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钱锁桥：林语堂本质上是一位“执迷于中国”的诗人

原创 学人君 學人Scholar

林语堂

学人简介：1985年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士，1996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博士，曾任教于中国大陆、美国、香港地区多所大学，现为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性、中西跨文化研究。已发表中英文著述多种，包括《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2018年台湾联经版、2019年广西师大版）（英文版：Lin Yutang and China’s Search for Modern Rebirth）(2017）,以及《小评论：林语堂双语文集》（编著）（2012年九州出版社）等。主编有《林语堂的跨文化遗产》（2021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次访谈由學人Scholar志愿者林栋、孙绪谦、李青聿合作完成，下文简称“学人”。

关于林语堂研究

学人：林语堂创造了很多女性形象，最著名的如《京华烟云》里的姚木兰，再比如《英译重编传奇小说》改写了不少经典女性形象。林语堂笔下女性形象虽仍为传统女性，但是寄托了一定的西方想象，能否请您谈谈林语堂心中的理想女性形象，这种形象的构成又有哪些来源？

钱锁桥：“寄托了一定的西方想象”这种说法相当时髦喔。其实细想一下，当下中国女性的一切，从天足到上学、到红装到武装，不都是“西方想象”的后果？林语堂笔下女性都是从传统到现代转型中的人物，按性格境遇不同转型的程度不同而已。《京华烟云》给我们描绘了一个万花筒式的处于转型中的现代女性（因而也就是现代中国）的图景。他的理想女性当然是姚木兰，从小很活泼（vivacious），很有个性，同时仍很稳重、有担当。林语堂作品中创造了很多女性形象，其来源都是出自中国传统，特别是明清文学；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出自中西传统的结合，正如《林语堂的跨文化遗产》作者之一吕芳指出，林语堂“杜姑娘”小说其实来源于“杜十娘”和“卖花女”的结合体。在实际生活中，林语堂曾用英文撰有（应是最早的）一篇论中国女性主义的文章，曾鼓励女儿林太乙翻译了中国名著《镜花缘》，还从友人处买了一幅李香君的肖像画，并亲自题打油诗一首，走到世界各地都一直带在身边。当然，林语堂现实中的理想女性就是他的太太廖翠凤，两人风雨同舟一辈子，恩爱有加，年龄越大，感情越深，还在欧洲一起手拉手去菜市场买菜。廖翠凤是上海圣玛丽女中毕业的，英语流利，林语堂是圣约翰的高材生，两人都是基督徒，完美搭档。抗战时期，廖翠凤也出来担当一些妇女救援会之类的社会职责，但她一辈子主要做的是：林语堂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评论者。讲林语堂作品应该想到廖翠凤的贡献。晚年还和女儿一起写过中国美食书籍。真可谓最高档次的“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林语堂和妻子廖翠凤

学人：林语堂写了不少家族题材的小说。您怎样评价他的这些作品？与同时期的中国内地作家相比，他的家族小说更有传统的韵味，不会强调新旧之间、传统反传统之间的对抗，也不会过度渲染年轻人离家出走的情节。您怎么看这种区别？

钱锁桥：林语堂的很多小说如《京华烟云》都是强调新旧之间、传统现代之间的转型冲突调整适应。有关《朱门》易稿的过程，可参考拙著《林语堂传》，里面有详细描述。虽然美国市场有“东方主义”需求，林语堂也非常明了，而且自己也很需要钱，但他还是中意写“现代型”的人物。并不一定要离家出走才算现代型的人物。林语堂的家庭观和许多五四时期作家不同。像巴金那种虚无主义的家庭观和后来差点把他整死的激进主义都是相通的（他晚年《随想录》有没有反思这一点？）林语堂从来没有这种激进主义，这或许和他自身家庭出身有关。他来自福建山区并不富裕的基督教大家庭，一家人和睦相处，兄弟间互相提携，林语堂有好几个兄弟都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不仅上学时经济上互相支援，毕业后在事业也都有互相合作和照应。

林语堂、鲁迅、胡适

学人：在八十年代之前，林语堂主要是借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以“扬名”，关于林语堂与鲁迅之间的分歧一直在研究热点，而后来林语堂则与胡适为主的平社过往甚密，请问您认为林语堂与鲁迅在思想上的根本分歧是什么？而后来林语堂先鲁迅后胡适的交往，是否有什么象征意义？

钱锁桥：林语堂和鲁迅互为他者而吸引。鲁迅看到一个年轻后生，西装笔挺，一口流利的英语，性格直率，俨然一个“假洋人”（后来被鲁迅刻薄地称作“高等华人”），所有特征都是他自己的“他者”，于是收为自己的至交；林语堂也是一样，他看到一个城府很深的中国式绍兴师爷，而且极有个性，一心要做先进、进步的表率，于是奉为至交。两人都有诗人性格，所以能走到一起。根本分歧是思想上的。鲁迅一生追求进步，要做青年表率，后来激进青年嫌他陈旧要抛弃他，他就迎头赶上，思想行为上做得比你还激进。林语堂从来不想做先进，在抵抗、揭露二十世纪最激进的思潮上他做了很多，可以说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第一人。林语堂是自由普世主义的表率。还可以说他得了他哈佛老师巴壁特文化保守主义的真传，虽然他和巴壁特的中国门徒学衡派学者不一路。

林语堂和胡适的交往再正常不过，三十年代就把胡林并称为自由派知识界领军人物。胡大林四岁。当胡适在康内尔做学生领袖、酝酿新文化运动时，林语堂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林语堂出国留学时就得到胡适的赏识和私人资助。君子之交之外，林语堂对胡适时常有微词，有一点竞争意思，后来在美国的声誉还超过了胡适，好像胡适都包容接纳。所以谁都可以说“我的朋友胡适”。

1947年，林语堂和他发明的中文打字机

学人：作为一个生于中国、接触基督教、海外求学、英文写作的作家，除了写作之外，林语堂的生活实践也充满了跨文化的色彩。这种跨文化的生存状态和写作环境，有没有给林语堂带来“漂泊感”？

钱锁桥：林语堂既是民族主义者，也是普世主义者，两者之间很多情况是不矛盾的（按西方思维两者必定是对立的），但有时也有紧张，这在拙著《林语堂传》中已有详尽描述。林语堂走到哪儿心里都装着“中国”，无所谓漂泊不漂泊。但是当这个实体上的国家真的回不去了，只能藏在心里时，这是很痛苦的。知识分子最需要国家，商人、工程师等都不一定需要国家、可以游移自如。和他那代知识分子一样，失去中国对林语堂影响很大，不光是精神上，而且在经济上，他因自己的创造发明（中文打字机）不再有市场而债务累累。所以他私下怨蒋介石没用，说这是他们整个一代知识分子的失败，等等。当时他的书商朋友华尔希好像发现金矿，建议林语堂何不就写这种中国知识分子的“漂泊感”，他们都“飘”到美国，却天天想着中国，但又回不去。结果被林语堂断然拒绝。林语堂的理由是：铁幕内外的中国人都是中国人，我更关注的是墙里的国人。华尔希不知道，这种无国的漂泊感对林语堂太近了，太痛苦了，一时还无法面对，而把这个和赚钱连在一起让他感觉很讨厌。他和华尔希闹翻后在五六十年代还写了好几部小说，有写墙内情况的（如《逃向自由城》），也有写遥远中国的（如《红牡丹》），效果都很一般，反正我不太看重。其实这种时候他不应该再为生计而写作，比如在大学有一份教职恐怕更合适。所以有人请他去南洋新办的大学做校长，他很激动，带上全家老小并招募了一群朋友欣然前往，没想一败涂地，南洋也不是落脚之地。在后来重操中文写作后，有一篇曾专门写纽约移民家庭的代沟问题，写得很好，可见在所谓“离散”（或“游移”）文学中，林语堂也是先驱。

林语堂在美国与友人交谈留影

学人：可否请您详细谈谈，林语堂是如何在二十世纪这个大时代里安身立命的？

钱锁桥：林语堂可谓现代知识分子中的“真男人”，从“语丝”时代就提倡要“讲政治”，饯行一辈子，一直讲到国际舞台，针砭时政，敢于亮出自己的良知，与邪恶抗争。但同时，他又是一个“真女人”，他向全世界译介推广了一套取之于中国哲学的、阴性的“生活哲学”，这是一种生活美学，往往是“失败者”的美学。林语堂在这方面有大量论述，有“中国哲学家”的美誉，包括从苏东坡的一生中去揭示其“乐”的根源。

林语堂当然有精神上的迷茫和困境。他最痛苦的时候是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国没了，自己还背了一屁股债，不仅要把纽约上城的豪宅卖了抵债，好不容易找了一份有稳定收入的联合国的工作，自己又受不了要看美国大兵的眼色行事而把工作辞了。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看1949年10月1日他在干嘛。他那天和家人一路开车从巴黎南下到海滨小城戛纳，一路游山玩水，精神很High。林语堂三十年代就在上海杭州一带自驾游，到了美国开车就是必须，特别是在欧洲，有好几次穿越欧洲自驾游，一路还超速玩刺激。这次去戛纳暂住他朋友的豪宅，一进门他还不失幽默：哎呀呀，房子可以这么豪华漂亮！一个作家不需要住这么奢侈的房子才能写出好作品！

晚年林语堂，坐在他阳明山的家里，眺望着山边的余晖。

学人：在读到您说关于林语堂先生写文章的编辑和出版时，给读者一种感觉，认为由于华尔希老道的经验才使得林语堂先生的著作从全世界畅销进而到国内，很大程度上，是华尔希成就了林语堂，请问您对这个观点作何评价？

钱锁桥：我听说过这种说法，我要说明，我对此观点不负任何责任。我是一种历史的客观陈述，具体怎么理解，我也不能强求读者。但我自己认为，我书中有关章节的陈述已经很清楚，林语堂和华尔希\赛珍珠之间是友好的合作关系。合作就是双向的，是互相成就的。华尔希是书商，他（主要）靠赛珍珠（他们后来成了夫妻档）和林语堂做成了生意，并赢得了声誉。林语堂得力于华尔希的编辑和推销打开了美国的市场。但任何编辑和推销没有原始佳作，根本无从谈起。他们的成功合作是中美知识交往史上难得的美谈，他们的分离也象征着真正的文化交流有多么不易。

这种观点，从某种方面说，其实反衬出一种崇洋媚外的自卑心理。和西人的交往无法从不卑不亢、从容坦荡的角度去审理。林语堂就从来没这方面的问题。或者，也许我们的视野不够，没法真正从中美双向的角度去看问题。所以，跨文化，谈何容易。

关于国民性问题

学人：有不少研究试图从东方主义的角度解读林语堂的部分对“国民性”的分析，认为林语堂的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传教士的视角与经验，但是东方主义又很难将林语堂的整个思想容纳，请问您怎么看待东方主义与林语堂之间的关系？

钱锁桥：有不少人拾了当代西方理论的牙慧，巴勒斯坦出来的知识分子赛伊德讲东方主义，在西方学界广为流行，所以我们也都用“东方主义”来套用于分析这个那个。这是我们自身理论匮乏的表现，这是我们对自己的现代性无知的表现。研究林语堂，就是要从中国现代自身出发，用林语堂的对“东方主义”有清醒认识的自由普世主义，来反制以“东方主义”理论为代表的各种形形色色西方马克思主义残余。西马先在西方学界称霸，然后渗透到社会，这是对人类现代文明的挑战。

学人：林语堂是有凝重的民族主义情怀的，但是林语堂也秉持一种自由主义的批评政治，林语堂虽然是属于二十一世纪的，但是却生逢二十世纪，二十世纪是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您怎么看待林语堂身上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取舍平衡？

钱锁桥：我上面说过，在中国现代语境中，民族主义和普世主义大部分情况是不冲突的，你可以既是中国人、为中国的存亡呼喊奋斗，同时拥抱世界、读外国小说等。真正的冲突是：自由的民族主义、普世主义和非自由（专制）的民族主义、普世主义之间的冲突。林语堂认为，民族主义是现代文明的重要要素，很长时间内会伴随我们。处理得好，它的效果是正面的，它是民主国家的根基，也是被压迫被殖民国家求解放的法宝。但就像普世主义会演变成非自由的革命性普世主义一样，民族主义也很容易变成非理性的。这时候怎么办？这就需要有“批评”。

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

学人：《吾国与吾民》中讲中国文化和生活的精髓，请问有什么精髓是可以介绍给当今的国人吗？

钱锁桥：中国文化不是静止不变的东西。不是说有什么传统的精髓永远保存在那儿，我们随时提取就可以。《吾国吾民》是林语堂上世纪三十年代写的，现在已是本世纪二十年代，这期间中国文化经历了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洗礼。要说获取“方法论”，就要特别注重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其中一个角度就是专注这种现代性转型的研究，比如从林语堂研究出发去看这种转型。

关于跨文化批评

学人：用英文介绍中国文化者，不止林语堂，还有赛珍珠、张爱玲等人，但是林语堂却在西方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而相反张爱玲在遭到冷遇，您认为这其间的原因是什么呢？

钱锁桥：首先和林语堂独特的“小评论”风格很有关系。《林语堂的跨文化遗产》作者之一宋桥专门探讨林语堂的谈话风格。进行跨文化沟通，和美国人聊天谈话，首先要谈得下去，这就不能预设谁对谁错，最好是先幽默一下自己，谈话过程当中也无所谓有矛盾之处，只要敞开胸怀推心置腹，一阵交流之后，对方总能获取良多，至于到底能获得百分之几的信息，这个完全不能强求。

其次，这和大环境也有很大关系。双方首先要有意愿沟通了解。都已经闭关锁国了，就不需要文人来搞什么交流沟通了，直接武人上场。

学人：您在书中说，林语堂是一位在政治和文化上全身心投入的批评家。美国学者索维尔曾经对知识分子（当然也是在公共领域发表看法的批评家）进行反思：知识分子常常忘记他们不是上帝。我们在最近的美国知识界也能看到，取消文化盛行、政治正确亢进，已经呈现出某种病态。历史上的诸多事件也一再提醒我们，知识分子出于善意而提出的主张，往往可能结出现实中的苦果。那么，林语堂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批评实践，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书生议政，边界何在？

钱锁桥：一个知识分子在纳粹治下议政和在英美民主治下议政能同日而语吗？在一个正常的现代国家，议政是普通公民热衷之事，因为每个政府政策都有可能实际影响到你的生活，你要去关心、理解、分析、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影响到政策的确定和执行。知识分子手中有笔杆子，因此影响更大而已。

至于美国知识界目前盛行取消文化、政治正确，那就更应该从林语堂的政治和文化实践中获得启发。我上面说过，美国形形色色的西马先是独霸大学校园，现在开始渗透到社会。这归根结底是一种种族主义傲慢。

学人：在您看来，本世纪的头二十年中，哪本书、哪个中国作家成功地向世界讲述了“吾国与吾民”？林语堂的讲述，能给当下的讲述者们带来怎样的启发？

钱锁桥：不好意思，可以毛遂自荐吗？我刚写了一本给学生和大众的通识读本：《中国文化通识：人性和现代性》，简体字版必须符合国情，有条件的读者也可以参考英文原著：Chinese Culture: Its Humanity and Modernity.

关于学术研究

学人：林语堂不仅是个作家，一个成功的跨文化批评家，还是一个极有魅力的“人”。在研究林语堂的过程中，他给您和您的人生带来了怎样的改变？研究者与自己的研究对象之间应该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

钱锁桥：马修·阿诺德说：所谓有文化，就是对完美的追求，去探究世界上已被思考和言说过的最佳，而探索中要采取一种“客观无私的”（disinterested）态度，才能看到事物的本身。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必须保持这种“客观无私的”关系。我一直在大学，做研究本来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做此研究最大乐趣在于自己眼界逐步开阔，林语堂整个一代人的面貌在我眼前逐步清晰，也逐步弄清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中国现代性可以分两个阶段，一个是晚清，一个是五四新文化以后。林语堂是五四一代的，我现在做辜鸿铭，就是要看晚清。

学人：您曾经提到1994年回国时搜集了林语堂的相关研究，但是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同时，您还注重搜集台湾地区的林语堂研究，结果皆然，请问您认为什么原因阻碍着之前的林语堂研究？

钱锁桥：就我个人来说，我上面说，做林语堂研究就是不断看清自己的面目从而开阔眼界的过程。我们“阳光雨露”下长大的一代人，严重营养不良。

学人：林语堂先生自评自己是“思维架构和学术涵养都是西式的，尽管我基本性情是中式的。”何为“中式性情”？其次是当今如若想研究并发展“林氏文学研究”是否需要“西式学术思维架构，中式性情”的人才，才能更好理解林语堂先生呢？

钱锁桥：我认为“中式性情”是指林语堂本质上是位诗人。夏志清说过五四那代士人都有“执迷于中国”的性情，林语堂就是一个典型。

更好地理解林语堂先生首先需要中英文都懂。中英文都懂的意思是要用中文或英文都能写作。

原标题：《专访钱锁桥：林语堂本质上是一位“执迷于中国”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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