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背后的男人：斯蒂芬·班农的文明危机论与暴力复兴观

本文转自土逗公社（http://tootopia.me)

原文链接：http://tootopia.me/article/4275

斯蒂芬·班农的文明危机与暴力复兴观深刻地植根于美国的政治传统。

特朗普总统颁布行政令，有选择地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这引发的混乱激起了一场关于总统令背后的那个人——斯蒂芬·K·班农的紧急辩论。如今我们知道，班农不但直接起草了那个禁行令，也是指示国土安全部门禁止合法居民和绿卡持有者进入本国的那个人。

班农曾为特朗普竞选团队的首席执行官，现任白宫首席策略师与美国总统顾问。  本文图片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土逗公社

一些评论者，把漠视法律程序以及群众抗议视为班农无能的明证；另一些则认为这是初显的神迹，预示着一场全面的政变。然而，滋养这种观念的政治观，却经常被人们忽视。

在班农释放的混乱背后，是一种预言式的，关于文明危机和暴力复兴的理论——这一理论深刻植根于美国的政治传统。

班农的愿景

班农的政治愿景在其2010年的纪录片——《零一代》(Generation Zero)中，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达。在这部电影中，金融危机被视为是全球金融精英腐败无能的结果。班农认为,“达沃斯党”（编辑注释：成立于1971年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因每年冬季在瑞士滑雪胜地达沃斯举办，又被俗称达沃斯论坛-Davos Forum，历次论坛均聚集全球工商、政治、学术、媒体等领域的领袖人物，讨论世界所面临最紧迫问题。）无情地掠夺着这个国家劳动人民的财富。当然，这部纪录片绝非左翼的争辩。

支撑《零一代》中那些耸人听闻的右翼民粹主义话语——这种话语在特朗普总统充满“杀戮”的就职演说中比比皆是——是一种关于历史变革的怪论，其由尼尔·豪尔（Neil Howe）和威廉·施特劳斯(William Strauss)提出。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豪尔和施特劳斯这样写道：我们可以把美国历史理解为一种代际更替的有序系统。每四代人构成一个“世纪”，每个世纪都要经历四个可预言的发展阶段，每个发展阶段持续大概二十年。

特朗普的“出位”，其背后思想来源于尼尔·豪尔（Neil Howe）和威廉·施特劳斯(William Strauss)两位作者的理论。

世纪随大危机开始，在这个阶段顺从与自我否定占主流，能量将流向建设和保护稳定制度的方向。这代人，也是第一代人，或者说第一个“转折”最终将为随后的一代人所取代，在后者那里，社会秩序将遭到腐蚀。在追求精神发现与个体自由的路上，乏味的顺从被丢掉了。

第二个转折将导致第三个转折的出现，在后者那里，腐蚀性的怀疑主义将瓦解稳定的社会制度，社会信任也随之崩溃。社会原子化，认同断裂，同时投机活动与精英权力也打破了传统的束缚。这个瓦解的周期过后将迎来变动极大的，迈向新世纪的“第四转折”。制度的完全崩溃使社会陷入混乱，个人也被迫为重建社会而接受共同的目标。正如豪尔在班农的《零一代》中解释的那样，在国家统一体的巩固过程中，第四转折是一个悲剧但却是必要的阶段。

豪尔和施特劳斯认为在美国历史上有三个大危机的周期：革命战争，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每一次，国家都面临着内因部的倾轧或外部的威胁而灭亡的危险，而每一次，国家也因为公民的英雄主义和牺牲而变得比以往更强大。

尼尔·豪尔（Neil Howe）和威廉·施特劳斯(William Strauss)的理论在其The History of America’s Future,1584 to 2069有详细的呈现。

纪录片《零一代》把2008年的金融危机视为美国最近的一次“第四转折”，它也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反文化的副产品和后续。正如班农所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和黑人权力政治，是对形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稳定制度的围攻，同时也对美国长久以来的文化价值形成包围，其释放出的贪婪的种子最终引发金融危机。《零一代》追溯危机的线索，并回溯到克林顿总统时期，在那时亲信资本主义和福利社会主义显然在合力搞垮美国的经济并抛弃“那些被遗忘的人”。

班农认为当前的危机周期最为艰险，因为现在的美国缺乏“犹太-基督教价值观”，而其正是在之前的危机时期，维护了美国的例外主义（编辑注释：American Exceptionalism，又译为“美国卓异主义”、“美国优越主义”，是指美利坚合众国与美国人在世界上地位独特）。美国及其自由传统和事业能熬过即将到来的动乱么？或者说，这个“转折”会成为我们所知道的美国文明的终点吗？用来给这代人计数的那个零，指的是第一的那个零，还是最终归零的那个零呢？特朗普的所有首席顾问都知道，要熬过这第四周期，右派必须做好打上二十年仗的准备。

同样是尼尔·豪尔（Neil Howe）和威廉·施特劳斯(William Strauss)，提出了“第四转折”这一概念。

班农的危机循环论，也让人们对他之前的演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那个在2014年发表于人类尊严机构的演讲绕来绕去。通过Skype，班农在梵蒂冈的天主教听众面前，用全球化的术语呈现了他的国家危机理论。

班农曾说道，曾经一种“开明形式的资本主义”盛行于世，伴随它的是和平与繁荣。但世俗化摧毁了犹太-基督教价值观，其给予这种秩序以活力，同时也把获利的动机和它的道德基础给分开了。

结果呢？是当前这个“公司”或“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的时代，这种资本主义把国家的财富偷偷塞进全球达沃斯精英的口袋，并“眼睁睁地看着人民变成商品”，它还进一步掏空了我们的文明价值观。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亲信资本主义”助燃民粹主义 ，这成为一度制衡自由市场的“犹太-基督教价值观”衰落的症候。

对班农来说，在这些经济与精神危机上还应加上：“吉哈德主义的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编辑注释：吉哈德亦圣战，是伊斯兰教及穆斯林世界常用的宗教术语，即“作出一切努力”或“竭力奋争”之意，字面的意思并非“神圣的战争”（Holy war），较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斗争、争斗”或“奋斗、努力”，它是穆斯林的宗教义务）的兴起。他坚持，西方文明正在从内部断裂，同时从外部，被“野蛮人”给恐怖化。

回应在《零一代》中的预言，班农警告那群右翼天主教徒：“我们正处在全球冲突的初始阶段，如果我们不能和其他国家的人，像伙伴一样联合起来的话……那么，这场冲突只会不断蔓延。”

班农的前辈们

班农眼中的这场即将来临的文明冲突，极其令人恐怖，特别是如今，他坐镇国家安全委员会。但无论这多么像梦魇，也无论多么古怪，他推测的文明衰落与危机理论在美国政治思想确实有不少先例。尤其是在十九世纪末，一些美国知识分子和政客们的想法几乎如此。

正如历史学家T.J.杰克逊(T.J. Jackson)，在他关于“镀金时代美国”（编辑注释：Gilded Age，处于美国历史中南北战争和进步时代之间，时间上大概是从1870年代到1900年。这个名字取自马克·吐温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的主题是讽刺南北战争之后的充满贪婪和政治腐败的美国政府。之后，美国人用“镀金时代”一词来称呼这段时期。）的经典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世纪之交的精英话语以反动的反现代主义为标志，它哀叹文明的衰落，并认为暴力和危险是复兴的经验之泉。

T. J. JACKSON LEARS是美国的文化历史学者，其作品No Place of Grace涉及的研究正是美国的镀金时代。

譬如历史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就曾预言，未来世纪将见证美国文明的覆灭。在他1896年出版的《文明与衰落的法则》(The Laws of Civilization and Decay)中，提出了视历史为能量耗散过程的理论，据此，驱动文明发展的力量最终将在精神上耗尽，从而走向崩溃——而后再通过一个社会破碎的时期复兴。亚当斯认为，经济工业化和使国家集中化所需的权力消耗，使美国“变得怠惰，一直得到野蛮血液的注入，才会有新的能量。”

Brooks Adams在这本书中试图证明文明的兴起和衰落是一个遵循集中化的起伏的循环过程。

1885年，约书亚·斯特朗(Josiah Strong)在他颇为畅销的《我们的国家：可能的未来及其当下的危机》(Our Country: Its Possible Future and Its Present Crisis)中，把国家的衰落和千禧年的意义融合到了一起。在预言了“种族间为争取全球至高无上地位而展开决斗”时，这位社会福音的领袖提倡，帝国向全球扩张乃是拯救美国的盎格鲁-萨克逊种族的唯一道路。不幸的是，斯特朗哀叹道：世俗化、移民、和拜金主义的力量，已经弱化了这个国家的特征，并使盎格鲁-萨克逊种族不再适合迎接紧迫的挑战。《我们的国家》是一声哀诉，它号召这个国家回归到基督教价值观，以此同国内的腐败力量做斗争，并实现“更高等级的牺牲”以满足即将到来的种族末日的要求。

这是Josiah Strong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试图促发美国西部的军事行动。

但没有谁能比巨棒外交（编辑注释：巨棒外交源自老罗斯福“温言在口，大棒在手，故而致远”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 you will go far的名言）的发布者——西奥多·罗斯福，更好地把握镀金时代政治思想的“共和党忧郁症”了，他亲笔书写过公民美德的丧失，批判过腐化的贪婪，他也恐惧移民和“种族污染”，幻象过全球帝国，并将牺牲式的复兴浪漫化了。在罗斯福看来，美国是盎格鲁-萨克森逊文明的全球代表。但它受到了外敌（与之竞争的帝国主义列强、和文化的污染）和内衰（这要怪商业主义、移民、“种族混合”和人道主义的滥情）的威胁。

战争是这一切的答案。于他，军事冲突值得被推广，因为这是缺乏勇气和公共精神的美国人的训练场。正如1899年的春天，他（罗斯福）对芝加哥汉密尔顿俱乐部的听众所说：

“当男人害怕工作或害怕正义的战争，当女人害怕当母亲的时候，他们就在灭亡的边缘颤抖；在那个时候，他们理应为所有强大、勇敢且高尚的男女所蔑视，因此他们应该从这个大地上消失。”

对罗斯福来说，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的命运，取决于美国士兵 “顽强奋发的生命” 是否为人们所接受。这些士兵为了这个 “自由帝国”向西半球扩张而战斗。

班农的战争

关于班农的政治观，通过考察他的理论前辈，以及所谓的对施特劳斯和豪尔的“痴迷”，我们可以得到什么信息呢？

首先，班农所持的世界末日的观念，得益于理查德·斯洛特金(Richard Slotkin)，他诊断出通过暴力进行再生的美国神话：对暴力的歌颂如同赎罪仪式，因为暴力使个体和国家获得新生。

Richard Slotkin是文化批评家和历史学家，其代表作包括Regeneration Through Violence: the Mythology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 1600-1860（《通过暴力复兴》）

班农和布莱巴特新闻网对凝固的血、暴力和牺牲的执念是有据可查的。曾有位作家和班农合作，以1992年洛杉矶暴动为背景，改编成嘻哈版的《科里奥兰纳斯》，他告诉《纽约时报》，班农“之所以被莎士比亚的罗马戏剧所吸引，是因为其英雄式的军事暴力”。

班农对暴力的痴迷不仅是为了找刺激。和罗斯福一样，他也在战争中看到了道德再生的转变经验，而这将有助于防止文明的衰落。去年夏天，班农在布莱巴特电台说道，“这个国家最大的未决问题”之一，是美国是否愿意拥抱“顽强奋发的生命”。“那种勇气和毅力，那种不屈不挠，那种我们都曾在战场上见识过的（种种精神），那种为某种比自身更伟大的东西而战斗的（力量），都还在么？”

通过探索过去，我们认识到，必须严肃对待班农的坚持——他坚持，必须通过末日式的战争，来消除美国的腐化和堕落。在《零一代》中，大卫·凯瑟(David Kaiser)也表达了班农对大战意义（施特劳斯与豪尔的理论）的“令人惊恐的”沉迷。“他期待一场新的、甚至更大的战争——作为当前危机的一部分——”凯瑟说，“而且他看起来一点也不担心那样的前景。”

危机的周期需要军事冲突来打破——只有彻底灭亡的威胁，才能把国家唤回拥有共同目标，并激发出面对集体威胁时的相互牺牲。

对班农来说，这场战争已经开始了。正如他在梵蒂冈演说中解释的那样：

“一场大战正在酝酿，这场战争已经覆盖全球。今天的技术，今天的媒体，今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随手可得，将导致一场全球性的冲突，我相信，今天我们必须应对这场冲突。”

班农心中的战争，是激进伊斯兰正在对“西方”发起的战争。它是对“教会斗士们”的召唤，让他们“为我们的信念而战”，与“正在开始、并将彻底根除我们在过去2000-2500年间，获得的一切的野蛮作斗争”。

从先知预言的角度来理解，班农在布莱巴特电台上，所复述的关于ISIS的暴行细节，令人毛骨悚然。关于美国国内的穆斯林“第五纵队”（编辑注释：第五纵队指在内部进行破坏，与敌方里应外合，不择手段意图颠覆、破坏国家团结的团体。现泛称隐藏在对方内部、尚未曝光的敌方间谍），他发出警告，也不仅只是号召人们为即将来临的战争做好准备。这些言论是激励，意在加速即将到来的灾难，清洗这个国家，并带来下一个秩序与稳定的世纪。

全面战争既是美国文明面临的挑战也是其解决方案。正如班农2015年在布莱巴特电台宣布的那样：“是战争。是战争。每一天，我们都要提醒人们：美国正处在战争之中，美国正处在战争之中。我们正处在战争之中。亲爱的总司令，请提醒自己：我们正处在战争之中。”

的确，我们正处在战争之中。与史蒂夫·班农的战争。

注：本文译自Alexander Livingsto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Bannon”, at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2/bannon-trump-muslim-travel-ban-breitbart-generation-zero/

亚历山大·利文斯通是康奈尔大学政治理论副教授，著有《该死的大帝国！威廉·詹姆斯与实用主义的政治》(Damn Great Empires! William James and the Politics of Pragmat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