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支付盛行的背后——你所不知道的“关系”

原创 叶韦明、陈伟荣等 数据火锅 

Ye, W., Chen, W., & Fortunati, L. (2021). Mobile Payment in China: A Study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当我们讨论中国正在向全球输出的“中国方案”和讲述的“中国故事”时，移动支付一定是无法绕开的重要话题和领域。

移动支付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弯道超车”后领跑全球的故事，背后既有强大的“美国惯性”和振奋人心的“中国转身”，更有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

图表：2019年全球人均持有借记卡和信用卡数量（平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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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北大汇丰商学院的研究者们聚焦移动支付在中国蓬勃发展的历史阶段，给出独特的文化观照和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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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背后的“美国惯性”与“中国转身”

美国惯性

“美国惯性”是指美国高度发达成熟的信用卡体系形成的强大惯性，严重阻碍了美国向移动支付转型的进程。

在这种强大惯性裹挟之下的支付服务供应商、商户、消费者，都不约而同地对移动支付这种新兴事物采取了抵触甚至排斥的态度：

Visa和Mastercard等信用卡组织代表的是传统支付服务供应商势力，在垄断美国支付市场绝大部分份额后，并没有足够动力去拥抱移动支付；信用卡完全渗透美国日常高频消费场景，普通商户和消费者更没有破局的觉悟和动力。

此外，美国消费者强大的心理惯性也是移动支付难以大规模应用的原因。他们不仅日常消费高度依赖信用卡交易，更认为这是一种安全可靠的“低科技、好科技”，在安全顾虑和风险厌恶的心理支配下，对移动支付这种“高科技”抱有谨慎甚至怀疑的态度。

中国转身

“中国转身”是指中国在推广信用卡遭遇“水土不服”的增长困境后，并没有继续“死磕”，而是通过大力发展移动支付打开局面、实现反超。

自1985年中国银行发行首张国内信用卡“长城卡”后，中国信用卡产业一直深陷增长困境。这种增长困境背后是强大的监管和文化阻力。

中国此前长期实施较严格的金融监管，国有商业银行在发行信用卡方面非常谨慎，外资银行也受到严格监管。文化阻力主要来自信贷文化在中国本土遭遇的“水土不服”，不同于美国居民“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的超前消费习惯，中国居民在勤俭节约的文化熏陶下和量入为出的消费观指导下，更习惯存款消费而不是贷款消费，而信用卡本质上是一种信贷消费。

而且，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有大量“信用白户”，他们的征信资料是缺失的，因此被排除在中国的征信体系之外，导致银行出于风控的需要无法为他们提供信贷服务。此外，不同于信用卡渗透美国居民日常消费的高频场景，信用卡的使用场景因为POS机数量不足而在中国严重受限。

所以，信用卡在中国的“水土不服”为移动支付在中国这片土地蓬勃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土壤。

中国移动支付“弯道超车”和领跑全球背后，远不止信用卡体系的中美差异视角，北大汇丰商学院的研究者们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揭秘背后社会的因素、即“关系”的力量

在关系视角下的“中国转身”，研究者们得出如下重要结论：

信用卡在中国的推广困境，一定程度上是忽略了关系的重要力量

移动支付在中国的大规模采用背后是“红包大战”激活的强关系

移动支付在中国的全民普及背后是城市化进程和弱关系

图表：2008-2018年中国非现金交易数量和金额的增长趋势（百分比）

从宏观上看，中国的移动支付的普及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强关系推动、弱关系驱使、人机自动化，核心都是“关系”二字。中国传统习俗中的社会关系，是中国移动支付普及如此之快的关键原因。

以往的农村是由“强关系”主导的，而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国社会转变为以农民工为主的“弱关系”主导。国家从一个“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支付方式也随之改变。

首先，传统社会对强联系的重视和依赖，是移动支付普及的切入点。2014年、2015年春节腾讯“红包大战”将此前仅有少数城市人口使用的移动支付，铺向了普罗大众。农民进城务工为了方便寄钱回家等，实现了移动支付渗透的突破。

普及之后，移动支付之所以还能经久不衰，主要是因为它比实体支付更适合弱联系。在中国的城市化率接近60%之后，大量中国人生活在“陌生人的社会”，与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等频繁互动，有小额交易的需求，但又没必要维持关系。这种场景下，移动支付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在2016-2017年，中国进入移动支付的第三阶段，经济关系进一步简化为了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比如有了类似无人便利店的自动化零售，进一步削弱人与人之间不必要的联系。

移动支付“三阶段”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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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大战——强关系推动

在移动支付发展的最初阶段，电子红包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红包这种文化，大概只有中国能真正心领神会。它包含了中国人诸多社会支持，也代表着中国人生活中所要寄托的各种寓意。

如果说春节是中国人的精神安放，那红包就是仪式载体。移动支付重新定义了红包的仪式感。

2014年1月26日，微信支付推出了红包功能，而且还引入了“运气”元素，通过“拼手气”红包让微信红包变得更加有趣。做“手气王”的美滋滋，只抢一分钱的惨兮兮，都为抢红包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2015的春节是微信支付的关键转折点，微信支付与中央电视台(CCTV)合作举办春晚。当天，用户通过微信支付共发送了10.1亿条电子红包。

春节过后，微信支付获得了超过1亿用户。支付宝花了4年零10个月才达到同样的用户数量。

2015年第一季度，支付宝的市场份额为77%，财付通为14%。随着微信支付的增长，2017年第一季度，支付宝的市场份额下降至54%，而财付通则上升至40%(合计94%) 。

图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在中国移动支付市场的市场份额占比

不同于支付宝侧重于构建卖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关系”，腾讯专注于亲友之前的“强关系”，通过红包大战将线下的红包习俗搬到了线上。通过这种“强纽带”，腾讯获得了大量注册用户。从那以后，数字红包的使用推动移动支付普及，许多其他第三方移动支付应用也开始将其作为营销工具。

图表：移动支付发展初期相关监管政策梳理示例

在移动支付发展之初，宽松的政策环境给了这个行业巨大的增长空间。

2011年起，政府将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快速扩张视为一种“金融创新”，在政策上对金融监管表现出更大的容忍度，再加上相关行业标准的制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都为移动支付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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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陌生人协作——弱关系驱使

“陌生人”关系是一种典型的弱关系，交流频率低、相识时间短、人际信任感低、情感支持弱、再联系几率小，往往是身处其中的人们的切身感受。

移动人口要吃饭、要赚钱、要讨生活便不可避免地与不同社会特征的人群发生“你来我往、我去你来”的经济互动，产生利益关系。身处复杂的人际环境中，为了维持在工作场所中与陌生人进行经济交易活动而产生的弱关系，不用进行身体接触、不用担心被假币套路、不用进行过多寒暄或扯皮的交易方式更受外来务工群体青睐。

移动支付的相关应用程序成为移动人口处理“弱关系”的至宝。

具体来说，移动支付用更低的成本把收付款双方连接起来，人们的经济互动方式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转向“一方扫码、一方收货”的模式，缩短了双方在进行交易时的距离，减少了交易时间，提升了陌生人群体间经济往来的效率。

与此同时，移动支付的应用场景不断增加，覆盖了衣食住行的各个情景，打通了城市生活中多数行业业务链条的各个环节，为陌生人之间被经济利益捆绑的协作提供了可靠平台。

与传统的纸质现金相比，凭借着“低成本与陌生人完成经济协作”的特性，移动支付撬开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基数大、用户群体新、市场前景广的外来务工群体，逐渐成为一种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并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引领着支付市场走向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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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变为人机关系

或许你对于下面的自助售卖机并不感到陌生。出现在地铁站、楼宇走廊等地方的自助售卖机，是移动支付第三阶段的一个典型销售方式。顾客只需要在机器上选择想要购买的商品，然后扫码或者刷脸支付就可以取到商品，完成购买过程。

除此之外，像缤果盒子、淘咖啡、F5未来商店等无人商店也在多地试点发展。这些商店采用生物识别、机器视觉等技术保证支付的便捷性和安全性，节省了很多人力成本。

无论是自动售卖机还是无人商店，都属于自动化零售。自动化零售是技术、资本、供应链等的结合。2019年，中国的自动化零售市场价值达到262亿元，与14年相比增长144%。

自动化零售使得顾客在购买过程中不需要与人接触，这根除了任何形式的社会联系。其将内在的经济关系简化为人与商品或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加强了中国金钱的非物质化。

本文参考资料：

Ye, W., Chen, W., & Fortunati, L. (2021). Mobile Payment in China: A Study from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若对本期话题感兴趣，更多详情请点击原文或下方链接：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01968599211052965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文章整理：

杨添祖 韩舒尧 王雪名 吴蕴萱 李星璇

审稿：陈伟荣、叶韦明

原标题：《移动支付盛行的背后——你所不知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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