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历史写作，为何善于发现过去现场的故事性与戏剧性？

“ 历史写作从来不只是一种写作，

从来不只属于历史，也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

在如今各类书榜名单中，越来越多好看的历史写作正在形成某种潮流趋势，许多历史写作者无论是媒体人背景还是高校研究背景，纷纷坦言自己对讲故事能力的重视，而这背后不仅是为了打动现代读者，更是希望让历史题材融合真与诚。近日，第一届文景历史写作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办，十位获奖作者的作品阵容恰好具有这个典型性，可以用来观察当下历史写作的特点，正如现场许知远演讲时所说，这是一个写作共同体的成形过程，为了历史对象而共鸣碰撞，互相批评并成长。

本次获奖的十部作品，分别是宋念申《发现东亚》、宋华丽《第一等人》、许知远《青年变革者》、刘勃《失败者的春秋》、王元崇《中美相遇》、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周思成《隳三都》、张笑宇《技术与文明》、丁晨楠《海东五百年》、杨潇《重走》。这些写作者关注的历史话题与过去并无本质上的不同，最大的不同还在于形式视角的选取以及叙事能力的增强。前者来自于大数据时代赋予写作者的自由选择度，宋念申在现场对谈时便感慨，如今的大数据为历史写作者提供了更多丰富的数据材料，模糊了专业历史研究和大众写作之间的界限，进一步而言，其实也模糊了历史学、社会学、文学之间的写作界限。在他看来，这也为写作者提出了更多挑战和可能性，在大量材料基础上，去构想新的形式视角，去挑战更有智识的历史课题。

当读者跟随着丁晨楠的视角进入五百年朝鲜王朝内部时，会看到她选取了大量满文档案来梳理明清与邻国之间的关系，看待一个国家如何摆脱佛教的影响转向了以程朱理学为背景的儒教国家。在《隳三都》中，作者周思成关注的是那个令北宋蒙受“靖康之耻”的强大金国，为何在极短时间内被蒙古军队瓦解，作为叙述主线的几场“围城战”，更折射出战争之下复杂悲剧性。许知远在讲述《青年变革者》中的梁启超时，读者同样会发现这个在大众面前曝光相对较多的历史名人，人生还有如此多的面向，许知远在演讲中感慨120年前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时，提出“新史学”的概念，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在短短几年内把康德、斯宾塞、达尔文等人的价值观念传递给大众。

这类困难在今天并非已完全消弥，对历史写作者而言，如果不是面对论文答辩或学术期刊的环境，那么他们面对的大众读者，正将自己的注意力分散在网络的各个角落里，这对他们的话题新颖度与故事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作家E.M.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条分缕析讲述了故事的魅力所在，同样对这些历史写作者而言，今天的历史叙述也需要这样一个面面观，无论是从中国内部去观察东亚世界，还是从西方的视角去反观近代中国，他们在保持理智的同时更需要感性的置入，将历史现场的戏剧性与情感共鸣传递出来。

写作者对历史现场戏剧性的叙述呈现，有时被读者赞叹为“行走的弹幕”，有时则被垢病其中有虚构的成分，继而质疑历史的真实性，但在几位获奖作者看来，当他们面对历史档案记录或是回到历史场景中去感受时，其真相所包含的戏剧性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料，甚至可能超出了小说家的虚构能力。

周思成说自己在搜寻蒙金对抗的资料时，看到了被征服者留下的惨痛记录，也看到了许多征服者的材料，还有外来使节的观察，许多声音混杂在同一时空里本身形成了一种历史悲剧的力量。类似的，重走西南联大迁徙之路的杨潇每到一地，就以当时的学生日记和地方志记载来比照，还原当时的天气环境，感受学生们的心情，他在现场说，当时许多学生为了赶时间而走更近的古驿道，荒芜的路况和单调的山中风景让他们不胜烦躁，当他有几次走在盘旋山路时，内心也与那些学生有着相似的心情，而彼时的他们与今天的自己，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地，因为有终点，而有了走下去的动力。

纪录片《西南联大》图

丁晨楠在韩国做学术研究时，前往南怡岛附近找到了自称仍是大明遗民的家族，看到他们保存着许多明代古籍史料碑刻，即使经过十几代人的本地化，几乎失去了阅读中文文言文的能力，但依然保持着以明代为尊的习俗，这个场景令她震动之余，也为后来的写作提供了不少素材与感性元素。对许知远而言，更富戏剧性的场景是在2020年初疫情在全球抬头之时，自己滞留在了马来西亚和夏威夷，他寻访了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当地会面的旧址痕迹，他看到了夏威夷唐人街曾经被刻意烧毁的历史，而背景是1899年席卷夏威夷的鼠疫被怀疑是来自于中国。就像他在《青年变革者》里所呈现的，历史的误解和改写从未消失过，真正的思想者不会因此而停下自己的思考与实践。

丁晨楠在对谈中提及的位于首尔市内的“大清皇帝功德碑”，历史小说及电影《南汉山城》也以此为背景

求真而达意，不受制于网络热搜点击的捆绑，以智性与感性进入写作，乃至赋予历史现场第一人称视角的感染力，这是当下许多历史题材作品受到读者欢迎的原因所在。在打开历史事件背后丰富性与复杂性的同时，也往往带领读者以同样视角去思考当下和未来。对写作者而言，业余者的姿态也为自己带来更开放的可能，正如宋念申所说，现在我们要真正介入历史和现实之中，用双脚去丈量中国大地。

首奖

选读

《隳三都：蒙古灭金围城史》

楔子：一段“崖山”之前的故事

蒙古军围攻金中都城，拉施特《史集》波斯文手稿插画

贞祐二年（1214年）农历三月二十五日（庚寅），中都（今北京市西南角）城内，寒雨，无风。

几辆犊车驶出皇城正北的拱辰门，沿通往外城的长街缓缓行进，最后停在了通玄门附近。另一长列仿佛望不到尽头的车队，已在那里等候。珠帘卷起，金顶青盖的车上走下一位紫裳女子。

这名紫裳女子，史书说她“秀慧而貌不扬”，大概长相并不出众。甚至她的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只知道宫里的人都叫她“小姐姐”。“小姐姐”是卫绍王第四女，封岐国公主。卫绍王是一年前在兵变中遇害的金朝第七位君主完颜允济，死后降封为王。当日，乱军正是从通玄门冲入城中的。

今天是“小姐姐”出嫁的日子。

城门内侧等候的那一长列车队，载着她的嫁妆：“童男女各五百，彩绣衣三千件，御马三千匹，金银珠物等甚众。”

金朝公主出嫁，本有常例。金初皇统七年（1147年），熙宗下嫁代国公主，一口气送了“奴婢二千五百人，马二千，牛四千，羊三万，猪二千，彩币二千端，绢万匹，钱二十万贯，黄金千五百两，银万五百两，器皿、珠玉、首饰、服用称是”。到了崇尚节俭的金世宗，“公主断送”之例就减到了“驼三十只，马一百疋，牛二百头，羊二千口，猪二百口”。岐国公主的嫁妆，虽比不上女真国力鼎盛时期的豪奢，却远远高出普通公主的规格。更何况，车队前方竟然肃立着十名腰悬弓矢的护驾将军，外加一百名“细军”。“细军”就是金朝皇帝的禁军，称为侍卫亲军，专职护驾，“虽有大敌，悉不遣行”。

这百名侍卫亲军身披紫茸、青茸和黄茸连缀的铁甲，手握金缠竿枪，神情却各异：或愤怒，或不屑，或冷漠，或好奇。这群官兵当中，有一个叫作合达的年轻人，再过十几年，将成为手握天下精兵，与蒙古大军决一生死的金军统帅。此刻合达身边的这些袍泽，有不少人像他一样，未来将在蒙古和金朝的战争中叱咤风云。

不过，这一天，护驾将军和侍卫亲军现身送亲仪仗，是对方的强硬要求，因为，“小姐姐”未来丈夫的身份实在太过特殊——他是成吉思汗。

《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

朦胧的理解

第一艘来到中国的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

在海瑞特号启航后不久，1784年2月22日，“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港启程，前往中国广州贸易。这一天是华盛顿总统的生日，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看来算是黄道吉日了，后来也证明这艘船的确十分幸运。

美国没有单独和中国交往的经验，也完全不知道中国是个什么样子，所以在国会颁给这艘船的航海护照上，根据赴华以后可能遇到的情况，预先罗列了一串名堂，要致“所有奉教或世俗的好城市和好地方的至贵的、至高的、无上的、受人敬仰的、尊贵的、高贵的、权威的、睿智的和英明的君王、皇帝、国王、共和国主、亲王、公爵、伯爵、男爵、贵爵、镇长、议员、法官、将官、司法代表和摄政代表们”。

中国皇后号是一艘360吨重的三桅船，船只制造成本加上航行治装成本，总计耗费了大约12万美元。船长叫约翰•格林（John Green），商务经理则是独立战争中官至炮兵少校的山茂召（Samuel Shaw），嗣后山茂召担任了美国驻广州的第一任领事。当时大西洋等各处海盗猖獗，为了防备海盗，中国皇后号和其他很多商船一样也武装有大炮，山茂召的军伍经验在此次航行中也恰好用得上。

该船装载的货物包括：棉花361担，铅476担，胡椒26担，羽纱1270匹，皮货2600件，人参473担。

中国皇后号毅然远航广州的精神是可嘉的，但运气也帮助了他们。在抵达巽他海峡的时候，他们正好遇到了正准备驶往中国的法国军舰，当时法美的国际友情因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原因而相当不错，于是中国皇后号就跟在法国军舰后边于1784年8月底经过澳门顺利抵达了广州。嗣后，驻法公使杰斐逊还特意致谢法国政府对中国皇后号的襄助。

据记载，抵达广州港的时候，中国皇后号特别鸣礼炮13响，代表了当时美国的13个州，也是向中国以及在广州贸易的各国致敬。非常巧合的是，美国人鸣了13响礼炮，而在广州居间做中西贸易最出名的恰好是13家商行，即闻名遐迩的十三行。

在广州，中国皇后号把携带的美洲货物销售一空后，采办了如下中国货品：红茶2460担，绿茶562担，棉布864匹，瓷器962担，丝织品490匹，肉桂21担。美国人交易之后不久即扬帆回国，同行的有荷兰的商船，所以只有普通地图却没有详细航海地图的美国人这趟中国商务之旅是非常幸运的，从中也可见到当日广州国际贸易的繁盛，欧洲前来中国贸易的商船络绎不绝。

1785年5月12日，中国皇后号回到了纽约，一番贩卖以后，赚了37727美元，利润率25%。虽然对比后来者而言这趟所赚取的利润不是非常高，但首次中美贸易获得巨大成功，各方都皆大欢喜。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活动方、历史资料、摄图网

原标题：《当下历史写作，为何善于发现过去现场的故事性与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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