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焓︱法国内亚史家伯希和：一个知识理想主义者

已经去世七十多年之久的伯希和，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在内亚史研究领域成就最大、影响也最深远的一位学者。任何一位学者要撰写以内亚史为主题的学术史，这都是一位必须重点关注的中心人物。对伯氏所代表的法国汉学的黄金阶段，国内学术界目前已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在我看来，其中最为中肯的评介，莫过于桑兵教授在归纳二战以后美国汉学的发展趋势及治学特征时，做出的如下对比性评论：“巴黎学派的形成发展，建立在聚集若干兼备语言和社会人文科学天赋的绝顶聪明人才之上，故意味着难于普及。费正清的贡献恰在于成功地将少数天才的事业变成多数平凡人的职业，批量培养标准化的学位获得者，乃是其成功的关键。”我们也可将以上评价中针对法国汉学的前半部分概括为：“天才总是成群的来”，即作为沙畹三大门徒的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均为不世出的天才，他们的学术活动一致造就了法国汉学最为辉煌的鼎盛时代。

而在这种评价之外，笔者想提醒读者的是，不同于表现出明确的“南方取向”的马、葛二位，从伯希和一生的时间和精力付出来看，内陆亚洲的历史语言与文化才是他最为关注与用功的领域。这一点极大地凸显出伯氏的个人治学特色。

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上半期殖民时代尚未终结的大背景下，欧洲各国的学术活动往往与殖民时期划分势力范围所形成的政治背景密不可分。以法国为例，其在远东的主要殖民地是东南亚的印度支那三国，因此，法国当初在河内设置了远东学院，旨在培养熟悉印支和南中国一带的历史语言及文化的传统型东方学家，以期他们的专业知识能够在殖民事业中派上实际用场，故马伯乐和葛兰言的汉学研究，终其一生均未脱离这种特征明显的“南方取向”。也可以说，坚持“南方取向”并积极利用政治之便以就地取材的学术取径，正是法国汉学长期以来得以在欧美扬名的一大法宝。

伯希和虽然起初同样以此成名，但是很快就转入法国素无殖民经验的内陆亚洲领域，且一经转向即终生不移。这在与他同代的这批具有河内背景的汉学家中，可谓独一无二的异数。他的这种学术选择，意味着其对内亚知识的浓厚兴趣和忘我投入，实际上与当时法国政学两界的主流关注对象并不重合，这或可解释为何他从中国西域和敦煌满载而归后，却未在第一时间得到本国上流社会应有的回馈与认可，反倒一度物议沸腾，埋怨出资赞助伯希和考察队的相关活动纯属亏本生意。

而在1911年之后，随着东亚政治形势的变化，加之法国官方从未特别注重内陆亚洲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在该国掌握权力与资源的政客官僚看来，伯氏在内亚弄出来的名堂只是无益于殖民事业的屠龙之术，因此伯氏以后便失去了在他钟爱的地区从容猎取原始资料的机会，这一境遇，与那些依然得享殖民体制之便的河内远东学院的昔日同行截然不同。他最终放弃整理出版西域考古报告和编目敦煌汉文文书的恢宏设想（此类工作本来理应由他本人来完成才最为合适），转而将较多精力投入对传世汉文文献的钻研，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缺乏政治奥援和经济后盾所致。此后他在《通报》上发表的数量浩博的传统文献学札记和书评，见证了这一学术上的悄然转型。

伯氏工作计划的调整，也意味着生性好强的他就此退出了与英籍印度学家斯坦因在考古领域的学术竞争。后者在伦敦-德里政学两界的充足物力、财力的保障下，不仅在1911年后完成了像《西域》（Serindia）和《亚洲腹地》（Innermost Asia）这类多卷册大型综合考古报告，甚至直到1920年代以后，还在英国间谍机关的暗中襄助与技术支持下，试图进入新疆从事兼具学术性与情报性的考察活动。斯坦因此类损害中国主权的行为在政治上是如此敏感，结果引起了当时中国官方的高度警惕（[俄]乌索夫：《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赖铭传译，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

不妨这样说，当斯坦因马不停蹄地推出那些让后人叹为观止的大部头考古报告时，伯希和很大程度上却满足于在其主编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传统历史文献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据此，尽管1980年代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外国考古学家”词条同时收录了以西域考察而闻名于世的伯希和与斯坦因，但前者在西域考古学上的地位和成就其实远不能和后者比肩。总之，伯氏既非一位事事皆依靠新见材料方才取胜的新式资料型学人，也不是仅仅借助图书馆的现成藏书进行学术研究的旧式书斋型学者。

然而，作为萨义德尖锐揭露的殖民时代“东方学”大背景下的产儿，伯希和与斯坦因一样，皆未摆脱与帝国主义政治的纠葛，这也显现了他在知识理想主义者以外的世俗政客的一面。显然，正是由于他是当时法国屈指可数的蒙古学家，因而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接受了本国政府和军方委派的特殊任务，以职业军官身份前往布利亚特蒙古人聚居的外贝加尔一带，联络在远东一带蠢蠢欲动的反苏维埃势力，积极为之出谋划策，试图遏制新生革命政权在当地的存在。而伯氏天性中挥之不去的嗜好暴力与好出风头的成分，在他这次极其特殊的人生之旅中暴露无遗。于是，伯希和竟然与恩琴男爵与谢苗诺夫这样杀人如麻的嗜血怪物相交莫逆，也就不会令人感到奇怪了。

谢苗诺夫

伯氏这段离奇生涯，详见于弗朗德兰完成的《伯希和传》（参见P. Flandrin, Les Sept Vies du mandarin français, Paul Pelliot ou la passion de l’ Oreint, Monaco: Éditions du Rocher, 2008, pp.203-225. [法]菲利普·弗朗德兰：《伯希和传》，一梧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235-262页）。作者在书中没有回避恩琴和谢苗诺夫犯下的战争罪行，并直斥后者是个蓝胡子似的妓女杀手。在《四签名》中，对习惯分食落难海员的安达曼土人，柯南·道尔曾借主人公之口反讽道“这真是可爱的人儿”，这句评语挪用于形容恩琴和谢苗诺夫，或许是最为合适的。

伯希和的这段奇特经历使得向来高产的他在学术研究上付出了深重代价：1917年至1919年，他居然没有发表一篇论文或札记，在此期间他所做的一切，也因违逆历史潮流，而在苏联红军的节节胜利下化为乌有。显然，伯希和的投机政治与嗜好冒险，使他足足浪费了对一位年富力强的学者来说极为宝贵的三年时光，却在建功扬名方面了无所获，最终只是带着一位白俄妻子黯然回国，解甲归田。

好像是要拼命抢回此前白白失去的光阴一样，重回巴黎学界的伯希和立即以过人的精力，如饥似渴地猛扑到学术研究中。从1920年开始，一直到二战爆发之前的1938年，他每年都要发表大量考证性著述，数量之多，质量之精，在西方汉学界堪称空前绝后。此外，在他去世以后方正式出版的著作大多也诞生于这一时期。伯希和的天才和勤奋，最终使得他的著述目录成为一本长达一百四十多页的专著（H. Walravens, Paul Pelliot(1878-1945): His Life and Works—A Bibliography, Bloominton, Indiana: Indiana Univ.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2001）。

今天，面对如此一本专书，最让人感到震撼的，莫过于庞大论著数量背后折射出的高强度体力与脑力劳动。伯希和的未享高寿，应该与他为了学术研究而过度透支生命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起初酷爱冒险、战争与暴力，还不时沉溺于外交官迷梦的伯希和，凭借其难以言状的学术成就，终于升华为一位将余生大半贡献给纯粹学术事业的圣徒，最后的人生结局也算是求仁得仁，死得其所。的确，当他为《圣武亲征录》中的一句看似平淡无奇的叙述“时闻脱脱复出八儿忽真隘，居统烈泽，上率兵复讨之”，竟写下将近整整五页的考证性注释时，恐怕没有业内同行会否认，这是一位追求完美臻于极致的知识理想主义者。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学术生涯的后期，毅然放弃了原本持续了多年的对《蒙古秘史》的注释，转入对史料性质更显著的《圣武亲征录》的深密笺证，这尤其彰显出彼时的他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已经远在语言学之上。伯希和在考据功力上的炉火纯青，实得力于他前所未有地将西方传统的历史语言学和乾嘉史学考证手段融会贯通，堪称天衣无缝。可以说，在伯氏之外，对中国传统的文史考证方法，当时整个西方汉学界尚无他人能有如此精深的体悟；伯希和能够达到这一境界，自然缘于他极为熟稔清代考据学者的研究成果。事实上，他不仅关注搜集像钱大昕、徐松等广为人知的学者著述，甚至像张澍这样不甚知名的学者的西夏研究手稿，他也设法购求搜集。可惜在他去世以后，西方学界总是将其治学的成功片面地归结为其个人天赋或时代际遇，而很少认识到这背后所蕴藏的深刻原因。

伯希和对乾嘉史学的内行也表现在他对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学术能力的鉴品上。有一段今天时常被人提及的民国学术插曲：1930年代北平曾有过一次盛会，学术名流济济一堂，当伯氏被问及谁是国内史学翘楚时，他不假思索地举出了真正擅长考据的陈垣的大名，这使得历来以讲求“使旧考证走上科学化道路”而居功自诩，并长期在北大开设史学研究方法课程的胡适备感失落，为此甚至迁怒于将伯氏的回答当众直译的梁宗岱。无独有偶，伯希和在其去世前夕造访美国时，曾在哈佛大学的汉学家贾德纳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再次邂逅胡适，这或许也是两人的最后一次会面。而在同席陪座的贾的助手杨联陞看来，伯希和似乎对胡氏并未表示出特别的敬意，令平素将胡适视为尊长的杨联陞感到不快（杨联陞：《书评经验谈》，收入蒋力编、杨联陞著：《汉学书评》，商务印书馆，2016年，461页）。

显然，伯氏的治学路数更为接近继承了乾嘉学派正宗嫡系的陈垣（此外还包括屠寄、王国维等），而与新派学者胡适则较为隔膜。后者的治学方法虽颇有新意，朴学的实证功夫和内在的史学修养却明显不足，尤其与从钱大昕到陈垣等一脉相承的、在考据实践中奉行的“证据抵半，始立假说；证据周全，方可操觚”这一基本准则相去甚远——对胡适考据能力与水准的评估，笔者基本赞同桑兵教授在《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中的观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244-254页），在此书的绪论中，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胡适自己并无金针，却喜欢教人绣鸳鸯，后继者取法其中，则难免一片涂鸦了。

同时也正像自钱大昕以来，伟大的考据学者在为人上总有谦虚的一面一样，表面争强好胜，对人向来严苛，甚至显得有些冷傲拒人的伯希和也是如此。根据其本国同行的回忆（[法]德尼：《法国阿尔泰学研究先驱伯希和》，耿昇译，《蒙古学信息》2001年第三期），东方学家费琅曾公开赞扬伯希和拥有超人的记忆力，能够将阅读过的书立即完整地储存在脑海（这本已为伯希和在藏经洞的经历所证实），当伯希和听到之后，并未表现出任何沾沾自喜乃至扬扬得意，而是有些羞涩不安地脸红了。

时至今日，对许多专注于内亚史的学者来说，当他们在研究中遇到棘手的考据难题时，脑海中就不免跳出这样的念头：这个疑难问题有没有在伯希和那里得到过解决，或者说伯希和对它的考证结论是什么？这种非同寻常的下意识式的学术信任，正是对伯希和这位知识理想主义者的一生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