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批判的、嘲弄的和毁灭性的……讽刺

《讽刺的解剖》，[英] 吉尔伯特·海厄特著，张沛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10月版，384页，85.00元

吉尔伯特·海厄特（Gilbert Highet）《讽刺的解剖》（原书名The Anatomy of Satire，1962；张沛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10月） 的写作缘起是1960年春季作者应邀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的四场关于讽刺的讲座，令人惊叹的是作为著名古典学家和西方文学批评家的海厄特在“讽刺”这个专题上所展现的渊博学识和深刻的洞察力，自然也让我想起他的那本里程碑式的大部头名著《古典传统：希腊-罗马对西方文学的影响》（王晨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古典传统》出版于1949年，其中第十七章是“讽刺作品”，在十多年后他的以讽刺为专题的讲座可以看作是从这里延伸而来的。由此也想到由于作者主要是在文学领域中研究“讽刺”，因此中译本《讽刺的解剖》的书名也可以译作《讽刺文学的解剖》。

海厄特在“导论”的开头就说讽刺（Satire）并不是最重要的文学类型，但它是最富创造力和挑战性、最值得铭记的文学形式之一。“它描绘真实的男女众生，大多浓墨重彩，却又总是纤毫毕现，令人难以忘怀。它使用自己那个时代大胆和生动的语言，摈除一切陈词滥调和僵化的成规。在其他文学类型有时力求正式和保持距离的地方，讽刺显得无拘无束、平易近人和直截了当。……即便最后呈现的色彩并不和谐，但是它们至少拥有真实生活的直接性和紧迫感。在最精妙的讽刺作品中，最少清规戒律，而有最多的现实生活。”（第1-2页）在这里没有对“讽刺”所下的精确定义，但是以形象的语言揭示出讽刺的本质特征：“拥有真实生活的直接性和紧迫感。”接着通过罗马诗人朱文纳尔（Juvenal）的一首讽刺诗说明讽刺的一个典型特征是谈论时兴的话题，这可以作为对生活的直接性与紧迫感的一种解释。另外就是通过揭示在朱文纳尔的讽刺诗、亚力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的《群愚史诗》和1759年伏尔泰的《戆第德》中都表现出来的那种复杂情感，指出“这种情感（emotion）即是我们所谓讽刺类作品最真实的产物和最根本的标志”（13页）。由此我们可以把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讽刺与我们在生活语境中使用的讽刺结合起来：直面现实生活的针对性和情感性。

海厄特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归纳法分析从古希腊罗马经中世纪至文艺复兴再到现代的讽刺作品（无论它们是有意识的创作还是后来被理解为讽刺作品），把讽刺文学的类型归纳为三种主要类型：独白、戏仿和叙事。就独白类型来说，贺拉斯是现存拉丁文学中的第一位讽刺独白作家，并且通过他把讽刺的历史溯源到古希腊。戏仿则比较复杂，可以分为形式上的戏仿和实质性的戏仿，又有戏仿英雄体和低俗戏谑两种类型。讽刺叙事有小说或戏剧，但是要把握讽刺的实质则是很困难，海厄特说似乎是讽刺中最难的一种——作家最容易失误，而读者最不容易理解和判断。（13页）全书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三种讽刺类型展开论述，最后一章“结语”从名称、功能、动机等三个方面总结了讽刺文学的概念和基本性质。

“讽刺”来自拉丁文“satura”，似乎曾经是表示食物的词汇，如有一种satura沙拉的食谱配方。“因此，就其原始概念和最初派生意义而言，讽刺必然具有多样化的风格，它必须量够大，并且足够粗粝和浓烈。”（266页）“所有或大部分这些因素在绝大多数讽刺中也经常可以见到：风格多变、实话实说、率真粗朴、话里有话、嬉笑怒骂以及一种或真或假的整体‘无所顾忌’感。当卢基里乌斯（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见）在这道重口杂烩菜中加入个人-社会批判的醋和胡椒后，讽刺便获得了自身真正的也是最终的品质。”（267页）在海厄特看来，批判性是讽刺的真正的和最终的品质。这里谈到的这个卢基里乌斯（Lucilius）是古罗马诗人，在他的诗歌中，“讽刺随心所欲、不拘一格，对人生一切活动都能加以评论；但其评论主要是批判的、嘲弄的和毁灭性的”（26页）。以“批判的”“嘲弄的”和“毁灭性的”来表达讽刺的基本倾向是非常贴切的，当然我们不会把“毁灭性的”理解为讽刺能够产生的实际结果，正如作者所说，“有些恶行过于可怕而无法讽刺。对此我们只能瑟瑟发抖，而后恐惧地转过脸去——或是努力写一部悲剧。对于这样的罪行，讽刺几乎是无能为力的”（24页）。这是对讽刺的力量的真实认知，也是一种无需论证的生活经验。

在历史著述与传记作品中同样存在有讽刺的手法。吉本（Gibbon）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十五章和十六章中详细讨论了基督教在异教世界的兴起，海厄特认为其使用的冷峻的反讽手法使这两章堪称史撰讽刺（historical satire）的最佳典范。关于基督教在异教世界的兴起，正统的说法是“基督教是唯一真实的宗教，它由化身为耶稣的上帝建立，因此必将获得胜利”（242页）吉本说的确如此，但是“鉴于真理和智慧很少被世人爱戴接受”，因此仍然可以追问：“基督教会迅速崛起的次要而非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于是他“使用佯装无比尊敬的措辞”，解释说基督教在西方崛起并占据了统治地位的部分原因是：一，它拥有源自犹太人的严密组织和狂热信仰，开始的时候要求其他宗教的宽容，地位一旦稳固后却拒绝宽容其他宗教；二，早期基督徒声称能制造奇迹并保证皈依者获得永生；三，宽容大度的罗马人没有坚持不懈赶尽杀绝地迫害他们。海厄特认为“吉本列举的这些理由很可能是真实的；许多虔诚的基督徒也认可这些说法；但是吉本认为并且希望他的开明读者相信原因一令人叹惋，原因二毫无价值，而原因三则是一种不幸。他不能公开这样讲。因此他正话反说，或是通过他人之口表达那些危险的观点”（243页）。读到这里，翻出《罗马帝国衰亡史》（席代岳译本）对照阅读，发现海厄特是从吉本列举的五条“次要原因”中选取了三条出来论述，但是他的概括极为深刻。尤其是关于罗马帝国对早期基督徒的“作为”，吉本在第十六章有详细论述，最后的结论是基督徒在长期内部斗争中的自相残杀远远超过罗马帝国对早期基督徒狂热的迫害；“罗马教会用暴力行为保护以欺骗手段获得的帝国……据说仅在尼德兰地区，查理五世的臣民就有十万余人倒在刽子手的屠刀之下，这惊人的数字得到格劳修斯的证实。……要是相信格劳修斯著作的权威，那我们就必须承认，仅仅在一个行省和一位君主的统治阶段，被处决的新教徒就远远超过三百年时间，整个罗马帝国范围内早期殉教者的人数。”（《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席代岳译，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460页）海厄特从吉本的论述中看到“史撰讽刺”，我们当然还可以看出更多的、更令人感慨的内容。

在动物故事中同样可以出现伟大的讽刺作品，比如中世纪的《列那狐的故事》和乔治·奥威尔在1945年创作的《动物庄园》。海厄特认为《列那狐的故事》反映了中世纪的世界：紧张、狭隘、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专制而愚钝。高居塔顶的是高贵的狮王陛下，其次是他手下的贵族，布莱恩熊、埃森格林狼、泰伯特猫，然后是他最活跃、最多产的臣民雄鸡常提克利尔。“列那狐与他们全体对立。他们代表了社会；列那狐是反社会。他们富有而强大；列那狐则聪明伶俐。他们正统、彬彬有礼而容易上当；列那狐离经叛道、粗鲁而自出机杼……列那狐认为整个制度都是荒谬的，因此践行了讽刺家的生活，揭示这一荒谬并暴露其愚蠢。”有一次在喝了二十杯葡萄酒之后，他唱出了内心的真正想法：“我就深深鄙视 /高贵体面的人士； /因此我开怀高唱 / 去你妈的国王；/ 法律、国王、教会我全都不放在心上。……”（203页）

对于乔治·奥威尔，海厄特说他起初抱有热情、继而失望、最终心怀恐惧地看到某个新型社会的建立，因而创作了《动物庄园》（Animal Farm）。“以堪与斯威夫特媲美的手法，痛下针砭地抨击了……表面上看它是一部关于动物的小说，但我们知道它说的是不同类型的人。……其中人类扭曲的精神以低级动物的样貌出现。这同样是一个完全负面的讽刺。如其所说，可怜的牲畜没有任何希望。羊总会咩咩叫和成群结队地奔跑，母鸡总会咯咯叫、下蛋被偷走，牛总会听从指令干活，而马总会一直工作到倒下为止。猪和狗将统治一切。”（211页）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与奥威尔有点类似，起初是一名为时代巨变唱赞歌的理想主义者，最后在一首名为《臭虫》（ The Bedbug，1929） 的激烈狂想诗中对之进行了讽刺。一个健壮的工人因事故而被封存在冰层中，“醒来后发现自已成了一个陌生人、一块化石、一条腔棘鱼。一切投票活动交由庞大的机器完成，而一切讨论交由巨大的高音喇叭进行。人造树木结出了真实的果实，每天都换一种。一切都干净而卫生。这个来自旧世界的幸存者身上携带了细菌，从而让新世界的人染上了早已被人遗忘的古老疾病：男人爱喝啤酒，女孩喜欢跳舞和谈情说爱。但到最后，他被安全地关在笼子里，身边只有一个同病相怜的伙伴，即一只来自热闹、脏乱、无序的老俄罗斯时代的跳蚤”（199页）。

海厄特从文学讽刺进而研究了视觉艺术中的讽刺以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后者通常被称为讽刺漫画（caricature）。在中世纪的许多教堂的墙壁和廊柱上，有讽刺淫荡的贵妇、贪婪的商人、傲慢的教士的雕塑形象；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艺术家也乐于通过绘画表达讽刺，丢勒为勃兰特的《愚人船》所作的插图比勃兰特的诗歌作品更具艺术感染力。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有几位出色的艺术家将全部或大部分精力用在了讽刺漫画上：“以其粗朴有力的幽默感、强烈的道德意识和对人类愚蠢的由衷鄙视，霍加斯、罗兰森、吉尔雷、克鲁克香克、加瓦尔尼、格兰德维尔和超凡的杜米埃对当代生活的描绘满足了讽刺的各项要求，他们的能力事实上也超越了同时代的绝大部分诗人。”（259页）在观看十八世纪绘画的时候，作者这样提醒我们：“你是否认真观察过18世纪艺术家描绘的那些贵族和王子，并且发现他们在戈雅（Goya）等感知灵敏的画家笔下，虽然珠光宝气、耀武扬威，不过是金玉其外的傻瓜？他们盯着艺术家看，并且在画布上以难以名状的傲慢望向你我，仿佛他们让自己通过艺术而获得不朽是对后代的一项恩赐；其实他们是外强中干的空洞存在。”（150页）实际上要在绘画中发现这样的讽刺，对于观者来说也是要有一下前提条件的，否则只会如芸芸众生那样被表面上的耀武扬威所迷惑。作者提到“格兰德维尔和超凡的杜米埃”，我想起可以补充两件作品以说明讽刺画的力量。杜米埃创作的石版画《1834年4月15日特朗斯诺奈街》揭露法国政府在出兵镇压巴黎贫民区骚乱的过程中屠杀了二十个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这幅单纯明确的图像产生了极大冲击力。但由于是对一个真实事件的再现，不是诽谤性的，所以尽管政府对此感到恐惧，却无法禁止它的出版，只能大量地购买刊登这些图像的报纸，再加以销毁。在第二年，路易-菲利普政府颁布了严格的审查法律，规定“任何人不得侮辱国王，攻击政府的原则”，违者将被判处多年监禁和罚款。但是政治漫画杂志《漫画》和漫画日报《喧哗》坚持照常出版，格兰德维尔画了《新闻检查制度的复活》和《吹吧，吹吧，你们永远无法将它吹灭！》两幅漫画。

最后，作者邀请读者和他一起为讽刺欢呼：“向这位眼光明亮、言辞犀利、脾气火爆、外表看似幻灭、内心充满理想的缪斯致敬！”（2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