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在消费者中间的……“新穷人”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英]齐格蒙特·鲍曼著，郭楠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燧石，2021年9月版，180页，45.00元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的《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原书名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1998、2004、2005；郭楠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9月）初版于1998年，2004年的第二版是修订版，从引述的文献中可见作者补充了截止到2002年的资料和研究成果。现在这部上海社科出版社的译本在去年9月初版后，到12月就已经是第五次印刷；在多年前还有过吉林出版集团的中译本《工作、消费、新穷人》（仇子明、李兰译，2010年），可见该书在读书界是颇受欢迎的。我手头没有吉林版译本，下面的引文依据的是上海社科版的新译本。

鲍曼在书中开头就说“穷人需要并值得我们更多的关注”，因为在穷人的形象中隐藏着我们自身的恐惧和焦虑，研究其中的原因会让我们发现这个时代的一些最重要的东西；通过揭示当代贫穷叙事之下被忽视、被刻意掩盖的部分，会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自己。（导言）认真想一想这几句话，在时下还有比这更重要的阅读该书的理由吗？尤其是想到在茫茫大地的风雪归途中那些并无恶意的、无助的返乡人，想到近些日子不断看到的流淌在流调图时空中的所有生活的艰辛——工作、消费、新穷人，还有比这更让人揪心的阅读主题吗？

鲍曼在该书中写新穷人，但不是简单地讲述新穷人如何受苦的故事，也不是为了向 “脱贫致富”工程献策，而是要讲述在与生产者社会不同的消费者社会中，何谓新穷人，以及新穷人有什么样的未来前景；还有就是关于听起来与新穷人有关系的福利国家，虽然实际上它在我们的视野中几乎被遗忘，鲍曼会告诉你即便有这种关系也是靠不住的。鲍曼以“有缺陷的消费者”来定义“新穷人”有他的合理性，从现代到后现代社会历史叙事与西方消费社会景观可以作为支撑。对于我们的经验来说既有适合的地方，也有不相同的方面，虽然近几年在我们的网络语言中出现的“新穷人”也是与消费社会有关。在我看来，存在这种差异性不会降低鲍曼“新穷人”理论的可信度，反而会让我们信服他在九十年代的预见性。

该书分三部分，共六章。第一章谈工作伦理的起源。穷人到工厂劳动，既能消除贫困又能保证社会安宁，实现对人的服从性改造。第二章讲述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是不可阻挡的发展潮流，消费者社会不再需要大规模劳动，曾经作为“劳动力后备军”的穷人变为“有缺陷的消费者”，并使他们失去了有用的社会功能。第三章追溯福利国家的兴衰，以集体责任对抗个体不幸的共识被相反的共识所取代。第四章讨论了工作伦理与新穷人的关系，研究了流行的“底层阶级”概念，分析他们是如何呈现为一种“社会问题”。第五章讨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作与贫穷问题，第六章是关于穷人和贫困问题的可能前景以及我们应如何面对。鲍曼提出的问题是：还能借助传统的手段对抗和征服贫困吗？还是应该寻求新的解决办法，比如把生存权与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分开？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面对这些问题，追寻切实可行的答案的努力，究竟有多迫切？”我们还可以追问的是，什么人最应该首先回答这个问题？

在第二章的“消费者社会的穷人”这一节中，鲍曼比较集中地论述了“新穷人”（new poor）的问题。贫穷不仅意味着物质匮乏和身体上的痛苦，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和心理状况，意味着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意味着“达不到标准”，与既定社会的“幸福生活”无缘。那么在消费者社会中，所谓的“正常生活”是作为消费者的生活，可以在市场上选择商品、获取愉悦的感受和生动的体验。消费者社会的穷人没有能力过上这种“正常生活”，就意味着他是失败的、有缺陷的和不合格的消费者。在第六章“新穷人的前景”中鲍曼又重复了这个定义：“今天的穷人是‘不消费的人’，而非‘失业者’。他们首先被定义为有缺陷的消费者，因为他们没有履行最重要的社会责任——积极有效地购买市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154页）既然消费是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这就必然导致他们个人的社会降级和“内部流放”，他们被抛弃、被剥夺、被贬低、被排除在正常人共同享用的社会盛宴之外。（49页）这种新穷人的心理痛苦与无法打发时间的无聊感紧密相关，而消费文化的最大内涵就是与无聊绝缘，永远有新鲜的刺激感。穷人无法消解无聊带来的痛苦，挑战法律和秩序成为他们最愿意用来对抗无聊的冒险，最好的情况就是以一种夸张、过度、最终流于形式的家庭劳碌来与无聊对抗，比如擦洗地板和窗户，清洁墙壁、窗帘和孩子们的衣物、打理后花园。（51页）

在我们的网络流行语言中的“新穷人”也是与消费有关，但是与鲍曼的“失败的、有缺陷的和不合格的消费者”的定义有不同的侧重点。我们的“新穷人”主要指的是九零后有高学历、收入不低、高消费的群体，追逐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和品味，虽然也有车有房，但还贷压力大；宁愿压缩日常生活开支，外表必须鲜光亮丽；工作多年，但几乎没有积蓄。“新穷人”本可以衣食无忧，但是消费市场的诱惑让他们感觉自己永远是“穷人”。有评论者认为，所谓的“新穷人”实际上的消费观有问题；如果与鲍曼笔下的新穷人比较，他们其实还说不上是新穷人，因为他们不是没有消费能力，而是欲望永远超过了能力。“如果消费是衡量成功人生的标准，衡量幸福的标准，甚至是衡量尊严的标准，那么人类欲望的潘多拉之盒已经打开，再多的购买和刺激的感觉，都不能唤回过去‘达到标准’带来的满足感：现在根本就没有标准可言。”（109页）这话倒是说对了他们。

新穷人的出现有其社会史的轨迹和留在思想史上的精神印记，鲍曼很善于从历史变迁中发现社会重心的变化，在现实中发现某些口号、观念的虚假性。比如在工业时代引入工作伦理概念的道德改革运动，试图在工厂主掌控的纪律下对工人重塑全心投入、具有奉献精神的工作态度。但是他指出“工作伦理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摒弃”（第6页），这让我们想起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上的那句标语：“劳动带来自由”，还会想到那些关于劳动光荣的口号和训诫，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就讨论过这些问题。鲍曼引述了哈蒙德夫妇（J. L. and Barbara Hammonds）的话：“上层阶级希望劳动者只具有奴隶的价值。工人应该是勤勉的、专注的，永远不要考虑自己，只对主人忠诚……”（第8页）虽然有点难听，却是事实。支撑这种工作伦理的还有更残酷的心态和事实：只要不工作的穷人深陷于赤贫，那些只有最微薄工资的工作者就不会抱怨生活无法忍受。虽然鲍曼知道工作伦理就意味着没有选择、无法选择和禁止选择，而且坚信如果没有自由选择就不存在真正的道德可能，但他似乎还是认为工作伦理的倡导者未必是有意口是心非的、虚伪的，“那些计划和措施虽然残酷，但改革者真诚地认为它们是……一种道德高尚的行动”。（19页）从某种生活经验来看，或许鲍曼还是太善意了。

“当我们谈论消费者社会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呢？”（28页）这是一个根本问题，虽然我们早已在消费社会中泥足深陷，但未必都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鲍曼认为不能泛泛地说“社会成员都在消费”，而是应该把它与从前的生产者社会对应起来思考，由此可以发现这样的基本特质：“社会主要要求人们以消费者的能力参与其中，首先依照‘消费者’角色需要塑造其成员，并期望他们具有消费的能力和意愿。”（29页）也就是说，社会的重心从生产转移到消费，人们融入社会秩序并获取自己一席之地的模式也发生了改变。这时，“人首先要成为消费者，才能再拥有其他特别的身份”。（33页）这时社会的生产者当然还是继续存在，但是意义和重要性变了。尤其是在“消费主导经济复苏”的共识中，与其说经济增长取决于“国家生产力”，还不如说取决于消费者的热情和活力。与此相应的变化是稳定、持久的职业生涯不再是普遍有效的选择，长期的、有保障的、确定性的工作已经很少见。新的工作总是有期限的或者是兼职的，“灵活”就业这个时髦概念代表的是一场几乎没有任何规则的雇佣和解雇游戏。（34页）鲍曼看到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社会景象，我们今天在下一代人身上也早已看到这种重大的变化，并且看到了在这种变化中的矛盾心态：对社会身份的渴望和恐惧是一种持久、矛盾、困惑的复杂心态。（36页）既然消费品市场的特征就是消耗性的、短暂性的，社会身份也应该是这样，占有是为了消费。再往前，社会的规范管制也成为了消费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消费者社会反对所有强加在选择自由之上的法律限制，抗拒对任何潜在的消费对象的非法化，并通过广泛支持大多数‘去管制’措施来表达其不满”。（37页）这话说得很清楚也颇有力量，在我看来，选择的权利与自由被看作是检验真假“还利于民”的试金石。生产者必须通过集体合作才能完成生产。消费者则是个人的、独立的乃至孤独的活动，有时的聚集、交流只是为了增强乐趣，即便在这时也是对选择与消费的个性的分享与赞扬。选择与消费的自由度决定了消费者的社会地位，所谓的财务自由其实只是为了说明消费自由的能力。手持信用卡（对今天的国人来说则是手机）还是存折，这是辨别消费者身份的第一道关卡。炫耀他人未曾经历过的奇景，贬低别人已经尝试过的一切，这是级别很高的消费享受。鲍曼从这里引申出“消费者必须以审美趣味为导向”的信条，“是美学，而非伦理学，被用于整合消费者社会，确保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美学则把崇高的体验放在首位”。（40页）这时连职业性工作也会受到美学的深刻影响，只有那些有个性的、能带来艺术性和创造性体验的职业具有最高的价值。听起来这的确是职业性劳动的最高境界，但是不可能希望所有职业都能如此。

新穷人的产生背景是时代性的经济趋势。现在的企业不需要雇用更多的工人也能增加利润，对大公司而言，“进步”首先意味着“裁员”，科技进步意味着用软件取代人。证券交易市场对就业波动的反应很清楚：当某行业、某企业裁减人员之时，该行业或企业的股票反而急剧上升，这种现象几乎每天都在全球所有的证券市场重复上演。（86页）按照罗伯特·赖希的分类，劳动力市场上有四种类型的职业：引导者、教育工作者、消费市场工作者和常规工作者。最后一类人容易就业，也容易失业，他们的工作是常规性的，但其雇佣关系却是非常规的、脆弱的；同事间的关系是零散的，要想集体抗争是极为困难的。他们无法在工作中获得意义和自豪感，只有消费市场给他们提供了体验意义的场所，但是他们进入这个场所的能力却很有限。

在这样的时代中，“阶级”的概念有了更多新的、变化中的内涵。“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固然不再存在；“下层阶级”（lower class）则是流动性的、暂时的；“底层阶级”（under class）则是指那些被排除在阶级体系之外的人：没有任何机会，无法被重新接纳，没有容身之所，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原则上不值得救赎。（96页）但具体的界定则很灵活，辍学者、无业游民、非婚生子、靠社会福利生存的年轻女人、无家可归者、乞丐、酗酒、吸毒成瘾的穷人和街头罪犯等等，住在廉租房中的穷人、非法移民和青少年帮派成员也常被归入底层阶级。令我有点想不到的是，鲍曼发现当底层阶级进入人们视线的时候也正是冷战结束的时候，在苏联解体之后，底层阶级迅速成为公众关注的中心。但是舆论关注的后果却是把“底层阶级问题”和“贫困问题”分开，沦为底层阶级被认为是个人选择问题。（103页）在这里又出现了工作伦理的问题，因为鲍曼极为敏锐地看到，工作伦理本来随着生产者社会让位于消费者社会而失去了重要作用，但是在面对底层阶级的问题时却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工作伦理本来可以帮助那些愿意工作的人，既然底层阶级拒绝工作，那就是他们个人的责任，社会的其他阶层也就不必因为底层阶级的存在而感到道德上的内疚。（106-107页）

在谈到新穷人的境遇、前景的时候，不应忘记鲍曼写于1989年的《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1989；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我甚至感到鲍曼在谈到理性秩序对待新穷人的态度时还是有疏漏的，也太温和了。应该把他提出的大屠杀的教训作为认识新穷人问题的重要参照——每当我们为新穷人在以程序理性、数据监控等名义的冷漠强制下流离失所、哭诉无门而感到愤怒的时候，就应该想到鲍曼曾经不遗余力地揭示和批判的纳粹大屠杀得以实施的机制及其驱之不散的现实阴影。作为研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著名思想家，鲍曼把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对大屠杀的反思结合起来，同时也与对后现代性的预言结合起来。在他看来，正是在现代性的理性计算、技术的道德中立、社会管控的工程化等本质要素的基础上出现这样的社会管治景观：多元的社会力量和意见纷争消失殆尽，肆无忌惮的社会管治工程雄心勃勃，视社会为必须被控制、被全面管治的对象；管治实施过程中的科层机构权力绝对化，理性、科学、专业的技术手段使层级化和功能性的权力分工成为科层行动体系的重要特征，只论行政绩效的奖惩方法使其成员仅需要对行政职责与技术职责负责，从而卸下了道德责任和人性良知；对受害者的污名化使旁观者为自己的冷漠找到开脱的理由，而袖手旁观就可以保证自身利益不会受损的理性考量也使旁观者的道德勇气被消解；受害者中的个体也被理性的计算所控制，失去了团结反抗的勇气，不自觉地成为迫害者的合作者。在鲍曼的分析中，弱化和驱除科层体系的工作人员的道德驱力是大屠杀得以实施的基本条件，方法是利用技术专家的权威、技术手段的中介和精细分工拉大执行者和受害者的距离，而这些正是仍然存活在我们的生活之中的现代性的理性趋势。在这部关于新穷人的著作中，鲍曼也谈到纳粹的暴行问题：“纳粹的暴行并非因为喜欢暴行，而是因为责任；并非为了施虐，而是为了美德；并非基于快感，而是基于方法；并非肆无忌惮、释放野性的冲动，而是以优秀的价值观为名，以专业的能力持之以恒地完成面前的任务。”（159-160页）

鲍曼指出，所有这些使大屠杀得以实施的因素并没有后现代性中消失，只是换上了不同的戏码而已。当人们不再相信“世界大花园”以及“伟大的园丁”的时候，多元文化成为后现代世界的主流，知识分子的“立法者”角色让位给“阐释者”，无法再以绝对化的宏大理论为权力的绝对化背书。但新的问题是在多元化中出现的个体化趋势和暧昧的、不确定的道德姿态，使人类陷入新的孤立与隔绝状况之中，丧失了对他人和公共社会的兴趣及责任，整个社会由此而面临丧失政治意义上的公民和道德责任感的危险。这将会导致从另一个方向重蹈大屠杀的覆辙。因此鲍曼的警语不仅是针对现代性与大屠杀的，同时也是针对后现代性的全球化时代的：我们不应该放弃“理性思想汇合的启蒙梦想”。“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要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在任何社会中，穷人都是一个问题。鲍曼说每个社会对穷人的态度都是矛盾的：一方面是恐惧和反感，另一方面是怜悯和同情。而且有史以来第一次，穷人成了彻底的麻烦：没有人需要他们，他们最好不存在。他们可以被无情地抛弃，没有人会因此懊悔或内疚。（154页）而如果穷人试图捍卫福利体系的残存，他们会发现自己没有谈判筹码，无法传达自己的声音，不可能给对手造成威胁，更没有任何能力来打动社会上的普通公民。（156页）

那么，怎么办？新穷人的出路在哪里？鲍曼引述了克劳斯·奥菲提出的“意在彻底解决目前的危机”的方案，其核心是“个人收入权利和实际收入能力脱钩”的构想，实际上是一种最激进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个人的基本权利、基本保障为中心，以需求原则、个人权利原则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造，就有可能把自由、平等、公正的福利国家价值观延续到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他乐观地认为这是“一个合乎逻辑又有生命力的主张”。（163页）尽管他也知道这个方案“在严肃又现实的学者看来或许不值得思考”，但是他的反问也深深地触动了我： “我们怎么能肯定，不被市场奴役的经济是不现实的？不平等的加剧是无法阻止的？”他接着马上提到了乌托邦，通过引述德鲁瓦、保罗·利科、艾因萨关于乌托邦的论述说明乌托邦是可能的。（167页）在这里我想起保罗·蒂里希关于乌托邦的论述是更有力量的，他坚定地认为乌托邦是真实的，因为它表现了人的本质、人生存的深层目的；它显示了人本质上所是的那种东西。他还论述了乌托邦作为终极批判的基础和原则的超越性，有了它，我们不会迷失在现实生活的成功与失败、期望与幻灭之中。（参见保罗·蒂里希《政治期望》，徐钧尧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因此，永远不要对乌托邦思想怀有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