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记｜小记实体唱片店的变迁

淘宝新近加强了唱片交易的管理。但相关话题早就偏离了实体音乐。谈实体音乐，就像讨论全球唱片业临危自救一般无解。

闹情绪并不影响听音乐。通过数字渠道，海外的新老专辑，一首歌都不会遗漏。线上交易的紧缩，兴许会刺激实体唱片店的回暖。由此，想起了许多往事。

八零后应该都拥有过一些童谣儿歌的卡带，或者是燕子姐姐讲故事的，父母长辈送的。我印象中自主购买的第一张唱片是《玩具总动员》的原声卡带，初中预备班的小朋友，听不懂配乐，要买，纯粹是喜欢那部电影。那是1995年。同学里有一位学霸酷爱音乐，其父是翻译，外事出国的机会比较多，所以他的耳朵当时是和世界同步的。那年Enya发表了专辑The Memory Of Trees，我的这位同学不仅用最先进的Discman播放Enya的美版CD，还把这台设备接了音响，拉了两位女同学在班级的文艺晚会上翻唱了一曲Anywhere Is。

“但愿你们不会觉得我们是在念经。”他下台时说的话我一直没忘。我跟着他混了一阵。有个阶段，几个乐迷吃完学校订的糟糕午餐，必要沿南车站路往北走，周华健、张信哲的鸳鸯情歌唱不停，到大兴街的新华书店看看，新近又引进了哪些专辑。那时上海有许多音像店，规模不大，如同烟杂铺。新华书店都设有音像部，规模可观，一排排的卡带藏在玻璃柜台里很诱人。

初中高中的应试教育，那些残酷的细节我几乎全忘了，在网球场踢足球，校外听音乐买唱片的段子一直收藏着，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加鲜活。偶尔近到陆家浜路那段的南浦大桥，还会想起曾经的上海市音像制品批发交易市场——周五放学，走上半个小时，来此开洋荤。某种程度上，它是上海当时规模最大的唱片店，任何一件音像制品的塑封上都贴了标签，印有批发和零售两组价格，零售价和市面上基本一致，譬如港台的流行卡带卖九块八毛，CD多为五十八元。

这时期的盗版问题已经很猖獗了。社会上的私营音像店很难与盗版保持距离。通常是一种混杂的状态，考验消费者的眼神与经验。我后来整理出了一套识别体系，从厂牌、印刷、刻盘诸多因素切入。尽管如此，尽管我很挑剔，在上个世纪末，想要完全拒绝盗版也是不可能的。你迫切想要听到更多的专辑、接触更广的风格。当时有个盗版厂牌叫“天津界音”，制作精良，接近后来所谓的“高仿”，这家出的多为欧美独立摇滚史的名盘，集中在后朋克、暗潮、重金属、电子这些另类门派。很多生僻品种，除非海外代购，或者通过打口洋垃圾渠道，不然从何染指？

那时期上海最酷的唱片店叫大陆唱片行，从设计到理念都散发着时尚、前沿的气息，绝非武定路的“中图”、浙江路的丽音广场可以媲美。据说有香港背景，规模不如“九龙唱片”，胜在内容综合，主营摇滚和爵士，可以订购，和“九龙”构成互补。当时的《新民晚报》每周都有一版“音乐音响”，古典音乐的碟评总是“九龙”提供，其他乐风的多为“大陆”赞助。作为回报，给两家唱片店都打了店名和地址。即便如此，高冷的问题同样是困扰。单张132元的正价，偶尔也有一些99元的特价，大陆唱片行在复兴中路茂名南路口坚守到了1998年秋天，原址改为盲人按摩，后来是大名鼎鼎的福茂小龙虾，如今成了文化广场的一段栏杆。

打口带（碟）是一个可以聊上几天的话题，它和盗版联手，前者满足乐迷欣赏、收藏音乐的渴求，后者解决老百姓听音乐的刚需。国内正版引进的欧美专辑、“中图”渠道的进口行货，两头不靠，要么贵，要么品种少，社会上的音像店转型、凋零也就不难理解了。本世纪初，私营的音像店几乎放弃了唱片业务，专做影碟的租售，从VCD到DVD，全是盗版。

宽带普及以后，数码盗版（MP3）消灭了实体盗版，后来又被在线音乐取代。街面上的实体唱片店开始消失。社会上有呼吁保护实体书店的，却很难听到关怀实体唱片店的声音。平心而论，在大自鸣钟作为淘碟地标走红的那几年，我们拥有的实体唱片店其实主要是打口唱片店，不上台面。所以，大自鸣钟可以拆。由此，上海的碟贩子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活，先是寄居银宫，随后投奔叶家宅的建材市场。最滑稽的是世博会的那几个月，叶家宅的碟贩一方面要配合物业的工作，一方面又要糊口，所以柜台上摆满了袜子、手套，底下是另一番风景。

叶家宅去年拆了。在这之前，我的唱片收藏早已停止增长。我在很多场合表达过类似的感触：实体唱片店最让人感怀的是朋友。曾经，我们因为共同的爱好走到一起，时常见面，富于人情味，而今只剩下鼠标的冰冷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