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投读书会丨李永晶：作为生活空间的城市——东京的自发生长

作为北外滩的品牌文化活动，“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已陪伴读者们走过了八季，并出版了《江南纪》一书，秉承了北外滩深厚又亲切的人文底蕴与文化活力。 

为助力北外滩展现“世界会客厅”的崭新文化面貌，由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宣传部、上海市虹口区文化和旅游局、建投书局、澎湃新闻联合推出的“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第九季系列读书会将主题定为“城市之光”,选取了巴黎、纽约、东京、伦敦、圣彼得堡、米兰，这6座国际城市为讨论对象，分别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街头文化、城市精神、滨水空间、文学地标、艺术空间，这6个文化领域为话题切入，与读者们在北外滩一同阅读城市，思考城市，一同看见城市未来。

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第九季“城市之光”系列第三期，建投书局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李永晶，与读者们共同回顾东京自发生长的历程，并从普通市民社会生活的角度一览这座城市精神中的传统与现代。

活动现场

东京的自发生长

与年老的欧洲城市不同，让这座位于世界极东处的都市始终生生不息的是永恒的生灭无常。看起来，东京不需要过去也可以得到繁荣的未来。—— 斯蒂芬·曼斯菲尔德《东京传》

我们今天的切入点是作为社会生活空间的城市，探讨的视角也是来自普通的城市居民。这种探讨的最终目的是反观我们自己在当前城市中的生活。东京和上海，不是因为两座城市都被誉为是“全球城市”，就可以放在一起加以比较，而是因为它们多次让我产生了二者非常相似的感觉。我们的比较会涉及到两座城市的不同，但要注意，我们不能对二者的差异轻易做出价值上高低的判断。

比如说，两座城市的街道到了夜晚都灯火通明，给人以强烈的“明亮”的印象。但“明亮”对于城市而言究竟是不是“好事”呢？东京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亮的城市，但稍微变换一下评估的尺度，明亮也意味着它要消耗大量的能源。所以，我们在探讨上海与东京的“同与不同”的过程中是无法轻易下结论的。我们要将视角放到城市生活的内部，因为它和我们每个个体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只有站在这个很小的落脚点上，才能继续去谈“大问题”。我们今天的视角出发点就是：人、个体与社会生活。

东京夜景

在东京23区中有许多我们熟悉的地名：银座、新宿、秋叶原、池袋、浅草等等，这也显现出东京有着为很多城市所羡慕的一个特征，即“多中心”。和欧洲城市呈现出的强烈规划性相比，东京基本见不到统一规划的痕迹。除了丸之内、皇居外苑等少数几个地方有整齐的街区外，建设用地的形状、大小、与相邻道路形成的角度等都各不相同。用建筑学家芦原义信的说法来讲，东京是一座“混沌的城市”，但却不是混乱的，因为在它的无序中还存在着一种隐藏的秩序。

东京的建筑和城市的构思方法带有类似生物有机体新陈代谢的特点：舍弃不必要的部分，不断强化必要的部分；或者说城市从局部开始有机生长，而非基于统一的规划和设计。东京并不是没有规划，只是难以成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私有产权制度：如果某个人就是不愿意出售自己的土地以供修建公共设施，那政府也是束手无策的。但江户时代东京频发的火灾（被称作“江户之花”）似乎在“城市规划”上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早期东京曾是世界著名的“易燃城市”,因为其主要建筑是木制结构，据统计平均每25年发生一次大火。政府趁此机会得以收购一部分土地的产权，并对东京进行多轮次的重建。

无序中的有序是东京城市现代生活和现代精神中的重要一点。如果用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说法，那就是一种“自发秩序”。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中，它强调的是一种自发生长，而不是一种基于计划的、理性的生长模式。

东京标志性的霓虹灯

当人们在一座城市形成定居点后，一般会有两种基础设施的配置模式。一种是政府部门发现了社区的存在，然后再来进行配置；这种模式需要治理水平、行政效率较高的政府部门。另一种是市场和资本注意到了这个定居点，发现在这里进行投资有利可图，于是资本就流入当地，建设医院、学校、市场、铁路等基础设施，这就是所谓的“自发秩序”。对生活在其中的普通居民而言，基于自发秩序形成的社区可能会更让他们感到受益。因为这种社会秩序是基于当地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基于企业家敏感的社会反应而形成的。

近代上海也曾出现过这样一种自发秩序，这与它的城市起源有关。上海开埠后，这片土地上的英租界、法租界、华界三方长期处于“自己需要什么才建什么”的发展阶段，使得这座城市不具有整体规划，但依然可以自发生长起来。

在这个意义上，如今仍然持续自发生长的东京还存在着继续发展的空间和机会，其中最有利的条件是人口的集中。在战后的日本，人口持续向着东京都市圈聚拢，东京对此的态度是“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可以说不设置任何门槛。人们到东京谋求更好的生活，这是一个自然的、不可抗拒的过程。

事实上，我们今天看到的东京基本是1945年大空袭之后重建的；个别寺院之类的建筑有更悠久的历史，但比较少。即便如此，东京仍然给我们留下了“它是一座拥有大量历史古迹的传统城市”的印象。其实，正是上述提到的“自发生长”的特性使得东京给我们留下了这种“传统”的印象。我们可以从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几个城市中心地区形成的历史，来看东京这座城市给人以浓厚的传统精神的原因。

银座与鹿鸣馆的时代精神

首先是银座。按照日本自己的统计，今天在日本国内与银座有关的地名已经超过了500个。银座，可以说是东京最具代表性的街区。

夜晚的银座街头

银座进入历史，起源于1872年开始的重建。在被一场大火夷为平地后，政府请来了英国人托马斯・詹姆斯・沃特斯来主持重建工作。沃特斯是一位在东京的发展历史上占据了非常重要位置的设计师，他在东京设计建造了许多工厂、住宅、政府机关、桥梁、排水系统等。因为当时日本生产的砖瓦不适合建造西式的建筑，他还亲自设计了砖窑和水泥厂。他设计的银座砖瓦街，都是由两层左右的水泥砖瓦建筑构成。

我们今天看来可能觉得这样的建筑稀松平常，但在当时的东京却是破天荒的事件，对于当时的东京居民而言是难以接受的。在这之前，由于不适合当地潮湿的夏季气候，东京一直没有砖瓦的建筑。银座在建成后的两三年里也非常空荡，很多人批评托马斯的新城建设失败了。但是接下来的几年，银座迅速上升为繁华地区；而在建成的二十年后，它成为了日本的商业中心。

在此，我们可以引用一段建筑史学家藤森照信的话：“对于这种讴歌文明开化的心情来说，充满了各种物品与形态且混合了西洋与日本的银座街道是人们期待已久的大型露天舞台。随着这座舞台的开幕，就连白丁也懂得了文明开化的概念。人们仅是往来于街道之上，便成为充满活力的、文明开化的演员。回归地方或回到自己岗位上的新人演员，下一次若是作为舞台的导演，分别推动创造出自己的小舞台，也毫不奇怪。”

银座的发展意味着，物理空间与人的精神转换之间，建立起了顺畅的关联。当明治政府通过主动规划的方式，向人民宣布本国要学习西方的文明、制度、生活习惯时，很多民众并不明白具体的方向。日本民众此前有着强烈的“尊王攘夷”的情绪，出现了火烧公使馆、刺杀外国大使这样非常激进的活动。但如果把银座这样西式的街区往市中心一放，在物理场景中引入先进的生活设施和方式，对老百姓而言，发展的脉络就清晰了起来，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接受“我们需要转变生活方式和思想”的新观念。这种“物理场景”带来的精神效果，相比教育革新在明治时期给日本带来的巨变，是同样重要的。

银座的标志性大楼

1875年前后银座街区通了煤气街灯，1883年前后和上海同时通了电灯，比当时最繁华的都市纽约也就晚了二、三年。所以在东京发展的进程中，银座扮演的角色先是一条超越封建城市的商业街，后又成为文明开化的空间；凭借这两大功劳，这个街区的规划或许可以一直骄傲到今日。如藤森照信所言，“产生如此广泛影响的城市规划，在历史上也不过仅此一例。”

上海当年的英租界，以及当时中国最先开放的其他通商口岸，都有外国租借的区域，而这些地方正是当年的中国人体验欧洲新文明的第一个场所。人们常说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正是与这种开风气之先的时代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讲，当人们亲眼看到了、亲身体验到了这样的生活，对于新旧文明两者之间的价值就会有更直接的判断。当时的一部分国人正因此产生了强烈的的赶超、超越当时列强的激情，这也同样成为了当时以及此后上海城市发展的动力之一。

鹿鸣馆同样是当时东京城市精神的另一佐证。鹿鸣馆是建立于1883年的一座两层的西式砖瓦建筑，在19世纪末期是日本政府官员与西方公使进行社交活动、举办舞会的主要场所。设计者的意图是希望能够通过展现日本在社交与娱乐生活中现代化的一面，来和西方公使建立良好和谐的关系，从而修订与英、法等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今天看来，他们维护国家利益的这种方式可能显得非常幼稚，但却反映了当时的日本政府为了达到目的而“无所不用其极”的一种坚持精神。

这座建筑表明，明治时期的政治家试图通过城市生活方式的西化，去改换日本国民的观念，包括与其他国家的交往关系。当时的清政府认为这样的做法过于激进，比如李鸿章在与伊藤博文进行笔谈时，就曾表达了对于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服装和发型的不理解，但当时的日本官员都认为这些是文明开化必不可少的条件。

上野、新宿、浅草的传统与现代

上野公园是1873年建成的东京第一座公园。“公园”对于当时的日本以及中国而言是很重要的，因为首次在设施中出现了“公”这个字眼；“公园”这个词也是日本人首先使用的。上野公园的樱花在今天已成为了东京的名胜，而我们也认为赏樱是东京的一个传统，但这个传统实际上的历史并不长。上野公园的樱花是1873年前后的产物，当时开始大量栽植一种叫“染井吉野”的新品种，在当时仍然属于非常现代的事物。除此之外，上野这个地区还诞生了东京的第一家咖啡店、第一条地铁线。

上野公园是东京市民日常活动场所，图为在上野公园开展的防灾训练

在上野地区的旁边是同样著名的浅草地区。浅草又被称作“下町”，是江户时代平民进行娱乐放松的地方，坐拥数不胜数的剧场、赌场、游乐场等，被视作整个江户时代文化与艺术的发源地。虽然相比在江户时代的繁华，如今的浅草地区持续地处于衰落状态，但它依然是东京的一张名片。

比如说，在浅草地区有一座观音寺，有一位西方的学者甚至认为，它在东京的地位大概就相当于圣保罗大教堂之于伦敦，巴黎圣母院之于巴黎。时至今日，这座观音寺仍然香火旺盛。不仅如此，在东京多个地区，一旦到了特定的时刻，当地居民的生活状态就开始围绕着它的习俗和习惯展开，比如各地抬着“神舆”游街的祭典，人们载歌载舞；再比如有名的隅田川“花火大会”，非常盛大，这使得东京几乎一年四季始终有着一些与传统有关的精神活动，也因此带有了传统的气息，而这是许多现代化城市所欠缺的。

东京浅草寺

新宿是东京的又一个中心，它有两个重要标签：一个是副都心，一个是商业中心。1990年后，东京都厅和新的市政设施建到了新宿。但新宿的繁华并不是因为有东京都的规划，而是相反，因为新宿地区自身已经非常发达，东京都厅才将自己搬到了这个位置。新宿地区内部有一个小街区，叫“歌舞伎町”，它成立于1947年，据说建设过程中也有华侨的身影。有一种说法，说歌舞伎町这块地盘上盘踞着大约30个地下黑帮，大大小小，既有独立的，也有从属于更大帮派的。黑帮和警察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很多产业背后都有着黑帮的支持，处于半合法化的灰色地带。

在东京著名的副都心和商业中心的背后还有这样的隐藏秩序，这也可以说是东京自发生长的一种呈现模式。

新宿，歌舞伎町

今天东京的歌舞伎表演属于高雅的文化活动，但它在江户时期是流行于平民之中的，所以当时的歌舞伎表演中有大量粗鄙、轻佻的场景。明治维新后，出于文明开化的目的，人们对歌舞伎进行了革新，要把它改造成上流社会高雅文化的一部分。于是，它又成为了一个新的传统。

除此之外，在今天的东京，我们还可以看到非常丰富的、被市民广泛共享的文娱生活文化，形成了东京特有的传统。比如说，赏樱、烟花大会、相扑比赛，以及不太为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棒球联赛、弹子游戏机、盂兰盆舞等等，它们多数都定型于明治时期。所以说，传统并不是一定要有数百年的历史，当一种活动得到持续地进行，最终转变成一种民众共同的活动，那么它就会是一个传统。当然，这个活动最好有美的形式，有特殊的意义。

换句话说，传统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距离我们现代的都市生活很遥远，恰恰相反，一种活动必须是和我们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能够融入我们的生活才有机会成为传统，否则它可能只是停留在书本上、观念上，或者是一些人的呼吁当中。我们之前说东京这座城市往往呈现出一种传统的精神，这种精神很大一部分就体现在东京市民的生活中。

上野街角历史悠久的棒球场

我们最后再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对于去年7月底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暗黑舞蹈”还有印象。这种舞蹈类型，起源于战后的东京，其目的是对抗西方古典芭蕾舞、日本的能剧等传统高雅的艺术形式。整个舞蹈的特点就是，动作中包含有大量的抽搐、爬行，舞者就像一具尸体一样，慢慢地活过来，手脚抽搐，面目狰狞，龇牙咧嘴，发出无声的尖叫，没有半点优雅的特征，让观众感觉非常不愉快。

这种舞蹈在上个世纪50年代非常前卫，我们即使今天来看依然非常前卫，但实际上它已经被公认为是经典的现代舞，成了一种新的传统——这是一种带有强烈的对抗和批判色彩的舞蹈艺术，它传达的理念就是一种对抗性，就是要对抗源自于近代西方的工业文明对人的压迫，让大家意识到生命本身。在全球疫情的背景下，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这支舞蹈所要传达的就是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一个人从出生、爬行、成长要经历的各种磨难的讯息；无论你是平民还是家财万贯的富豪，只要你是人就都要经历这些。所以，在我们思考城市精神中的传统与现代时，这些事例非常富有启发性，因为它们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