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克伦斯基：“知识分子与革命”的俄国样本（上）

“知识分子与革命”是一个典型的俄国式命题，它时常幽灵般地闪现在每一个俄国历史的重要时刻，既诱惑着俄国知识分子，也迷惑了历史学家与众多历史旁观者。

在中国人最为熟悉的苏联老电影《列宁在十月》中，行将垮台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末代总理”克伦斯基的形象，是一个拘谨懦弱、优柔寡断的失败政客。

整整一百年过去了，所有的历史之谜已基本解开。依据现有的历史文献档案，我们不妨勾画一下，改变了世界格局的1917年俄国两场大革命的参与者和苏联命运的见证者——克伦斯基的真实面貌。

出生于古代边城的才俊

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克伦斯基于1881年5月4日（俄历4月22日）出生于俄国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这一年是俄国历史剧烈变动之年，就在克伦斯基出生五十二天（3月13日）前，因签署“废除农奴制法令”而获得“解放者沙皇”之称的亚历山大二世倒在了民意党人刺客的炸弹声中，其子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甫一登基就展开疯狂报复，而革命派则还以更激进的政治恐怖。

亚历山大是克伦斯基家族的长子，中国人已经习惯的《列宁在十月》中的称呼“克伦斯基”，在俄国人中几乎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特殊姓氏。克伦斯基的祖父早年曾在奔萨省的克伦基村做东正教教士，后来就将村名作为自己家族的姓氏——克伦斯基。

辛比尔斯克是俄罗斯帝国欧洲地区偏中南部的一座古代边城。在金帐汗国瓦解之后，此地成为俄罗斯人、楚瓦什人、乌克兰人、莫尔多瓦人、鞑靼人和哥萨克人的杂居地。早在1648年，罗曼诺夫家族的第二位沙皇、彼得大帝的父亲阿列克谢下令，在伏尔加河西岸的山顶上建造了一座名为辛比尔斯克的堡垒，目的在于抵御屡犯沙皇俄国东部边境的游牧民族，到了彼得大帝时代（1682-1725年），这座堡垒自然就成了俄国向东部扩张的一个立足点。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末年（1796年）下令建制辛比尔斯克省，首府即设在辛比尔斯克。极为有趣的是，根据俄国语言学家的研究，“辛比尔斯克”在当地的楚瓦什语里意为“白色的山”，在莫尔多瓦语中意为“绿色的山”，在突厥语中却是“一座坟墓”之意。

抱猫的列宁

这座古老的城市，还诞生了另一位影响俄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那就是比克伦斯基大十一岁的列宁（1870年4月22日，俄历4月10日）。弗拉基米尔是列宁的名字，“列宁”则是他成为职业革命家后用的姓氏，据说来自于北方大河——勒拿河，乌里扬诺夫才是列宁真实的姓氏，1924年列宁病逝后，辛比尔斯克改名为乌里扬诺夫斯克，作为对他的纪念。

克伦斯基与列宁是一对不共戴天的政治死敌，但这两位乡党在当年却有着极其特殊的关系。列宁的父亲伊利亚曾身居高位，是辛比尔斯克省的教育督学，而克伦斯基的父亲费多尔曾担任辛比尔斯克男子贵族中学的校长。因此，费多尔是伊利亚的部下，但伊利亚的儿子弗拉基米尔（列宁）却是费多尔最喜爱的学生。自列宁与克伦斯基的童年开始，两个家庭就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也曾是辛比尔斯克中学的优等生。1887年，亚历山大因为参与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行动而被处决，列宁的父亲伊利亚被免除职务，但费多尔·克伦斯基校长一家仍然对乌里扬诺夫一家以友情相待。列宁的父亲伊利亚1886年去世之后，克伦斯基的父亲费多尔就扮演起了乌里扬诺夫家族子女的监护人的角色。

克伦斯基的父亲费多尔校长

乌里扬诺夫家族被政府和世人视为戴罪之家，但费多尔仍然不离不弃，以自己的人格和荣誉担保，给中学毕业成绩优秀的列宁颁发了金质奖章。费多尔校长在列宁的毕业操行鉴定上写着：“他的举止非常出色，听课和准备功课都没有缺点，书面作业完成得也很优秀。学习刻苦，对各门课程都很好学，特别喜欢拉丁语和数学。”继而列宁以优异成绩考入喀山大学法律系，而费多尔对他的专业选择却非常失望，他原来极力推荐爱徒备考喀山大学历史-语言系，因为他本人就毕业于这所大学的这个专业，他更希望列宁像他一样成为一个拉丁语文学家。克伦斯基曾表示，列宁去喀山大学上学的路费也是他父亲所赠。列宁本人后来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还是对克伦斯基的父亲费多尔充满感激的。然而，入学仅仅三个月，列宁就因参与“民意党”组织被喀山大学开除，而列宁的担保人费多尔自然受到了牵连。1889年，费多尔被派到中亚的塔什干贵族中学做校长，后来还获得了世袭贵族的头衔。

少年体弱多病的克伦斯基，随父迁居中亚，进入塔什干贵族中学读书。中学时代的克伦斯基以勤奋好学而闻名，并且擅长舞蹈和演讲。他热衷于戏剧表演，在果戈里的戏剧《钦差大臣》中成功地扮演了纨绔子弟赫列斯塔科夫一角。1899年，克伦斯基以优异成绩从中学毕业，奉父命考入彼得堡大学历史-语言系，但因兴趣原因最终转到法律系。大学时代的克伦斯基身材高大，黑发鹰鼻，引人注目。但是，列宁在回忆中谈到克伦斯基时，对他的印象并不好，称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克伦斯基是“小拿破仑”、“小牛皮大王”。但奇异的命运总将两人联系在一起，列宁因参加政治活动被喀山大学开除学籍后，虽然身为职业革命家，但仍难以忘情于就学，后来以编外学生身份参加彼得堡大学法律系的考试并获得毕业证书。于是，两个乡党再次成了校友兼系友。

众多的西方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都困惑于一个问题：列宁与克伦斯基自童年及青少年，生活的人文地理和社会环境完全相同，家庭环境和所受教育均极其相似，但为何孕育了截然不同的性格和命运呢？一个果断刚毅且审时度势，一个优柔寡断且虚荣善变，并且这些性格上的差异最终影响了他们的政治之路。

曾同情工人农民

1904年12月，克伦斯基以优异成绩获得大学毕业证书，被聘为彼得堡著名律师奥贝尔的助理律师。1905年1月9日（公历1月22日）抗议沙皇政府政治迫害、呼吁结束日俄战争的“流血星期日”事件爆发了。充满工作热情和正义感的克伦斯基参加了律师团，为这一事件的受害者辩护。这也是他接手的第一个案子。克伦斯基撰写了社会主义革命公告《海燕》，称赞“流血星期日”牺牲的工农群众是“革命的海燕”，将之发布在《武装起义的组织》传单上。值得一提的是，高尔基也是在得知“流血星期日”事件真相后，在同一时间里写下了同名长诗《海燕之歌》，他也因此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海燕”。克伦斯基激进的政治主张立即引来沙皇政府秘密警察的注意。同年12月23日，克伦斯基被逮捕，警察在他彼得堡的寓所里搜查出左轮手枪和《武装起义的组织》传单。1906年4月，克伦斯基因证据不足被释放，克伦斯基全家被流放到塔什干，同年8月驱逐令解除后，他才得以返回彼得堡。

克伦斯基积极参与维护工人和农民权益的政治案件的辩护。1909年12月，克伦斯基晋升为大律师。1910年，他成为土尔克斯坦社会革命党案件的主辩律师，他以充足证据和雄辩之才强调社会革命党人反政府的武装活动是正当行为，最终使社会革命党人免于死刑。

此时的克伦斯基，在工人农民等普通百姓，以及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等激进政治组织当中，已荣获“革命之子”大名。

1912年的克伦斯基

1912年初，克伦斯基参与了为“亚美尼亚革命联盟”暗杀团成员进行无罪辩护的活动。同年，克伦斯基还加入了为著名的西伯利亚连那金矿“连那惨案”辩护的公共律师团，抗议沙皇政府军警射杀罢工工人的暴行。有趣的是，列宁这个革命姓氏的来源之一，据说也是为了纪念“连那惨案”。随后，克伦斯基被基辅高等法院以藐视法庭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的监禁。1913年6月，克伦斯基以其政治威望当选为第四届贸易和工业者全俄代表大会主席。1914年，克伦斯基被萨拉托夫省沃里斯卡市推举为第四届国家杜马议员。也正是在这一年，克伦斯基正式加入了社会革命党。

成立于1902年的俄国社会革命党是一个比布尔什维克资格还要老的左派政党，其社会基础与布尔什维克相同，因此在工人、农民和士兵中间极有政治影响，从二十世纪初的三次革命（1905年、1917年2月和1917年10月）直至1920年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克伦斯基加入社会革命党，实际上反映了最下层工农百姓群众的政治呼声，从1915年起，他就成了国家杜马中左翼“劳动派”的党团领袖。

到1916年，克伦斯基已经成为国家杜马中左翼党团当仁不让的领袖和代言人。他屡屡在国家杜马讲坛上激烈批评深陷战争危机的沙皇政府，指责军队和官场上的贪污腐化和宫廷黑幕。在1916年12月的讲话中，他直接呼吁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因此，皇后亚历山德拉曾用法语愤愤不平地表示：“这个克伦斯基是最讨厌的和最不可信任的。”其实，这位来自德国黑森的公主，虽然面容靓丽端庄，却屡屡挟夫干政，甚至与来自西伯利亚的神人拉斯普京关系暧昧，被世人嫌恶地称为“黑森的苍蝇”！

克伦斯基1916年9月发表在《北方札记》杂志上的文章《第四次会议总结》

俄国革命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苏汉诺夫在《革命札记》中曾提及，在1917年二月革命前，克伦斯基已成为沙皇政府的眼中钉，为躲避秘密警察的监视，他在大街上时而跳上开动的电车，时而快速地奔跑，时而换上另一辆出租汽车，一副时刻警惕着的样子。曾在美国采访过克伦斯基的历史学家乌杰辛笔下的克伦斯基却是另一个形象：“1916年他不得不摘除一个肾。而1917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处在病痛折磨之中。你还记得，他的歇斯底里和突然昏倒，他经历着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

至此，一直站在俄国政治前台的克伦斯基显示于人的形象，仍然是业务娴熟和颇具正义感的大律师，是思想激进和为民请命的知识精英。

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和总理

1917年2月，震撼世界的革命似乎突然之间就到来了，统治俄国三百零四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和专制制度随即灰飞烟灭。而克伦斯基的个人道路和人生命运也随着这场革命发生了巨变：个人身份上，从知识分子变成了政治家；与列宁的关系上，由曾经的同道战友变成了死敌；人生际遇上，由俄国命运的执掌者，沦为命运被他人所掌握。

1917年2月27日（俄历2月14日），是二月革命爆发的前夜。克伦斯基在国家杜马发表的演讲中强调，“俄国人民此刻的历史任务是立即不惜一切代价推翻中世纪制度”。他善于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与工人士兵交流，在众多的政治活动家中脱颖而出。克伦斯基是最早领导起义士兵的人之一，由此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克伦斯基司令部”的非正式指挥机构，担负起了领导起义士兵和工人同旧政权军警作斗争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克伦斯基累积了大量的政治资本。

工作时的克伦斯基，列宾画于1917

二月革命之后，在短时间内，俄国国内出现了政治真空状态。革命爆发时，布尔什维克仅有两万余人，而且列宁和他的战友们，或流亡国外，或流放西伯利亚，或被关进监狱。反观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他们控制了原国家杜马席位，并且得到了欧美国家的承认。因此，在1917年3月15日（俄历3月2日）成立的临时政府中，代表资产阶级的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人占据了绝对上风，拥有大多数席位，唯一代表中下阶层的就是来自社会革命党的克伦斯基，他担任了新政府的司法部长。法国驻俄大使莫里斯·帕列罗格在同日凌晨写下的日记中如是说：“这位年轻的议员克伦斯基，他自己创造了自己，他作为一名律师，带着政治进程中所获荣誉，已经成为新政权中最活跃的和最坚决的组织者中的一员了。”

也正是在3月15日晚二十一时，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第一次会议在塔夫利达宫开幕，孟什维克代表齐赫泽被选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社会革命党代表克伦斯基当选为副主席。战斗在另一条战线上的列宁把这种特殊的政治格局称为“两个政权并存”。

列宁是这样看待这一政治局面的：“一个是主要的、真正的、实际的、掌握全部政权机关的资产阶级政府，即李沃夫之流的‘临时政府’；另一个是‘监督性的’政府，即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它没有掌握国家政权机关。但是它直接依靠显然是绝大多数的人民，依靠武装的工人和士兵。”而克伦斯基则成为两个权力中心的唯一中间人与沟通者。

1917年4月17日（俄历4月4日），列宁从芬兰归来，随即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演讲中宣布将革命进行到底，即推翻资临时政府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临时政府宣布列宁为“德国间谍”，身为司法部长的克伦斯基就此开始对“童年挚友”的追捕。

列宁被迫秘密转移到靠近芬兰的拉兹里夫湖畔，居住在一间用树枝架起来的草棚里。他曾幽默地把这个草棚称为“我的绿色办公室”。在那里，他写成了极其重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阐明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主张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克伦斯基在陆海军部，1917年

1917年5月18日（俄历5月5日），临时政府发生信任危机，克伦斯基出任改组后的陆海军部部长。自此，克伦斯基经常身着军服，头理标志式的盈寸短发（这个“海狸”式发型是他第一任妻子奥丽嘉设计的，他一直将此发型保持到死），面容严肃地出入公开场合，尽管他从来没有在军队服役过，也没有任何军职军衔。当克伦斯基的汽车行驶在彼得堡涅瓦大街上，蜂拥上来的妇女把手中的百合花和玫瑰花撒到他的身上。临时政府控制的报纸力图将克伦斯基塑造成“救世主”的形象，称他为“革命的骑士”、“狮子雄心”、“革命的初恋”、“人民的代言人”、“俄罗斯自由的天才”、“俄罗斯自由的太阳”、“人民领袖”、“祖国拯救者”、“革命的先知和英雄”、 “人民的第一总司令”，有人提议设立“克伦斯基人道主义之友基金”。甚至连宣布退位而命运未卜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1917年7月的日记中也写道：“这个人在当前时刻在自己的位置干的不错，算是他的政权中最精明能干的一个了。”

克伦斯基坚持把战争打下去，他亲赴前线，劝说士兵不要放下武器，士兵们讥笑他是“劝说部长”。7月22日（俄历7月7日），临时政府进行第二次改组，三十六岁的克伦斯基被推上了总理宝座，同时兼任陆海军部部长。俄国报刊鼓吹的“克伦斯基攻势”在德军的反击下大败，这不仅耗尽了前线士兵最后一丝士气，也败坏了克伦斯基“救世主”的形象，人们开始贬称他为“沙皇亚历山大四世”，因为他的名字也是“亚历山大”。

在前线的陆海军部长克伦斯基，1917年7月

共济会的“总书记”

从1915至1917年，克伦斯基还一直担任一个特殊职务——俄国共济会“俄罗斯人民大东方”最高委员会的“总书记”。

共济会是典型的十八世纪俄国欧化的舶来品，甚至有人认为彼得大帝就是被国外共济会吸收入会的第一个俄国人。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西欧国家，共济会原是由“自由石匠”等社会中下层建立的，可是一入俄国，它就改走“高大上”路线：俄国共济会主要在上流社会和贵族阶层中发展成员，如作家普希金、十二月党人等，其中甚至包括许多皇室成员，如沙皇彼得三世。因此，俄国共济会在十八世纪以来的俄国政治和社会变迁中扮演了一个极其特殊的角色。

克伦斯基喜欢的肖像照，上有他的签名，时间约在1917年8月

克伦斯基在回忆录《历史转折中的俄国》中谈到：“1912年我加入了共济会。后来我被选进国家杜马。再后来经过认真考虑后，我得出结论：我个人的目标与共济会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就接受了共济会的邀请。这不是一个平常意义上的共济会，它断绝与外国组织的一切联系，并允许妇女加入。此外，复杂的共济会仪式、等级制度已被淘汰。保留的仅仅是不可或缺的内部纪律，对会员的崇高道德素质的要求，以及严守秘密的能力。” 该组织的最高理事会成员还包括另一个阵营——苏维埃政权的领袖齐赫泽、苏汉诺夫等人。

当代俄罗斯学者佩尔武申在所著《1906-1918年的俄国政治共济会》中指出：“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1917年2月到8月间临时政府的所有成员，那么就会发现，克伦斯基、涅克拉索夫和捷列先科这三个共济会员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17年7月3日爆发了人民群众的游行示威事件，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齐赫泽宣布两周后召开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是否将所有权力收归苏维埃。然而到了7月8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却宣布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是革命政府，并将所有权力移交给临时政府。列宁视齐赫泽和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为“叛卖”行为，给予了严厉的批判。7月22日，克伦斯基顺利组建第二届联合临时政府，并如愿登上总理宝座。同一天，克伦斯基以总理名义签署逮捕令，宣布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等人为“德国间谍”。

已经成为临时政府总理的克伦斯基，1917年8月

在相当长时间内，同时代人和历史学家都无法解释齐赫泽为何“叛卖”。而最新公布的档案文献足以说明一切：尽管在公开场合，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与苏维埃政权主席齐赫泽是政治对手，但暗地里他们却是俄国共济会的“亲兄弟”。临时政府部长办公厅主任加林别林是克伦斯基的密友，身兼俄国共济会最高委员会成员，他后来回忆：“齐赫泽是共济会员这一事实，大大减轻了我遇到的难题，我可以很直率地和他说：还固执什么？因为我们所有人都认为这是错误的，应该改正它并按照我们的方案做。”

直到十月革命前，俄国共济会最高委员会在政坛上的活动仍然十分活跃。加利别林回忆：“最高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9月末或者10月初举行的，这是整个革命期间唯一一次这样的会议，在其它会议上都没有基辅会员参加，齐赫泽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布尔什维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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