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雄心

中央决定在河北建设的雄安新区，被定义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笔者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雄安新区的意义还在深圳和浦东之上。雄安新区是中国在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设立的新特区，顺应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要，体现了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新趋势。

为了资源合理布局

为什么要有雄安新区？要回答这一问题，不妨先了解一下当初为什么要有深圳。那是因为，改革开放需要一个窗口，需要一个龙头，也需要一个象征。深圳突破了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激活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推动中国经济向市场化高歌猛进。那么为什么又要有上海浦东新区？因为深圳毕竟偏于中国的南方，对幅员辽阔的中国内地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不足以适应国家的发展需要，所以邓小平曾经认为浦东新区设立太晚了。深圳和浦东的发展推动中国南方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两个最富有活力的经济区域，也成为带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

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地区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一个区域，但毕竟北京是首都，不宜承载太多非首都的发展职能，迫切需要一个足以像深圳、浦东那样承担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极职能的新区。

但雄安新区远不只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极。深圳、浦东和许多城市一样，是在城乡二元体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历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行政手段和市场机制同时发挥作用，更多资源更加快速地集中到城市，带来了中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也导致欠发达地区、农村区域的资源流出越来越多，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在这样的体制格局之下，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日益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障碍，从而难以充分体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家目标。

而雄安新区的设立和建设，体现了扭转资源向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过度集中的趋势，契合了推动资源相对均衡布局的时代要求。显然，从某种程度上讲，雄安新区是对深圳、浦东的超越。深圳和浦东两个特区的建立就是要集中资源以加快发展，从而以这样的发展极带动区域乃至全国的发展，而雄安新区则是要推动资源在一个农村区域相对集中，它既要成为新的发展极，更要推动过度集中在北京的资源向周边疏散。如果说，深圳和浦东在充分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特点和优势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形成了由于它们的发展导致其他地方难以发展的情况，那么，雄安新区则正相反，它不仅将使原来没有条件发展的落后地方得以快速发展，而且不但不会影响周边特别是北京的发展，反而会使北京及周边地区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尤其是，雄安新区将是一座人造新城，它将充分体现和检验有中国特色政治经济体制的特点和优势。毫无疑问，雄安新区的建设将由中央政府和相关地方政府强力推动，它一定是政府巨大财政实力的体现，但同时不可能由政府一手包办，也一定是民间投资（包括外来投资）的巨大机遇，是民间投资的盛宴。也就是说，雄安新区必将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体制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产物。二者如何有机结合，必将成为政治学、经济学研究的难得案例。

针对的是北京

或许人们会提出质疑：解决资源布局不合理的问题，也可以从上海、广州、深圳等其他一线城市开始，为什么是北京呢？这是因为，不仅北京最集中地体现了原有发展方式的优点和缺点，而且北京毕竟是首都，有些问题已经形成燃眉之急了。

一方面，北京得益于资源集中的优势，而得到了快速发展。仅以2006年和2016年的几组统计数字来看，北京的发展速度是极快的。这十年中，北京不仅户籍人口从1197.6万增加到1362.9万，增加了165.3万，尤其是常住外来人口从383.4万增加到807.5万，增加424.1万，同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49505元增加到11.5万元，足以显示其经济增长的强劲和持续增长的巨大活力。

同时，随着教育水平提升，人口素质也在不断提高。2006年末，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有82所，全年招收普通本专科学生15.5万人，普通本专科在校生达到55.5万人，毕业学生13.2万人。全市共有51所普通高校和115个科研机构培养研究生，全年在学研究生达到17.8万人。到2016年，北京市有91所普通高等学校，全年招收本专科学生15.5万人，在校生58.8万人，毕业生15.3万人。全市共有58所普通高校和81个科研机构培养研究生，在学研究生29.2万人。

很明显，北京的发展早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取得成功的一个突出标志；由于北京是首都，把北京看作是中国现代化最重要的标志也不为过。

但另一方面，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也日益凸显。资源集中带来了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口增加又需要更多资源，从而对资源和环境的良性循环，进而对可持续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压力。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时说：“环境污染形势依然严峻，特别是一些地区严重雾霾频发，治理措施需要进一步加强。”这里虽然是就全国而言的，但北京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由于北京的首都地位，严重雾霾频发所体现的多方面象征意义也是最为凸显的。所以，对北京式的城市发展模式、北京式的现代化建设模式加以调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极为迫切。

尤其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一种体制机制、一种利益关系格局，它的形成、发展和固化，需要很长时间，对它作出调整也需要时间，必须尽早采取行动。但如果人为地减少或者停止资源向北京这样具有巨大发展基础和活力的城市流动和集中，那也是不现实的，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必要的。很明显，建设雄安新区是最富有智慧、最符合实际的选择。

第一，对那些将要迁入新区的北京各方面、各种利益主体来说，它离北京更近、更容易被接受，可以更快实现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目的。可以想象，如果距离北京太远，可能会出现很多阻力。

第二，雄安新区离北京也足够远，有利于实现推动资源相对均衡布局的目的，从而带动整个京津冀城市群的协同发展。从全国范围来看，要体现资源均衡布局，当然是离北京再远一些更好，但尊重现实是改变现实的前提。

第三，雄安新区几乎没有发展基础，如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的那样，“它是一张白纸，可以更好地规划”，从而有利于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示范城市。

第四，河北省的雄安地区成为北京的副中心，打破了行政区划的限制，对既有体制机制改革来说，也具有创新意义。

第五，曾经有传说，保定将成为北京的副中心，事实上，无论是保定还是哪一个既有城市，都不如雄安新区这样一个地方，因为它们本身已经是区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如创造新城更有意义。

北京市将是最大受益者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看上去北京市的现有资源将要大幅度减少，但事实上北京一定是雄安新区建设的最大受益者。

第一，北京原有发展方式的多方面弊端将逐步减轻乃至消除。这一点不仅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对于北京居民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多方面实际意义。比如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等等问题必将得到大幅度缓解，总体上北京居民的生活质量将得到很大提高。

这是因为，雄安新区接受了北京的大量资源，也将接受北京的大量人口。目前雄安新区的人口规模还没有作出规划，但从北京现有非首都功能（包括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功能）的规模来估计，在今后十到二十年内，将会有1000万人口从北京来到雄安新区工作和生活，北京市的人口总规模将有望从2016年底的3000万（常住人口加流动 人口）左右减少到2000万左右，生活和发展等各方面资源供给的压力将大幅度减轻，比如今天的高房价有望成为历史，污染物的排放将大量减少。估计机动车将从近600万辆减少到300万辆左右，公共交通将更加方便快捷。（依官方数字，北京市2016年末常住人口为2172.9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807.5万人。但有媒体依据社保部门2014年提供的数据推算，另有近800万在京务工人员可能不在官方统计范围之内。——作者注）

第二，新北京作为政治、文化、对外交往中心等，其首都功能的建设和充分发挥，必将为北京的发展带来新的更多优质资源，并在京津冀协调发展中发挥独特作用。北京作为千年古都，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的积淀极为深厚，加上改革开放以后的长期积累，即使在疏解非首都功能之后仍然还会拥有大量存量和增量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将形成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新的发展机遇。

第三，雄安新区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城市，它也将为北京带来大量新的发展机遇。雄安新区是河北省的一个新城市，也是为北京建立的一个新特区，它的发展必然与北京发生多方面良性互动。随着雄安新区的建设，必将发生许多今天的人们还难以想象的故事。

第四，新北京不仅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职能作用将发生重大变化，新首都与全国各地的关系也将发生许多变化，从而带来北京和全国的新发展。同时，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包括“一带一路”战略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等等，都可能使瘦身后的新北京更好地发挥国际交往中心的职能作用，从而为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作出贡献。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北京的资源是通过各种利益关系格局来体现的，疏解非首都功能也还是要从许多利益主体身上割肉，可以想象会面临很多阻力。关键是要设计好雄安新区建设的步骤。

许多人都强调雄安新区建设中的产业支撑，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雄安新区必须创造许多新的就业机会、许多人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但要想让这样一个新城市对许多一直在北京发展的人产生吸引力和凝聚力，就不能不既疏解非首都功能，也要疏解大量北京的优质公共服务资源，比如说最优质的幼儿教育、基础教育资源，这样才能吸引大批青壮年专业人才从北京来到雄安新区；比如说最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这样才能形成一个人才高地、一个吸引和凝聚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基地；比如说最优质的医疗卫生资源，这样才能吸引中老年高层次人才，形成人才长期扎根的条件。当然还要有制度创新，要有更好的激励机制，就像当年深圳吸引全国各地人才前来投奔的新体制机制。

而且应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有关方面可以尽快制定并宣布这样一些规划和政策措施，努力创造让各方面人才闻风而动、跃跃欲试的社会氛围。

借此机会，本文特别建议国家有关方面在推动创办中外合作大学方面有所突破。自从2003年国务院颁布《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以来，只是浙江、江苏、上海、广东四省市利用了这一政策，截至2016年总共创办了9所中外合作大学，而且都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本来就比较丰富的省份，而恰恰是最需要、最嗷嗷待哺的中西部地区，没有一所这种结合了国内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中外合作大学。建议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教育部、财政部等部门联合制定规划，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中西部省份，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建设这种有利于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中外合作大学。作为引领未来中国特色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雄安新区，不妨首先安排比如说北京大学邀请哈佛大学、清华大学邀请麻省理工学院，在雄安新区创办中外合作大学，以此号召世界各国杰出人才都来参与雄安新区建设。

展现的是雄心、能力和自信

无论如何，建设雄安新区，是一个极为重大的决策，展现了决策者的雄心、意志、能力和自信。

北京的城市建设问题、首都建设，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北京的建设和发展方式作出重大调整，需要担当精神，需要勇气、决心和雄心，需要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决断能力。可以看出，在雄安新区的建设问题上，决策层的认识十分一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

非常重要的是能力问题。不仅是人的主观能力，特别重要的是物质技术方面的能力。中国现代化推进到今天，我们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能力。人为地创造一座新城市、一座可能有上千万人口的新城市，并不是多么难以想象的事情。“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事实上，在那个时代人们也并没有多少把握能够造出一个什么样的深圳来，但就是奇迹般地出现了深圳这样一座超大城市。而在今天，说要造一个雄安新区，恐怕没有人怀疑中国人做得到。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河北保定腹地，原本是所谓“环京津贫困带”的组成部分。我们希望，十年、二十年以后，它能成为中国最富裕、最文明的地方之一。它将是按照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来建设的现代化新城市，是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的城市，是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是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集聚高端高新产业的科教创新城市，是公共设施优质、公共服务优质，交通网绿色、快捷、高效，管理水平和能力一流的文明城市，是作为扩大开放新高地、对外合作新平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开放型城市，也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活力充分激发，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创新城市。

雄安新区的这一前景是激动人心的。这一重大决策体现了一种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