寨村民主要以经营渔排养殖为主，也有人家在海面上搞其他养殖，或者是将自家海田出租给别人经营。无论哪种方式，一年下来，收入十几万是不在话下的。这些年做海洋研究，走进过许多海岛和渔村，也接触过不同类型的渔民，这些调研经历让我深知海洋社会生计之艰难和不稳定，所以当听到渔家乐老板介绍村里经济情况时，我内心是欢喜的，欢喜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欢喜他们不再像祖辈那般为生活所困，为海岛所困。不过，经济生活的好转并非意味着没有烦恼，年轻人大龄未婚就是许多家庭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烦恼。渔家乐老板马上快30岁了，但是还没有结婚对象，家里长辈为此很是焦急。我们问他为什么还没有结婚，他的回答是，“不着急，我们这里结婚都很晚。”过去，南澳岛没有通大桥也没有轮渡，交通不便，向外流动的人员很少，许多人终其一生生活在岛上，岛民的通婚圈也只局限在南澳岛范围内，比如渔家乐老板的姑姑就是从吴平寨嫁到深澳的。近十几年来，交通越来越便利，年轻人出去的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女性走出去之后就很少再嫁回本岛，这就造成了岛上大龄未婚男性人口越来越多。这两年，伴随大桥的开通和旅游业的发展，虽然也有一些汕头、潮州、招安等地女性出嫁到岛上，但是总体情况仍为得到根本改变。今年暑假，我们在湛江硇洲岛进行田野调查时，也曾发现相同的问题。据我们的报道人介绍，硇洲岛常住人口在四万人左右，其中单身汉就有近七千人，问题远比南澳岛更严重。由此可见，婚姻问题可能是岛屿社会的一个普遍问题，应该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

在聊到南澳岛的历史时，我们略带玩笑地问，“那你们都算是海盗的子孙咯，你们怎么看这件事？”老板似乎有点尴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了一句，“没什么呀，那都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了。”历史与现在很遥远，历史的真相也并非人们知晓的那般简单。做海洋历史文化研究的人知道，海盗之所以从事海上劫掠活动，很多时候是出于生计所迫，并非本性使然。今天，在东南亚巴拉望海域和非洲东海岸，依然有许多海盗出没，其原因或是因为战乱导致的家园破坏，或是因为近海渔业资源枯竭导致的生计艰难，而这些原因都与他们自身无关。其实，历史上的海盗并不只是扮演杀人劫掠的单一角色，多数时候是一种游走在亦商亦盗边缘的模糊身份，而这种身份的转换完全取决于王朝国家的海洋政策，郑成功家族的历史就是代表性案例。明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有限度地开放海禁，一时间“寇转为商”，“漳潮之间，旋即晏然”。明末，福建商人郑芝龙的集团势力曾一度控制整个闽粤海上贸易，触角甚至延伸到日本海和东南亚海域，是当时南中国海域真正的海上霸主。郑芝龙拥有庞大船队和武装力量，不仅为其垄断海上贸易提供了条件，而且为日后其子郑成功收复台湾奠定了基础。然而，明清易代，尤其是康熙元年（1662年）颁布的“迁界禁海”政策，最终将郑氏集团彻底推向了另一面，南澳岛乃至整个潮州海域又再次成为海盗渊薮。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统一台湾之后，宣布取消海禁，至此潮州海域的海盗问题方才逐渐告一段落。

海盗历史算不上是一段光彩的历史，但它却给南澳岛留下了许多历史文化遗产，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今天摇身一变成了宝贵的旅游文化资源。比如，坐落在深澳和云澳交界山脊上的雄镇关，为南澳岛旅游热门打卡地之一。雄镇关建于明万历十三年，历史上曾是南澳岛上的一处重要军事关隘。清《南澳志》记载，“戚继光破吴平道出于此”，这充分说明雄镇关之险要，而关门上的对联“雄跨南北双方脊，镇摄云深两澳关”，又再次说明了它的重要性，难怪乎雄镇关被誉为中华名关之一。又比如，位于深澳镇上的“闽粤南澳总镇府”，也是为防海盗和倭寇侵扰而设，亦是南澳岛旅游的必到之地。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吴平在俞大猷的围剿中投水身亡，潮州海域的海盗大为减少，不过海患并未彻底消除，南澳岛周边不时还是会有海盗身影出没。明万历三年（1575年），朝廷在南澳岛设置副总兵专职守事，同时兼领漳潮两地，并遣3000水兵镇守南澳岛。由于南澳岛地处闽粤交界之地，所以总兵府由闽粤两省共管，中间以雄镇关为分界线，其中云澳、青澳民事由闽省管辖，深澳、隆澳闽时归粤省管辖。据《南澳县文物志》统计，明清两朝到任南澳岛的总兵和副总兵共有147人，其中不乏郑芝龙、施琅、朱以海等历史名将。

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雄镇关，关内为深澳，关外是云澳。

 

我们在深澳看到的总兵府是1983年仿照历史模样重建而成，与历史上真实的总兵府模样存在一定差别。在总兵府陈列室中的一幅地图上，我们看到历史上的总兵府有护城墙环绕四周，城后是高山，城前是护城河，河外即是大海。此外，在城内城外还有多座庙宇，如水仙宫、天后宫、三宫堂、城隍庙、贤良庙、风伯庙、文庙、武庙等。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其中一些庙宇现在依然存在，于是我们怀着极大兴趣又在深澳开启了一段寻庙之旅。

城墙环绕的总兵署，城内外有多座庙宇。

 

在历史人类学界有一种说法，叫做“进村找庙，进庙读碑”，意思是说庙宇是村落历史的见证者，而庙宇里一般都会有碑文记载庙宇修建的历史乃至村落变迁的历史。人类学家不仅认可这种说法，而且还认为庙宇是观察和研究村落文化的重要窗口。比如，台湾人类学家王崧兴在关于龟山岛渔民宗教的研究中就曾有一个重要发现，即岛上渔村社会普遍存在一种“文化对极性”特征。所谓“文化对极性”，是指村民在渔业生产方面会表现出一种“个人主义取向”，彼此之间缺乏合作、互不信任、相互竞争；与此同时，他们在宗教生活中又会表现出一种“社区精神取向”，举凡村社一致的活动，彼此之间都会讲究合作和慷慨，并十分强调全社性的幸福。带着这种人类学好奇心，我们走进了深澳几座具有代表性的庙宇，如城隍庙、武帝庙、聚福庵、金山寺等。从位置上看，这几座庙宇皆位于金山山麓，且处在同一条街上，相互毗邻，东西范围不过400米。从历史来看，它们分别是明朝万历年间和明末时期创建，后又经过多次扩建和重修，其中城隍庙和武帝庙历史最为悠久，规模也最为宏大。城隍庙始建于明万历四年（1576年），为土木结构建筑，三进式格局，后因1918年南澎海域大地震发生损毁，现今的庙身为1992年重修，主殿供奉着城隍老爷和城隍夫人，右侧偏殿原为黄龙庙，后改为文庙，奉祀孔圣人。武帝庙原名为武庙，位于金山山麓，初建于明万历七年（1579年），整座建筑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武帝庙有“皇宫式建筑”之称，整体为三进式，内部分前殿、中殿、主殿和后殿，其中主殿正中供奉着关圣帝君，左右两侧分别是周仓、关平两将。除了以上几种本土神灵和庙宇之外，深澳还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基督教堂，位于深澳入口的田野间，距离城隍庙不过两百米左右。矗立在绿色田野中的基督堂，在身后郁郁葱葱的山林和山顶风车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静谧而美好。基督教深澳堂创建于1998年，是由汕头知名华侨陈锡恩捐资85万元兴建。在深澳，信奉基督教的人不是特别多，岛内其它地方的居民不时也会来此做礼拜或是参加基督教节日。

深澳城隍庙，始建于明万历四年（1576年）。

 

深澳武帝庙，始建于明万历七年（1579年）。

 

基督教深澳堂，建于1998年。（图片来源：邝钰坤）

 

对于这些宗教庙宇，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它们的历史，而是它们的多样性存在以及它们对于当地人生活的意义？在当天天色快黑时，我们在武帝庙里遇到一位前来烧香的大叔，大叔今年六十多岁，是后宅人，搬到深澳居住已有二十多年。我们问大叔是不是武帝庙的管理人员，他回答不是。我们又问，“武帝庙有没有人负责管理？”大叔说，“庙里没有管理人员，但是有人值班。每年年底村里会选出六个庙委，这六个人日常会来庙里看看，搞搞卫生什么，每个人负责两个月。”我们接着问大叔，“您是不是只拜关帝？还是其他庙也会去？”大叔回答，“我只来这里，我只拜关老爷。关老爷很灵的，比其他神要灵，很多其它地方人都来这里拜关老爷。门口有许多关老爷的事迹，你们可以去看看。……”聊完后，大叔在门口插上一炷香就走了。大叔的虔诚不仅让我感动，而且让我十分羡慕，羡慕他有自己的信仰，羡慕他有选择信仰的空间。我想，生活在这里的人应该很幸福吧，至少比城市人要少一些精神性压力和困扰，走在村里，我甚至能够明显感受到自己的脚步在放慢，内心也多了一份清静。在城隍庙里，我曾看到一幅对联，上联为“文物保护仍须同德同心”，下联为“古庙重新皆赖群策群力”，横批为“文化自信”。这幅对联无疑是对深澳人宗教信仰的一种真实写照，从中我既看到了深澳人对宗教的执着和热情，同时也进一步让我联想到了农村社会的发展问题。当前，我们正在大力推行乡村振兴战略，而乡村振兴的关键之一乃是文化振兴。宗教信仰作为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重视和开发民间宗教资源不仅应该成为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

希望之海

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南澳人也不例外。虽然“四澳”地区在生计方面有一定差异性，但多数人的工作都与海洋有关。隆澳今称“后宅”，是南澳县城所在地，商业十分发达，也是岛上人口最为密集的一块地方。这里的居民除了公职人员之外，多数是从事服务业，其中以海产品店、海鲜大排档、度假酒店居多，这显然是旅游业发展引发的一种群集效应。位于岛屿东面的青澳，同样也是以发展滨海旅游业为主，是岛上房地产开发的重点区域。青澳湾内有一片长长的沙滩，据说是南澳岛上最美沙滩，开发商给它取了一个非常高大上的名字——“黄金海岸”。除此之外，青澳湾还有一个重要旅游景点——北回归线标志塔，又叫“自然之门”。“自然之门”与汕头鸡笼山上另一座北回线标志塔东西呼应，一山一海，成为汕头旅游的两个重要景观。我们在青澳湾走访时，刚好遇到一群从青岛过来旅游的老人，大家纷纷在此打卡拍照。问及他们为何来此旅游，一位老人略带抱怨地说，“哎呀，被旅行社骗来的，这里哪有什么好玩的，这片沙滩还不如我们哪里的好。”在“自然之门”周围，高耸的楼房和漂亮的绿化让人仿佛置身一座滨海城市，而不是一个岛屿小镇。一位拉客跑车的师傅向我们介绍，这里的房子很少有人买，多数是空置在哪里，只有一些底层商铺老板和工人租来住。在马路东边，清一色的全是海鲜大排档，进去吃饭的人并不多，许多店铺都是空无一客。一位老板告诉我们，“现在是旅游淡季，人很少，生意好的时候主要在节假日。有些老板在淡季会关门歇业，去找些其他事情做。”这种情况其实并非特例，在海南，许多滨海小镇的饭馆、酒店基本上都是忙半年、歇半年。当下，青年人愈来愈青睐有历史感、文化感的旅游目的地，像重庆、武汉、西安、广州等城市这几年频频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而像青岛、厦门和三亚等滨海城市如今早已不像十年前那般火热了。这样来看的话，青澳湾也就确实没有什么值得观赏和吸引人的地方。相比之下，深澳和云澳因为保留着真实的原生态生活和大量历史文化景观反而显得更加别有天地，引人入胜。

青澳湾畔的“自然之门”。

 

沿青澳湾向西骑行约九公里，可以看到一片彩色的海湾，这里就是深澳湾。深澳位于南澳岛的北面，因为避风条件较好，所以成为当地海洋养殖的主要区域。12日下午，我们去深澳“总兵府”考察，车辆行经深澳湾时，一片彩色海洋引入眼帘，在太阳光的照射下美不胜收，众人纷纷直呼“太美、太美”，但又不知道那些彩色漂浮物到底是什么。为了搞清楚深澳湾养殖的具体情况，第二天我们四人专门花了一天时间去深澳进行走访调查。在深澳，每家每户都有属于自己的海田，少则几十亩，多则上百亩。海田是祖上留下来的财产，与农业社会的土地一样重要。海田没有清晰的界线，可是当地人却能分的清清楚楚，很少发生纠纷和矛盾。虽然他们没办法向我们讲清楚海上边界究竟是如何划分的，但是每个人心中确确实实都有一幅“地图”。这幅地图是他们与海洋朝夕相处的结果，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属于费孝通先生讲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文化的一部分。

深澳渔民的养殖对象主要是生蚝和紫菜两种，这两样都是南澳岛的特色产业，由此也诞生了两种特色美食，一是蚝煎，一是紫菜炒饭。从养殖区域和面积来看，靠近岸边的内海部分主要养殖紫菜，生蚝则主要放养在相对较远的外海，生蚝养殖的面积远远多于紫菜养殖面积。紫菜在当地被叫做“神仙菜”，是南澳岛的三宝之一。由于紫菜养殖对温度要求很高，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导致紫菜苗死亡。渔民认为，投放紫菜苗的最佳时间是十一月份，这时候天气不冷不热，最适合紫菜苗投放和生长。养殖户将紫菜苗投放到事先搭建好的一排排竹板上，然后经过大海的退潮涨潮和日晒光合作用，紫菜自身就会不断成长繁殖，一个多月之后即可进入采割季节。紫菜可以采割许多次，当地人称为头水紫菜、二水紫菜、三水紫菜和四水紫菜，其中头水紫菜在外形、色泽和口感方面都最好，价格自然也最贵。

 

紫菜养殖。

 

相比紫菜养殖而言，生蚝养殖时间要长的多，从蚝苗投放到成品出水普遍要半年左右时间。在养殖方式上，南澳岛生蚝采取的是海水吊养，养殖户将采购来的健康蚝苗经过打孔、穿线、过水，然后用平底船运送到海上，再将蚝苗一根根绑缚在系有浮漂的主绳上。与湛江生蚝不同，南澳岛生蚝个头较小，肉质也不算肥美，但是口感却十分爽滑和细嫩，因此南澳岛生蚝更适合煎炒而不是烧烤。在深澳养殖生蚝的渔民并非全部是当地人，也有来自福建的渔民。我们在深澳防浪堤上考察时刚好遇到一位来自福建诏安的陈大哥，他在深澳承包了两百亩左右的海田养殖生蚝，每年除了给海田主人缴纳租金之外，还要向当地政府缴纳两千块左右的管理费。问及为何来此养殖生蚝时，陈大哥说，“这里水质好，我们家离这里又近，开船只要两三个小时，天气好的时候可以从这里直接看到我们家。”海洋养殖是一项收益和风险都很高的工作，运气好可以赚的盆满钵满，运气不好也可能赔的血本无归。向海洋讨生活的人偏好运气之说，认为海洋才是自己生活乃至生命的主人，但是通过细致调查不难发现，影响运气好坏的决定因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人为因素。具体到海洋养殖，伴随养殖技术日益成熟和专业化，按理说出现亏本的情况很少才对，但是近些年频繁而又异常的台风天、暴雨、赤潮和高温天气却经常让养殖户血本无归。陈大哥告诉我们，“今年基本上赚不到钱，气温太高，海水太咸，很不好养，大多数人都是亏本。”陈大哥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支柱，家里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亏本意味着他们全家人的生活都将会受到很大影响。陈大哥的情况并非个例，根据这些年我对华南海洋社会的调查，目前还有不少渔民的生活仅维持在生计层面，尤其是那些以海洋捕捞为主要生计方式的渔业社区，问题表现更为明显。

 

牡蛎养殖。

 

云澳是南澳岛上传统生计保留最好的地方，当地人至今仍然坚守着祖辈传承下来的向大海讨生活的捕捞渔业生产方式。《南澳统计年鉴（2020年）》显示，截至2020年末，云澳镇共有在册户数5140户，总人口数为19427人，从业人员数为6127人，其中渔业从业人员为3309人，全年海洋渔业生产总量为63663吨。在我们考察云澳的当天，渔民说天气不好不适合出海，所以渔港内停满了各种渔船，有灯光作业渔船、拉网作业渔船、放钓作业渔船，有玻璃钢渔船，也有传统木质渔船，这些渔船总体上以小型渔船为主，适合远洋渔业生产的大型铁船比较少。从全国的情况来看，自福建以南的海洋渔业生产主要还是以小型捕捞渔业为主，与江浙和山东沿海地区的海洋渔业生产存在很大差异。所谓小型渔业，是指渔民在渔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渔船长度不超过18米，每艘渔船上的渔民人数在10人以下，每次出海作业时间在1～3天之间，作业范围一般局限在沿岸5～10公里之间。小型渔业很多时候也称为生计渔业，被认为是消除贫困和应对全球粮食危机的一种重要生计方式，对于沿海渔业社区乃至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调查数据，全世界渔民中大约有90%的渔民是在从事小型渔业，全球海洋捕捞渔获量中的50%左右是小型渔业生产贡献的。相比较于先进的工业化渔业生产方式而言，小型渔业不仅对海洋生物资源的破坏较小，而且保存着许多传统渔业生产技艺和知识，是传承海洋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然而，正是因为其规模较小，容易受到许多因素影响，所以小型渔业生产的脆弱性和风险性比较大，渔民生活也更加不稳定。

 

停泊在港内的小型作业渔船。

 

云澳渔港是汕头市第一大港，在2013年扩建疏浚之后，渔港的停泊空间和避风设施都得到了大大改善，云澳渔港也顺利升级为国家级中心渔港。过去的云澳渔港避风条件比较简陋，每年进入台风季，渔民就会提心吊胆，需要时刻盯着天气预报，一旦说有强台风来临，渔民会纷纷将渔船开到海门港、饶平港甚至福建东山港停泊避风，许多渔民对这种“转港”经历至今记忆深刻。生产条件和技术越来越好，按理说渔业生产应该会越来越容易，收获也会越来越多，可是渔民并没有这种感受，渔民的普遍反映是现在的渔业生产很难，捕捞的渔获不仅越来越少，而且越来越小。

通过对渔民的简单访谈，我将渔民口中所说的“难”的原因大致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自然环境的异常波动和变化，比如台风次数的增加、气温上升和少雨天气等。渔民告诉我们，今年的情况尤其严重，因为雨水太少，海水太咸，鱼非常少，他们没办法只能跑到更远的地方。可是跑的太远，风险又太大，因为他们的渔船体型较小，一旦遇到大风大浪，很可能就会船毁人亡。二是沿岸地区海水环境的急剧恶化，比如油污的扩散、工业和生活废水的无限制排放等。云澳渔民的作业范围基本上局限在广东沿海地区，如汕头、潮州、珠海等地，这些地区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最为集中和迅速的地方，也是各类船只航行最为密集的区域，近岸水质污染和生态破坏十分严重。三是制度性约束和监管行为越来越多，比如休渔制度和“双减”政策的实施。我国现行的休渔制度规定，南海海域的休渔时间是从5月1日到8月16日，共三个半月。在休渔期间，除钓具作业之外的所有作业方式都在禁止范围之内。对于渔民而言，三个半月的休渔时间不可谓不长，其间渔民不仅无事可做，而且基本没有收入来源。在云澳地区，渔民在休渔期间可以从政府那里领到每人每月一千多元的补贴，但是渔民表示，一千多块钱根本不够一家人一个月的开支。因此，休渔期间的偷捕行为频繁发生，渔政部门虽然会在休渔期加大监管和执法力度，但是仍然无法完全杜绝。此外，在“双减”政策影响之下，许多云澳渔船被政府部门归为“三无”渔船行列，既无船牌，也无捕捞证，因此就无法正常出海作业，传统生计难以维系。透过这些原因，我们不难想象海洋生产之艰难和渔民生活之不易，可即使如此，他们依然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就像他们给船头漆的红色油漆，期盼着生活能够红红火火。

 

寓意红红火火和一帆风顺的“红头船”。

 

无论从海洋自身亦或社会发展来看，未来海洋渔业生产面临的风险性和约束性因素都会越来越多，渔民转产转业无法避免，也势在必行。纵然没有上述问题，单从年轻人逐渐远离海洋这一点来看，海洋渔业生产在未来也很难有效传承和持续发展。其实，这一问题并非中国独有，许多关于欧美海洋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显示，不仅愿意出海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而且越来越多的老渔民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子承父业”，因为他们深知向海洋讨生活的艰难和危险。未来，滨海旅游业和休闲渔业将会成为许多沿海渔业社区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一些专家学者认为的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理想途径。对于渔民而言，远离惊涛骇浪的大海不再不可能，“洗脚上岸”很快会从理想变为现实，可是这会是他们内心真正想要的生活吗？没有渔民的海洋，还是我们想要的海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