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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中国纹饰中的双鱼、寒梅与松竹

杰西卡·罗森
2022-02-03 19:30
来源:澎湃新闻
古代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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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是西方研究中国考古和古代艺术的重要学者之一,1987年起,担任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后受聘于牛津大学,曾任牛津大学副校长。她的研究领域涵盖整个古代中国,尤其是从考古和物质文化的角度诠释早期中国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的交流互动。

本文经授权选摘自杰西卡·罗森《莲与龙:中国纹饰》第三章《动物纹》。英文版原著由大英博物馆于1984年发行。

摩羯(Makara)或鱼纹

鱼的图案在元代瓷盘中央的圆形空间内十分常见【图100】,它在中国艺术中的发展最为独特。早在汉代,双鱼图案就被用来装饰青铜器和陶盆。这一母题的来源尚不清楚——也许人们只是觉得鱼纹特别适合装饰用来盛水的盆。3世纪以后,鱼的图案似乎不那么重要了,摩羯取而代之,这是一种凶猛的水怪,在印度受到普遍崇拜。

图100 青花瓷盘,饰有水草和鱼纹,元代,14世纪,直径47.1厘米,大英博物馆收藏。

这种动物兽首尖牙,长有鱼身,它们出现在印度阿旃陀(Ajanta)的早期佛教石窟中。尽管参与佛教工程的中国工匠知道摩羯的形象,而且摩羯也偶尔出现在墓葬装饰中,但最有意思的例子是在一件瓣状盘的中央:细小的摩羯跃入波浪中。这件盘虽出土于大同地区的一座5世纪的窖藏,但有可能是在印度北部或中亚制作的。第一章中提到的高足杯【图15】也出土于同一地点。这种图案远不如前文所述的狮子图案常见,但中国有不少摩羯形象的例子一定已广为人知,因为现在发现的许多唐代银盘上饰有成对的、奇特的鱼。这些鱼的图案只能解释为以摩羯为原型。喀喇沁旗窖藏出土的一只银盘上饰有一对这样的凶猛动物【图101】。尽管身体非常像鱼,它们的大长牙和朝天鼻透露出图像的来源。江苏省丹徒县丁卯桥则发现了另一件图案类似的盘子。

图15 鎏金高足铜杯,饰有葡萄藤图案,出土于山西大同,但有可能源自中亚,5世纪,采自国家文物局:《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62页。

图101 唐代银盘图样,有镀金纹饰,内蒙古喀喇沁旗,8世纪晚期,直径47.8厘米,采自《考古》1977年第5期,第328页,图3。

江苏坐落于中国东南部,该省毗邻浙江省,图102中的瓷器残片就是在浙江发现的。残片出自一件越窑的瓷器,上面刻有一条鱼,是这种奇特的双鱼之一。这条鱼长着跟喀喇沁旗银盘子上的摩羯一样的牙齿、长牙和朝天鼻,而蝴蝶状的双翅也出现在丁卯桥出土的盘上。这是陶瓷借用银器图案的生动的例证。

图102 越窑瓷器残片上的摩羯图样,据说出自浙江九岩,五代,10世纪,长25.2厘米,大英博物馆收藏。

在从银器到陶瓷的转移过程中,摩羯的轮廓保留了下来,但它也从世俗器皿的装饰母题中消失了。也许人们不再能理解摩羯的形象,或是认为它不适合装饰此类器物。于是,普通的鱼逐渐取代了它的形象。辽金时期北方白釉绿彩盘中心的双鱼图案强调了这种生物的普通性【图103】。这里没有越窑瓷器残片上摩羯形象一跃而下的线条,也不见长牙和牙齿,而是利落、修长的、半写实的鱼的形象。一种用鱼纹装饰瓷器的新传统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鱼出现在定窑系、磁州窑系的器皿上,尤其是在景德镇生产的瓷器上。许多双鱼图案都仅有其中一条鱼得以留存,四周围绕着茂盛的水草。【图100】在后来的瓷器上,这些鱼换成了跳跃的鲤鱼。与其他动物图案类似,这类纹饰在外销市场上十分流行,而且除了景德镇以外,其他瓷窑也生产了种类繁多的饰有鱼纹的瓷器。

图103 白釉绿彩陶盘,中央饰有双鱼,边缘为莲花图案,辽金时期,12世纪-13世纪,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收藏,作者拍摄。

花卉与园林植物

虽然把花卉和相关图案放在这章来谈似乎有些不合适,但这是考虑到它们引出了象征庭园的图像,并经常替代动物主题。与动物纹样不同,花卉似乎毫无古老的象征意义。出现于8世纪末和9世纪银器上的大型花卉图案是从铜镜的装饰纹样中发展而来,特别是有螺钿装饰的镜子。螺钿为图104漆杯上镶嵌的鎏金银片花叶装饰提供了样本。

图104 饰银漆碗,饰有花卉图案,9世纪-10世纪,直径11.2厘米,大英博物馆收藏。

从带有这类纹饰的银器中产生了一整套花卉纹样,用于白瓷和陕西耀州的青瓷。像在银器上一样,单枝花通常会出现在瓷盘中心,不搭配其他图案,但在一些12到13世纪的宋晚期和金代的瓷器上,花簇出现在花园里,或是插在瓶中,这是借用了绘画中的场景。这些场景有时也见于元代瓷器,但花朵同样用于填充瓣状开光。一旦这类装饰不再流行,单枝花便再次出现,安排这些花卉的布局过程又开始了。其实,宋元瓷器上的花卉图案像动物纹饰一样,它们的背景经常暗示图绘,而不单是装饰性的表面【图62】。

图62 带有凹槽的制瓷模具(盒或碗),其中饰有花鸟,12世纪-13世纪,直径13.7厘米,大英博物馆收藏。

梅花尤其如此,这种图案与绘画的关系似乎十分密切。江苏黄悦岭一座12世纪晚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银器上就有这类纹饰的早期范例。图105中大英博物馆所藏的银杯也是一个相关实例。图案布局不对称,这意味着它可能源自绘画,而不是直接从唐代花卉纹样发展而来。梅花纹饰出现在南方的吉州窑陶瓷上的时间也大致相仿。这种图案有可能还用于螺钿漆器上,现已无实物存。

图105(左) 银杯,饰有一枝梅花和一弯新月,南宋,12世纪-13世纪,直径7厘米,大英博物馆收藏。

图105(右)青瓷盘,饰有梅树、新月和蝙蝠,元代,13世纪-14世纪,直径12厘米,大英博物馆收藏。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中国北方和南方都开始用单枝的梅花装饰陶瓷,图105中青瓷盘的纹饰是极为出色的代表。这一图案自14世纪下半叶开始流行,在最精美的景德镇瓷器上,许多动物主题被各种花卉图案取代了。一件14世纪晚期瓷瓶上的纹饰是一种典型的新图式:梅花与庭园中的其他植物一同出现,尤其是松和竹,这一组合后来被称为“岁寒三友”【图106】。

图106 釉里红瓷瓶,饰有植物图案,包括岁寒三友:松、竹,梅,明初,14世纪晚期,高26.7厘米,大英博物馆收藏。

这种组合的图式有点像动物图案背后的植物背景【图90】。植物图案逐个添加,直至整个场景像是庭园的样子,但我们并不会真的相信这是庭园。描绘同一主题的较晚的例子表现得更复杂,似乎受了绘画中类似布局的影响。在一件15世纪初的瓷瓶上饰有姿态舒展的松、竹、梅【图107】,但枝条受装饰空间格局所限。这种手法在中国的花鸟画中十分常见。这最后一个例子最接近于描绘真实世界的画作。

图90 瓷罐上的雌雄孔雀、岩石和植物图案,元代,14世纪,高31厘米,大英博物馆收藏,
全图见图89。

图89 瓷罐,饰有花卉环绕的一雄一雌两只孔雀,元代,14世纪,高31厘米,大英博物馆收藏

图107 青花瓷瓶上的松、竹、梅图案,明代,有“宣德”(1426-1435)年款,大英博物馆收藏。

其实,本章谈到的所有动物和花卉主题都传达出真实场景的感觉,甚至是叙事性图绘的味道,而第二章中的缠枝花纹就不会让人产生这种印象。我们知道,动物和植物存在于描绘它们的建筑和器物装饰以外的世界,而且动物表现出的动感和植物背景让我们觉得自己只瞥见场景的一小部分,或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件,无法追踪其后续发展,但我们不应被这种感觉欺骗。比如,瓷器上的动物和花卉图案极少有叙事意图。自唐代以来,这些母题就开始与祥瑞相关。这种关联一部分由同音词所支持,例如蝙蝠的“蝠”与“福”谐音【图105】,或者比如松树被视为长寿的象征【图107】。

选择这种纹饰也是因为其悦目的效果,而且它们适用于所装饰的器物。此外,陶工们也不自觉地利用了我们想要探索和理解自己所见的愿望。动物和花卉主题的装饰效果十分突出,因为它们会让人联想到生活中的动植物。当它们出现在背景中时,这类主题就接近于叙事画,我们努力解读时便被吸引。然而,陶工在创造这类图案时既未借鉴叙事性的图画,也没有从现实生活中获取灵感。就像发明了缠枝纹的工匠主要基于现有纹饰来设计新图案一样,运用动物和庭园母题的陶工也以现有的装饰传统为基础。我们看到的并非叙事性或象征性的描绘,而是一种纹饰,它利用解读叙事性或象征性图像所引发的反应达到了装饰效果。

《莲与龙:中国纹饰》[英] 杰西卡·罗森/著  张平/译  上海书画出版社

    责任编辑:陆斯嘉
    校对:丁晓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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