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婆之谜︱黄道婆的籍贯问题

人人皆知，现在上海的市花是白玉兰——不过，这是1986年才确定的；更早在1929年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之初评选市花时，市民投票选出的却是看上去不起眼的棉花。这其实倒是更合乎其历史文化的脉络，因为上海这座城市在近代最初的繁荣，与棉纺织业的兴起密不可分。无论中外，棉纺织技术的发展往往对一个社会的早期工业化起到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别忘了，英国工业革命最初也源于此），并由此带动整个经济体系的变革。

基于此，黄道婆，这位曾在元朝年间将棉纺织技术传授给松江府乌泥泾居民、进而为上海乃至整个江南地区的市镇带来繁荣的女性，其历史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她发明或创造了某种棉纺织技术，且她所传授的是手工业技能而非工业机械技术，但毕竟无人能否认她革新了原有技术，也正是她所引进的纺纱织布技术在不经意间推动了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使这里成为当时全世界最早的商品经济地域之一。在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德国汉学家、中国纺织史专家库恩（Dieter Kuhn）在撰写《纺织技术》专册时，用了一个专章来论述黄道婆，认为她所革新的三锭纺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纱工具，比西欧早了四百多年。

不过，令人尴尬的是：正如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发明家一样，我们对黄道婆的生平却近乎一无所知；由于仅有的文献中只提到她从海南到上海传艺，由此又引起了无数学者对“黄道婆究竟是上海人还是海南人”、“黄道婆究竟向谁学艺”等一系列争议。这些问题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么无聊，从中正可以让我们再度领会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本文就主要谈谈黄道婆的籍贯问题。

虽然人所共知，黄道婆是从海南岛来到上海后传艺的，但在历史上，一直以来对黄道婆事迹的记载以及对她的纪念，无一例外都在上海地区。为了感念她传授的技艺使得原本贫瘠的土地“不蚕而棉，不麻而布，利被天下”（徐光启语），上海民间将黄道婆立祠纪念，每年农历四月初六她生日时，纺纱织布的妇女们都要在其像前祭拜（见《乌泥泾手工棉纺织技艺》一书）。到清道光十年（1830），朝廷正式将其祠祭纳入祀典，规定由地方官每年春秋两季主持崇祀黄道婆的仪式。这一祠院即黄母祠，在1991年重建后，至今仍保留在上海植物园内。

不仅如此，对黄道婆生平事迹的所有文献，都只能追溯到元代的两条原始资料，它们都是当时寓居上海的人士所留下的，此即陶宗仪（1325？-1407？）《南村辍耕录》及王逢（1319-1388）《黄道婆祠并序》的记载。问题是，他们都只极为简略地记叙了黄道婆的生平，而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陶宗仪对其来历的记载仅是：“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并未言及她究竟是哪里人，也没解释她为何要从海南来到上海；王逢则明确说：“黄道婆，松之乌泥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1295-1297），始遇海舶以归。”至少解释了上述两点，但却也没有说明她怎么会“沦落崖州”，又是从哪里、怎么学到棉纺织技术的。

由此，这就引出了一系列问题：黄道婆到底是上海人还是海南人？这又涉及到另一个：黄道婆是汉族人还是黎族人？如果她在海南岛是向黎族人学来的技艺，而她本人又是汉人，那她又如何能克服语言障碍？如果她是海南人，那么她为何要千里迢迢到上海传艺，又如何与当地人交流，而海南当地为何在几百年间几乎没有关于她的任何文献记载和历史记忆？

直至1980年代，黄道婆一直是以“松之乌泥泾人”的身份被纪念的，但此后，海南方面的学者开始对此提出质疑，重点是考辨黄道婆的身世与出籍，而所持观点则与上海学界完全对立。1987年，原崖县政协副主席、广东民族研究会理事周振东著文明确提出“黄道婆，原籍崖州，是位黎族妇女”。随后，海南以《黄道婆在水南村》、《黄道婆在保定村》等民间传说为依据，大力主张她是海南人。也是从这时起，多名海南的专家学者来到上海传说中黄道婆的出生地东湾村考察，收集资料。到2009年，海南在建设国际旅游岛时，试图打造“黄道婆文化”来提升三亚城市品位，认为黄道婆是三亚（崖州）最大的历史文化资源之一，于是大力推动建构“黄道婆为海南崖州黎族织女”的记忆。两边之争论遂由此激化。

这一说法真正较为有力的依据，便是陶宗仪那句含糊不清的“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用海南学者羊中兴、冯衍甫在《黄道婆评传》中的话说，“只凭陶宗仪的一句‘自崖州来’做抓手”。对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杨嘉佑撰文《黄道婆研究三题》，认为这一表述并不能肯定黄道婆就是崖州人，还可能是其他地方的人。在逻辑上，这样理解的确更为谨慎，而且也避免了与王逢那句“黄道婆，松之乌泥泾人，少沦落崖州”之间的矛盾。也因此，黎兴汤在《黄道婆族属之我见》一文中咬文嚼字地提出，“来”字在古汉语中更多时候用作“回来”，而不是“来自”之意，以此支持“上海说”。

这里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对于同一条史料，不同的人可以有着完全不同的解读。如明人张萱《疑耀》卷六“木棉”条：“据陶说，道婆崖州人”；清代嘉定人钱大昕在《咏木棉诗》中也提到“崖州老母年七十”，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四所说“元时，崖州黄道婆来”，似也都认为黄道婆是崖州人；清末李维清所著《上海乡土志》（上海著易堂印刷1907年版）第五十四课更是明确说“黄道婆者，元时崖州人，自广东至本邑”。然而，上述所有记载都是以陶宗仪的记载为蓝本的。也就是说，前人根本不曾认为黄道婆的籍贯是一个“问题”，也因此并未细究陶氏原本的句意。一些学者的观点，如姜铭《也谈黄道婆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正是因为没注意到这些文本的衍变，因而认为陶宗仪和王逢的论述之间存在无法解释的矛盾，进而主张“黄道婆籍贯未定论”。

黄道婆的事迹中令人惊叹的一点是：在700多年前的交通条件下，一个普通女性是如何能漂洋过海的（如果她是乌泥泾人，那还得是一往一返两次）。对此，暨南大学历史系的刘正刚、付伟在《黄道婆问题再研究》（2007）一文中认为，较为合理的解释是人口买卖的结果，并否认黄道婆死后在上海地区受祭祀是传统文化中崇德报恩的体现，而认为这仅是江南士大夫因应地方发展及维护“女织”的形象而刻意制造出来的，以塑造黄道婆为上海人的历史形象，结论是“黄道婆的籍贯也不排除是海南人的可能”。

在方法论上，这一观点注意到陶宗仪和王逢这两个原始资料之间暗含的矛盾，而持“崖州说”者，自最初周振东开始，都主张陶宗仪的论述是可靠的，而王逢的记述则是失实的。因为对“崖州说”来说，最大的不利证据便是王逢那句断语，而在三亚当地又找不出什么有力的文献来支撑其说。在清代以前的明正德《琼台志》、《琼州府志》、《崖州志》等都没有留下有关黄道婆的任何记载；乾隆《琼州府志》卷十遗事虽明确记载“元初，有妪名黄道婆者，崖人也”，但其依据仍是陶宗仪所述，光绪《崖州志》卷二二在提到黄道婆时更是直接抄自陶宗仪文。正因此，海南（尤其是三亚）在论说黄道婆籍贯问题时，大多以一些真实性可疑的民间传说为依据。在逻辑上，更可取的是“我们在普遍认同‘黄道婆是松江乌泥泾人’的同时，不必一口咬定‘黄道婆不是海南人’”。

另一种观点干脆否认黄道婆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德国汉学家库恩（Dieter Kuhn）就认为黄道婆或许只是中国历史上类似先蚕螺祖的传说人物而已。海南大学黎族研究学者周伟民进一步阐发了这个观点，认为“黄道婆只是一个传说人物，而非历史人物”，理由是：第一，在黄道婆死后的前三十年，中国史上没有任何记载；第二，陶宗仪和王逢都不是采用科学的写作方法；第三，在海南这边，从南宋到民国时期的80种地方史志中，除了《崖州志》转抄《广东通志》中的陶文外，也没有黄道婆的点滴记载。在他看来，历代不记载黄道婆的原因就是此人并不存在，是虚构的传说。但这同样是无法定论的事，例如，马可波罗在其著名的游记中记叙了自己在中国的种种见闻，但中国这边的史料中却根本找不到可信的相应记载，然而这并不能证明“马可波罗这人不存在”，而最多只能怀疑“马可波罗究竟是否去过中国”。

如果本着实证主义和疑古派的观点，便可看出，我们在判断黄道婆生平事迹时可资凭借的可靠证据极少，但我视野所及的诸多学者在忙于论述黄道婆“事迹”时，却很少去核实文献资料的可信度。如前所述，陶宗仪和王逢的论述是在迄今为止唯一可信的两条原始史料，那么谁的论述更可信一点呢？基本上，赞同黄道婆是崖州人的学者，都采信陶宗仪，而拒斥王逢；而另一派学者，则认为王逢明确记载了黄道婆是乌泥泾人，相比起来，陶宗仪“对黄道婆事迹的记述是陶宗仪亲眼所见，还是社会传闻，其真实性难以确定”。

从生卒年看，两人几乎是同时代人，都是徙居松江的外地人（陶宗仪是浙江黄岩人，王逢则是江阴人），但记述的年代都已在黄道婆到松江数十年后——假定黄道婆是1295年到此，那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是约1366年成书，而王逢也正是在这一年徙居松江的，在王逢的序言中说明是在“至正壬寅”（1362年）迁黄道婆祠后作序的，向他征序的正是后来助他徙居松江的当地望族张守中。《南村辍耕录》虽然历来被视为极具价值的文献，但在记述黄道婆的同一卷中，也有一些如今看来颇为奇特的记载，如商人误堕龙窟、天陨鱼、女性十二岁生子等，可见在作者心目中，是将黄道婆视为半传奇性的人物。

相比起来，王逢则是1357年即已筑“梧溪精舍”于松江青龙镇，之后又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得张守中之助，迁移乌泥泾宾贤里，为客籍乌泥泾人，比陶宗仪所居的泗泾离黄道婆传艺的地点更近。不妨推想，当地老人此时应该对黄道婆其人还有记忆，而王逢又是得当地世儒张守中之邀约而作序，这可能就是他能在记叙中明确断言“黄道婆，松之乌泥泾人，少沦落崖州”的原因所在，因为他接触到的信息极有可能比陶宗仪更为充分而明确。

不妨再比照一个类似的故事：被杭州的机神庙供奉为当地丝织业开山祖的晚唐人褚载，据《杭州重建观成堂记》碑文载，“昔褚河南之孙名载者，归自广陵，得机杼之法，而绸业以张”。此处褚河南（褚遂良）是以其祖籍称，但就出生地而言则是杭州钱塘人，作为其九世孙的褚载自也可视为杭州人，因而这在故事类型上更合乎“本地人从外地归来，传入技术”的类型。

虽然对黄道婆籍贯的争论极多，但似乎极少有人怀疑陶宗仪、王逢说的“崖州”位于如今海南省三亚市，有些人甚至将之比定为今三亚崖城镇，然而这其实也是存疑的。三亚一带是直至明清时期才确定被称为“崖州”（治所在今崖城镇），但元朝的版图并没有“崖州”这个地名——今天的三亚，在当时叫“吉阳军”，只在北宋972-1073年间此地曾被称为崖州，但在更早之前的唐代，崖州治所却是在今海口附近，因而“崖州”对陶宗仪、王逢而言仅是以古代的雅称来称今地，但这个“崖州”的确切所指却模糊不清，或许仅指对海南岛的代称。

同样无人质疑的一个问题是：如果黄道婆是海南岛的黎族妇女，那她为何会有这样一个名字。“道婆”当然极可能不是本名，但问题是，宋元时代的黎族基本上是没有姓氏的。据张联芳主编《中国的姓氏》研究，仫佬、毛南、土家、京、黎等百越系民族的姓几乎都是由外省迁入，非土著居民所有。宋元时期海南岛即便是熟黎中也是以王、符二姓为大宗，一些地方的黎族直至一百年前都还没有姓；但白沙县也有传说，“那里的黎族系同一始祖，一脉相传，据说过去黄姓，后来改用王字，但王、黄不分，对于如何写法，并不介意”。上海一带的吴方言中也是王、黄不分，但问题在于：黎族人原有的命名习惯也完全不是“黄道婆”这类汉式称呼，倒是符合“元制，庶民无职者，不许取名”（俞樾《春在堂随笔》）的惯例，故以“道婆”这样的通称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