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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张枣｜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澎湃新闻记者徐萧

2017-03-08 18:2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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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多年，张枣最令人动容的除了《镜中》《何人斯》等名篇外，恐怕还是那句——

“我是张枣，是个诗人。”

在异乡德国枯燥而清冷的冬日，张枣是孤独的。他失去了在国内时的宠爱和掌声，没人知道他是个诗人。但他却反而加倍珍视起自己诗人的身份，以至于每次向陌生人介绍自己，都会说一句，“我是张枣，我是一个诗人。”

2010年3月8日，张枣因肺癌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医院去世，年仅48岁。

1980年，张枣在四川外国语学院。图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飞地

“张镜中”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1984年，刚刚22岁的张枣写出了《镜中》。诗人柏桦对张枣说，此诗将让你的名字传遍大江南北。果不其然，张枣更多的杰作都没有流传如此之广。正如记住了落满南山的梅花，许多人也不断地记起倜傥翩翩的张枣，甚至称其为“张镜中”。

张枣写于1984年秋的名诗《镜中》，原始手稿

《镜中》并不是横空出世。在那之前，张枣已经有6年的正式练笔，“很刻苦，心高气傲，但有一个好习惯：不着急，不屑于成功。”

不屑于成功，却真诚地追求着知音写作。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写一首高山诗，写一首流水诗。”这种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心情，使得张枣在巴蜀与柏桦、欧阳江河、钟鸣、翟永明相遇，以至有了著名的“巴蜀五君子”。

1980年代，虽然有批评说一直在被“神化”，但起码，那时候诗人之间交往、唱和、相知，甚至率性的恩怨，都很难重现了。

比如1983年，柏桦初见张枣，看到他的诗，觉得与自己有些相像，然后内心紧迫地催促自己：“得迅速离开。今后不见他就行了。”然而过了几个月，柏桦就突然写了一封信，“向年轻的张枣发出了确切的召唤，很快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告诉我他一直在等待我的呼唤，终于我们相互听到了彼此急切希望交换的声音。”

两人随后就在柏桦家里进行了彻夜长谈。

当时，张枣住重庆市郊北碚，柏桦住市区里沙坪坝区歌乐山下的烈士墓，彼此相隔有三四十公里，山城交通极为不便，为见一次面路上得受尽折磨。“有时个把月才能见上一面，因而每次见面都弥足珍贵，好比过节。我们确实也称我们的见面为‘谈话节’。我相信我们每次都要说好几吨话。”柏桦后来回忆说。

这种经历和情绪，恐怕新世纪的年轻人已然无法体验。时代的变迁，不只是技术进步那么简单。如果李商隐有了手机，恐怕也就没有《巴山夜雨》了吧。

《镜中》以及此后的《何人斯》等名篇，使得张枣收获了巨大的声誉。张枣在四川外语学院和西南师范大学有两个诗歌圈子里欢快地游弋，青春恣肆，享受着被公认的天之骄子的身份。他那时不仅是众多女性的偶像，也让每一个接触了他的男生疯狂。

张枣很清楚自己的魅力。一天深夜，柏桦在张枣的房间谈起他的一位女性教师朋友，张枣突然很肯定地说，你信不信，我会让她几分钟内迷上我。柏桦颇不以为然，赌气似的，让他去一试身手，其结果令他震撼，“他就这样轻盈地送上了对我的承诺。”

然而这种光环很快将随着他移居海外而消失殆尽。在德国，等着张枣的将是纯粹的孤独，和他渴望已久的“陌生”。

1983年（左起）翟永明、欧阳江河、张枣在成都。图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飞地

漂泊与返回皆是陌生

因为涉外婚姻，张枣在1986年旅居德国。在那里，他先是获得德国特里尔大学文哲博士，后在图宾根大学任教。

到德国不久，张枣在给陈东东的信中抱怨：“你可以想象国外生活的紧张节奏吗？不但省略了我们十分颓废的午睡，吃饭也马马虎虎，睡眠也随随便便，生活就是一只表，昼夜不停地运转。对于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我这种好逸恶劳的家伙，算是一场大惩罚。”

但张枣也认为“这是神的意旨”，所以他觉得，“这个牢我暂时还得坐下去。”这么说可能与他一直钟爱的“陌生化”有关。

他曾对黄灿然表示，“说实在的，我不知道在写作过程中还有什么比‘陌生化’更明显的方法。”在张枣那里，“陌生化”不仅仅是技术，也是一种内心冲动，一种精神，一种对虚构，一种对与众不同的渴望。

“它使人执着于独辟蹊径，同时又胸怀正气，不刁钻古怪，不入旁门左道，显然，陌生化帮助我学习怎样与自身与写作最终于世界进入一种批判性质的关系。”张枣这样表述他对“陌生化”的理解。

前往德国，孤悬海外的辛苦与凄清，“陌生化”便成假戏真演，张枣觉得“简直就是早期追踪陌生化的必然结果”。

“我知道一个诗人在追踪什么，他在生活就得到什么。诗和人最终是不可分解的，一切都取决于人生的境界。”这种纯粹的诗人品质在异乡和异质文化中，得到了无限的放大。

没人知道，没人在意，却反而让张枣更加珍视自己的诗人身份，以至于一次次通过对他人的自我介绍中，一次次自我辨认。他对母语和中国文化的理解也在异质文化的反照下，得以有了新的发现。

1986年，张枣刚抵德国不久。图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飞地

他在德国期间所写的诗歌大部分收录在《春秋来信》中，并在1998年在国内出版。这本他称之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诗集，只收了他的六十几首诗和一些译诗，展现了他希望被读者看待的诗人形象。陈东东跟他第一次见面的当天晚上，在一家小饭馆里，张枣让陈东东看他的那卷诗稿。“我是个大诗人”，张枣对陈东东说，说了不止一次。

但是后来追溯的“陌生化”决定论，并不能弥补复杂的漂泊感。他老觉得得不偿失。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起，张枣开始经常回国，每次回来通电话，他都显得过度亢奋。

大约在2006年，张枣做出了抉择，彻底返回了祖国。他对这个决定的原因这样表述：我渴望生活在母语的细节中。我当年与它分开，是因为自己本事不够，需要依靠身体的距离的帮助来落实陌生化。现在练好了桩，该像只蝉儿一样飞回去唱一唱。

“我相信我作为诗人的命运只有回到祖国才能完毕。”

这样看来，无论出去还是归来的原因有多少种，在张枣心里，诗歌永远占据重要的位置。

不过，等到真的要回国时，祖国反倒也变得陌生起来。这可能是张枣始料未及的。这只练好了桩的蝉儿，并未能如愿享受唱一唱的快乐。2010年3月8日，虽然返回德国就医，但他还是因肺癌而走了。

1986年初秋，张枣在德国。图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飞地

传统中生发先锋

尽管不少评论把张枣的诗歌归为“汉风写作”，但如果不注意，可能就会把焦点放在其诗歌的传统性，或者说古典性上。实际上，张枣的诗歌从不缺乏现代性、实验性和先锋性。传统是素材，他所做的工作是用现代思维将其重新开发。

正如北岛所言，张枣对语言本身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敏感，写了不少极端的试验性之作，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无论如何，他对汉语现代诗歌有着特殊的贡献。他以对西方文学与文化的深入把握，反观并参悟博大精深的东方审美体系。他试图在这两者之间找到新的张力和熔点。

张枣能够完成这项工作，与其深厚的家学不无关系。张家祖上在晚清湘军中赫赫有名，到民国期间也是长沙望族，张通典、张默君等文化和政治名流都是他的先辈。直到解放后，他家里还有比较浓厚的文化氛围，比如他的外婆，特别喜欢白居易和杜甫。因此张枣自幼有很好的旧学基础和诗歌教养。

这种教养后来自然而然找到了他。《镜中》除了带给张枣无尽的声明外，最令他欣喜的，恐怕还是他第一次运用调式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张枣在图宾根图片来源于微信公众号飞地

1984年初，他和柏桦等人谈论调式，他的观点是，如要辞色美，就离不开一个调子，一种组织说话的语态。而后在一次散步中，另一个诗人彭逸林背诵起屈原的《山鬼》，张枣一下子顿悟到他要找的调式是楚文化的，抒情的。于是在年底，他写出了《镜中》。

然而，出现于《镜中》《楚王梦雨》《何人斯》等明显具有古典或传统气质的诗歌，同时也毫无疑问地可以辨认到现代性和先锋性。

以《镜中》为例，可以看到，除了南山、梅花等古典意象外，也能看到松木梯子、游泳、女子骑马等外来文化的痕迹。而在整体气质上，《镜中》既有中国人熟悉的轻缓之怨，结句更是深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之意，当然也有我们所不熟悉的禁闭、压抑，以及他所追求的陌生化效果。诗人肖水曾经分析认为，张枣很可能是在看了《茜茜公主》后写下的这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