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北美“公平”贸易政策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吗

自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参选以来，美国和墨西哥的双边关系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议题之一。他不顾与邻国交恶的风险，大肆抨击墨西哥非法移民抢走美国人的工作岗位，声称墨西哥移民都是犯罪分子，而墨西哥政府并没有尽责打击这些犯罪分子，并强硬坚持要在美墨边境“修墙”的政策。更为重要的是，他和他的全国贸易委员会主席彼得·纳瓦罗都坚信，正是二十多年前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英文缩写NAFTA）造成了这种情况。特朗普称之为“历史上最糟糕的贸易协定”，“是一个灾难”，声称必须给NAFTA重新加一个F，即公平（fair）。由此可见，重新签订甚至废除NAFTA已然不可避免。

在特朗普所反对的对外经济政策中，NAFTA可以说是最不受美国人欢迎的议题之一。皮尤研究中心2010年的调查显示，反对NAFTA的美国人比支持的更多，而历史数据则显示一直有一半左右的人反对该贸易协定。这为特朗普落实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提供了公共舆论基础，将问题归咎于墨西哥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成了经济刺激政策效果不确定下代价较小的政治安慰剂。

NAFTA确实给美国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长远的影响，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它诞生之时正值冷战结束美国国力达至巅峰，其标榜的去管制和私有化的“华盛顿共识”主宰了彼时的全球化。然而，对于NAFTA的诟病自其生效之时起就未停歇。

美国国内最早和最为强烈的反对声音来自工会和环保组织，他们认为该协定将导致国内工作机会流失和工资标准下降，同时也将在墨西哥引发环境污染问题。此外，很多美国人认为自贸区协定带来的边境货运的自由开放将导致贩毒走私活动和非法移民问题的加剧，NAFTA因此曾被美国人戏称为“北美自由毒品协定”。在政治层面，NAFTA是在比尔·克林顿的努力下获得国会批准的，但出于国内工会和环保组织的压力，很多民主党人其实一直坚决反对该贸易协定。布什家族虽然一直是NAFTA的支持者，但共和党中也有如参议员罗恩·保罗和瓦尔特·琼斯这样的反对者。这些共和党人认为该协定使美国的工作机会流失，造成了美国制造业城镇的空心化，而美国应着重于在国内而不是国外创造就业机会。从美国两党围绕NAFTA的反对声音来看，特朗普参选以来的本土主义观点其实更多是过去这些观点的回响，他只是更善于利用美国人心中长久以来对于该贸易协定的反感之处，尤其是非法移民和就业机会问题。

特朗普运用了夸张化的言辞来煽动这些不满，这在受教育程度较低且心存不满的人群中容易引起强烈的共鸣。例如有政治传播学者分析道，正是他使用了“墙”这种形象化的语言使他的政策观点很容易读懂，而直接攻击墨西哥非法移民这样具体的人群则更能获得“本土”民众的共鸣。

事实上，2008年之后美国就出现了墨西哥移民回流墨西哥的现象，原因是美国就业机会的减少和墨西哥工作机会的增多。在有关NAFTA的言论中，特朗普还提到NAFTA造成了纽约、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这样所谓的“锈带州”50%的制造业工作机会的流失，他坚信是美国公司在墨西哥进行制造业生产并且通过自由贸易的方式将产品出口到美国市场造成了这种情况。这种说辞日后被特朗普所引述的经济研究机构“经济政策研究所”所反驳，该机构的研究认为，就纽约州地区而言不到10%的工作机会流失可以归咎于NAFTA。2015年度的美国国会研究报告认为，美国与墨西哥还有加拿大之间的贸易量只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不到0.5%，带来的就业冲击是相当小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显示，美国有1400万的工作机会是由NAFTA带来的，同时由于它而流失的每个工作机会却会为美国创造45万美元的财富——因为美国的贸易进口带来了国内生产效率的提升和更低的国内物价。根据耶鲁大学的Caliendo教授和福德汉姆大学的Parro教授的研究，NAFTA为美国贡献的经济增长仅为0.08%，而带来的美国贸易量增长则有两倍之多。

对于NAFTA带来的就业冲击最为细致的研究可能来自 Parro和弗吉尼亚大学的McLaren两位教授。他们发现NAFTA对于美国经济的总体影响确实极为有限，但是它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技术能力低的蓝领工人有着较大冲击。但这些受到影响的蓝领工人主要从事的行业并不是特朗普等人所认为的汽车制造业，而是服装、纺织、制鞋和泥瓦业等。由于北美国家间关税壁垒的减免，这些人群的工资增长相对其他行业的工资增长下降了1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这些行业的人变得比其他人更穷了。Parro和McLaren还发现，美国受到冲击最大的州并不是如特朗普说的宾州、马里兰州或者纽约州，而是佐治亚州、北卡和南卡州以及印第安纳州。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的主编Dean Baker也在其研究中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发现墨西哥工人的低工资会对美国蓝领工人的工资水平造成下行压力。

相比手工业，制造业领域的情况则更为复杂一些。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显示，自从1994年以来美国共流失了35万个汽车制造业的工作机会，而墨西哥在同时期的汽车业工人从12万增加到55万之多。随着美国将汽车装配制造转移到墨西哥，墨西哥的汽车制造业得以迅猛发展，融入了美国的汽车供应链。NAFTA的关税减免等措施则降低了美国厂商从墨西哥出口汽车的价格，提升了北美汽车业的总体竞争力。同样在墨西哥生产和出口的还有日本和德国的厂商，这些国家并没有出现美国那样显著的制造业衰退情况。而特朗普通过提高关税强迫美国汽车制造商回国只会大大降低这些厂商的竞争力，导致公司不得不削减人工成本。更为重要的是，美墨贸易也许并不是美国制造业衰败的主要原因。在美国的学者和专家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制造业就业衰退的真正原因可能是由于中国的贸易以及自动化制造技术的普及。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Autor、Dorn和Hanson的一项研究就认为，在2000年到2010年之间，大部分制造业就业机会的流失要归功于中国加入WTO和制造业技术变迁。美国自1970年以来的制造业就业大致稳定在1600万以上，而中国加入WTO之后这个数字则一下降低了200多万。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的出口也在为美国贡献大量的工作岗位，同时为美国家庭节省了大量生活开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今年年初发布的报告称，中国的出口每年为美国贡献260万个工作岗位，为每个美国家庭平均节省开支850美元。

自由贸易的反对者认为，自由贸易会在一个经济体内部造成赢家和输家，即使它像NAFTA那样对于一国经济的增长总体上是有利的，也会对一国经济的某些行业造成损害。亚当·斯密以降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虽然每个国家有着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但是每个国家都有比他国生产效率更高的“比较优势”行业，基于这种“比较优势”行业之间的国际贸易能够大大促进各国的生产力发展，达到各国资源的优化配置。例如中国正是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融入了全球产业链，同时获得了让经济持续发展的资本积累和中产人群，墨西哥也是类似的情况。这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必然带来各国不具比较优势的行业中的资源转移到其他行业去，其中就包括了劳动力。古典经济学相信，一国由于贸易而从某些行业市场转移的劳动力会被其他行业所吸收，就业市场会形成新的均衡。然而问题在于，近年来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大规模采用自动化技术，替代了这些劳动力所能从事的低技能工作，这类行业的雇佣数量减少且薪资降低，而这些劳动力人群的教育程度又不能让他们转移至要求更高技能的行业领域，结果就造就了一群全球化下不满的人群。提出“全球化悖论”一说的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声称，自由贸易对收入分化的影响并不比其他因素带来的影响更高，这些因素就包括了技术进步、去工业化和最低工资法等。因此，没有理由将自由贸易作为美国收入分化的替罪羊，税收和就业政策对收入分化有着同样重要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声称要开展“公平”的贸易，尚且不提施行关税壁垒这样一刀切的措施，如何界定“公平”就是个问题。经济学家们认为“公平”往往是自私的保护主义政策托词，何况特朗普这样的美国人忽略了NAFTA也给墨西哥带来了副作用。NAFTA虽然让墨西哥北部汽车制造业得到了发展，但墨西哥南部依然是依赖农业的落后地区，这加剧了南北发展的不均。该协定也并没有带来墨西哥相对美国人均收入的提升，墨西哥的贫困率依然是1994年的水平。事实上，在所谓自由贸易的框架下美国政府依然对玉米等农产品维持高度的补贴政策。CEPR的经济学家Mark Weisbrot估计，NAFTA造成了墨西哥200万小型农场主失业，二十多年来合法和非法移民美国的人口则增长了近两倍。此外，为美国人所诟病的毒品问题在墨西哥则变得更为严重，墨西哥的毒品犯罪问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成为直接影响国家安全的问题，而美国的市场需求和便利的边境通关贸易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这个“离上帝太远，距美国太近”的国家届时也可以以追求“公平”贸易的理由提高对美国的关税，而受到打击的将是北美三国经济。墨西哥外交部长Luis Videgaray日前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称，如果在谈判桌上确定的一些条款对墨西哥不利，墨西哥将宣布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区。Videgaray强调，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区并不是墨西哥最优的选择，但却是墨西哥最后的选择，如果需要墨西哥也愿意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区。

正如前文美国汽车制造业的例子指出的，在美国和全球产业链深度融合的今天要实行高度保护主义政策对美国经济弊大于利。对于那些美国的弱势人群来说，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影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而经济学家们提议的那些社会保障措施还只停留在论文里。罗德里克教授认为，美国今天需要认识到自由贸易对于主权国家内部社会议价的深刻影响，平衡好全球化的企业经济利益和国内社会经济利益，而这需要其他配套政策的改变和对于弱势人群的保障措施。同时，他认为完善的自由贸易须建立在全球民主治理的基础上，国际治理体系的民主化和国家间的协调机制才是解决全球化问题本身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