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凯︱二十六岁的托克维尔，“暴民君临天下”的美国

1831年，当郁郁不得志的法国贵族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携好友古斯塔夫·德·博蒙（Gustave de Beaumont）离开法国，去往遥远的新大陆时，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次旅程会在西方民主历史的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虽然他的初衷只是考察美国的监狱制度，为法国当局提供参考，但是在为期九个多月的旅程中，托克维尔见到了太多新奇的事物。困惑之余，他决意深入探究诸多表象之下的实质，于是便有了巨著《论美国的民主》上、下两卷的诞生。该书以丰富、详实的史料记录了美国初期社会的全貌，关注了其与欧洲大陆截然不同的政治特色，直至现在，它仍然是研究美国民主的学者不可或缺的参考。

《论美国的民主》全书出版迄今已一百七十余年（该书上、下两卷的出版时间跨度较长，下卷于1840年出版）。作为美国民主的重要体现，美国政治制度向来是研究者重点关注的对象。如何更加深入地探求美国民主的实质，解决民众对当前政治现象的困惑，一些美国学者便将注意力重新置于托克维尔身上，通过再现其民主之旅去发掘美国民主之源，推出《托克维尔发现美国》的美国学者利奥·达姆洛斯基（Leo Damrosch）便是此中的佼佼者。该书详细描述了托克维尔与博蒙在新大陆的发现之旅，着重关注了两人旅途所记的日记、杂感，以及他们与法国亲友之间的来往信札。通过这些主观性色彩浓厚的场景，作者将一个半世纪以前的一幕客观且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出来，使得读者能够去真切感受一位旁观者对美国民主极富洞察力的见解。

《论美国的民主》让读者印象深刻的是，作者托克维尔以彼时具有鲜明个性的美国民主为依据，对西方民众社会的走向和发展做出了相当准确的预测。书中预测的一些对西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如内战、奴隶制的存废、美国领土的扩张，甚至未来的世界霸主等都一一得到了应验，这也是这部作品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然而，人们在为作者的洞察力叹服的同时，也难免会产生疑问，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托克维尔写出影响如此深远的作品？他在旅行期间都接触过什么样的美国人？要知道，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在美国也仅停留了区区九个月零几天，这是研究托克维尔及其政治理念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关于托克维尔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也出现了许多有分量的著作，其中有两位是不得不提及的。一位是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教授、历史学家、传记作家休·布洛根（Hugh Brogan），另一位是美国西北大学文学教授、《美国学者》杂志资深编辑、散文家、文化批评家约瑟夫·艾泼斯坦（Joseph Epstein）。前者分别于1973年和2006年出版了《托克维尔》《托克维尔传》两部专著，奠定并巩固了其在此领域的权威地位；后者也在2006年推出了《托克维尔：民主导论》。这两部著作研究的方法、视角不尽相同，观点也各有差异。布洛根的作品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他对托克维尔的许多观点持保留甚至是相反的态度。如他认为托克维尔对“多数的暴政”的担忧是毫无理由的，另外，他也认为托克维尔对美国的选举制度缺乏正确的认识，忽视了它在制约权力滥用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与布洛根相比，艾泼斯坦将注意力放在托克维尔的生平及其政治生涯之上，剖析了托克维尔政治哲学的内涵，尤其是民主、自由、平等几方面的联系。虽然作品的侧重点不同，但它们无疑都是研究托克维尔的上乘之作，为此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但是，学术研究毕竟影响有限，如何将托克维尔政治哲学与美国的政治现实有机地结合，并让大众能够清楚地理解两者的关系，并非易事，达姆洛斯基的《托克维尔发现美国》一书的出版便体现了学术性与大众性较好的结合。众所周知，民主是美国人素来引以为自豪的东西，其起源可谓深远之至，或曰欧洲先贤的深邃思想，或曰建国之父的良苦用心。不过，普通民众并不关心这些，他们需要的是对民主简洁而明了的叙述，就像托克维尔那样以旅游的形式娓娓道来。因此，追寻托克维尔和博蒙的足迹是向民众揭开美国民主面纱的最佳选择，从此角度解读托克维尔并非达姆洛斯基的首创，此前已有许多学者进行过尝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理查德•里夫斯（Richard Reeves）的《美国民主再考察》和法国作家贝尔纳-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的《美国的迷惘——重寻托克维尔的足迹》，这两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以今昔对比的方式去寻求美国民主的演变。所得出的结论也大致类似，即美国民主的消极性日益显现，尤其是后者，认为美国民主充满了迷惘，不知该走向何方。

《美国的迷惘——重寻托克维尔的足迹》

这种方式无疑带有明显的主观性，因为它与作者本人的经历、观点、好恶等紧密相关，虽然它们力图客观地去选用所访对象和材料，但仍然无法摆脱个人见解，而成为一家之言。而在《托克维尔发现美国》中，达姆洛斯基的做法却让人耳目一新，他既没有如游记般简单地描述托克维尔在新大陆的所见所闻，也没有如传记作品般事无巨细地记录其生平，而是借这次世纪之旅再现了1830年代美国的一副原生态画卷。

当时的美国正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民主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伴随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几乎每个人都在野心勃勃地追逐个人利益，整个国家的商业化气息愈益浓厚，似乎处于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躁动不安之中。这种与欧洲截然不同的特色被眼光敏锐的托克维尔捕捉到，经过对比、分析、总结，进而成文。应该说，旅途所见所闻是了解托克维尔思想的关键所在，他们去过哪里，见过什么人等，都是《托克维尔发现美国》一书重点关注的对象。年轻的托克维尔和博蒙从罗德岛的纽波特登陆，遍访了当时美国二十四个州中的十七个州，其间既有熙熙攘攘的大城市如波士顿、纽约、费城等，也有人迹罕至的西部地区；既有如约翰·昆西·亚当斯、安德鲁·杰克逊等显赫之士，也有许多默默无闻的普通民众。在与这些人的接触过程中，托克维尔对新兴的美国产生了深深的困惑。例如，她声称人生而平等，却存在极其顽固的种族偏见；她强调尊重个人的自由，但权力却为缺乏理智的大众所把握；她的民众不遗余力地追求财富等物质利益，但宗教的影响却又无处不在；她拥有一部精心设计的宪法和一整套完善的政治制度，但大部分重要政策的制定却深受大众舆论以及惯例的影响，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对此，托克维尔似乎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只能认为美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托克维尔和博蒙还受到了时任美国总统的杰克逊接见，双方交谈了约半个小时。也许由于先前对不断兴起的个人意识缺乏好感，托克维尔对这位民众的代言人兴趣不大，再加上杰克逊总统的接见也只是出于外交礼节，因此这次会面平淡无奇，结果也乏善可陈。这虽然有些出人意料，但思考之后却也在情理之中。作为托克维尔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多数的暴政”是他对美国式民主，尤其是杰克逊式的大众民主的主要担忧。当他在印第安纳州停留期间，在该州的一份名为《文森斯报》的报纸上看到一篇对杰克逊总统的评价，该文将杰克逊描述为一位冷酷无情的暴君。这也许是托克维尔首次非正面地接触到这位新大陆的最高元首，但很可惜是负面的报道，也正是这种不佳的第一印象为日后索然无味的会面埋下了伏笔。当然，托克维尔与杰克逊之间距离感的产生并非如此简单而草率，其根源是深刻的。虽然托克维尔对法国式的贵族政治诟病颇多，曾多次对其批评，但作为身处其中的一员，他是无法完全脱离甚至是将其推翻而后快的。如同来美国考察的初衷一般，他只是想在两者之间寻找某种平衡点，或是互补之处，从而实现双赢的目的。但是他来得不是时候，十九世纪初的美国正在经历许多变革，民众的思变之心日益迫切，他们需要一位强权人物来表达政治诉求。杰克逊这位出身贫寒、勇猛好斗且爱憎分明的西部英雄便应运而生。他以不计后果的姿态向以往的精英政治势力发起了猛攻，成果斐然。民众无比狂热地追随他，以至于上层社会精英们发出了“暴民君临天下”的哀叹。就连杰斐逊也认为杰克逊性情火爆，不适合做总统，他对群众如此欢迎杰克逊感到很恐惧。但是，杰克逊使得民众的政治热情被煽动到了极致，有的人甚至步行几百英里只为目睹杰克逊总统的白宫就职典礼。美国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指出：“当杰克逊离任时，他已成为了美国社会中、下层心目中的英雄，他们的信念是以平等权利求扩大发展的机会。”彼时的美国大众不再像以前那样顺从、追随、尊重那些优越感满怀的精英，而是一俟时机成熟，便谋求取而代之，不论精英是否接受，这都是现代民主的必然。

在这种情况下，托克维尔来到了美国，他察觉到了一种与欧洲完全不同的新兴民主正在形成。当然，出于对新生事物的正常反应，他非常警惕地关注其发展变化，不失时机地表述了对潜在负面因素的担忧。从民众在杰克逊对阵美国银行的斗争中表现的非理性行为中，他看到了大众民主的弊端，因而对缺乏政治素养的民众的参政能力表示怀疑。如何保全少数的正当权利，防止其遭受“多数的暴政”的侵害，这在《论美国的民主》中都有详细的论述，也是托克维尔政治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托克维尔发现美国》一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将客观的材料与当前的现实紧密结合，使得读者能切身感受美国大众民主初期的状态，进而正确地理解美国当前的政治现实。从本源入手了解演变是寻求实质的捷径，因此，本书对想了解托克维尔及其思想、了解美国特定历史时期的读者是不容错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