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伯霍瓦拉评《意外封神》︱成神与附体

Accidental Gods: On Men Unwittingly Turned Divine, Anna Della Subin, Metropolitan, December 2021, 462pp

1492年10月，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他以为是印度或日本的某地登陆后的第一个行动是代表西班牙王室宣布占有这片土地。随后，他将布帽、玻璃珠、破陶片、“和许多其他不值钱的东西”分发给当地居民，他在日记中记录下了那些人是“非常简单”的民族，很容易“囚禁……（并）奴役他们、强迫他们做事”。当地人使哥伦布想起了加那利群岛的原住民，卡斯蒂利亚人在当时征服、基督教化和奴役的最新一批受害者，“他们是加那利人那种肤色，既不黑也不白”。

哥伦布也相信那些“印度人”把他和他的船员们视作天降神人。对此他在登陆两天后留下了最初的描述，尽管当时他仍不确定：“他们好像在问我们是否来自天堂。”猜测很快就变成了确信。尽管当地人“很遗憾无法听懂我的话，我也听不懂他们的”，但哥伦布还是自信地推测，他们“确信我们来自天堂”。他遇到的每个部落似乎都有同样的想法：而这解释了他们为何都如此友好。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这种观念成为了欧洲人描述他们在新世界的遭遇中的必备元素。根据十六世纪的《新西班牙万物通史》（由墨西哥的一位方济各会修士编撰），埃尔南·科尔特斯在1519年闪电般地占领了蒙特祖马的帝国，这是因为阿兹特克人误以为他是“重回人间的克察尔科亚特尔神（羽蛇神），他们一直期待着他的降临”。次年，绕过南美洲海角的麦哲伦船队遇到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土著人，“当他来到我们面前时，他开始感到惊讶和害怕，他高高地举起一根手指，以为我们来自天堂”。秘鲁的印加人最初把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当作维拉科查神的化身来接受，所以他的一个同伴后来写道，征服者得到敬拜，因为“他们相信征服者身上有某种神性”。

这是一个广为人知并被反复陈述的特例。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当前往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殖民活动的白人遇到类似的将他们错认为神的事例时，几乎不再感到惊讶。毕竟，这种错误似乎涵盖了他们生来要统治的民族的纯真无知、低下智力、以及出自本能的顺从。更重要的是，正如安娜·德拉·苏宾（Anna Della Subin）在其包含令人耳目一新的原创性著作《意外封神》（Accidental Gods）中所探讨的那样，这种不经意中就被敬拜为神的情况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跨越了几个世纪和不同的大陆。

在圭亚那，长盛不衰的“沃尔塔利”预言令沃尔特·罗利爵士对抗西班牙人有如神助。在夏威夷，詹姆斯·库克船长的死被认为是一个被误当作神的人所遭遇的悲剧性神化的结果。在英属印度各地，殖民者的坟墓和雕像周围都出现了很多神龛，他们被当作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来崇拜。托马斯-贝克维思爵士在马哈巴莱什瓦的陵墓上有一个以他为原型的粘土人偶，人们以一盘盘的热米饭来供奉它。前总督康沃利斯勋爵在孟买的雕像上常年挂着花环，信众们前往拜望，祈求赐福，以见他一面而沾光“达善”（darshan）。

那些为了当地的异教徒走出歧途而奋斗的基督教传教士的遭遇也是类似的。孟买圣安德鲁教堂的第一任牧师、长老会的詹姆斯·克洛尽管已经在多年前回到苏格兰，但他的画像还是成为了异教徒崇拜的对象。教会的“本地仆从”在教堂的法衣室里为这幅画像举行祭礼，并试图从画布上摘取碎片作为个人护身符带走。

对凶残的军人约翰·尼科尔森的个人崇拜广为人知，此人是一个坚定的北爱尔兰新教徒，其职业生涯始于1839年英国对阿富汗的灾难性入侵，此后他被先后提拔为驻扎在白沙瓦和拉瓦尔品第的地区副专员。此人的残暴行径难以言表，他在办公桌上长期放着一个被砍下的人头，把对整个次大陆的巨大仇恨挂在嘴边，并乞求他的上级允许他将可疑的叛乱分子施以活剥或者穿刺刑——他对于暴力的本能癖好使他认为“仅仅绞死”那些不听话的印度人能“让人暴跳如雷”。然而，当他在1857年领导英国人对德里的无情入侵、屠杀和掠夺并最终死于其中之前，有数百名“尼卡桑尼”追随者对他崇拜一时，其中包括了当地人士兵与苦行僧，尽管他本人对此并不情愿，但信徒们还是时刻围绕着他，庄严地诵读祈祷文，向他们的偶像顶礼膜拜。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征服者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从巴拿马到日本，从朝鲜到美拉尼西亚，他的形象被赋予了不同的神性，被雕成木头神像、放进萨满教神龛、被视为超现实的人物，以及被视为巴布亚神祇“马纳马克里”（Manarmakeri）的化身，这位神明的回归将预示着天堂时代的到来。即使是西方的人类学家也经常被卷入此类价值体系中，成为非自愿的神灵，尽管他们试图以中立的外部观察者的身份对其做出描述。

反抗总是徒劳的：否认自己的神性似乎从未能够消除它。尼科尔森对于自己被人崇拜深感厌恶。他怒斥跟在他身边的“尼卡桑尼”信徒，把他们踢倒在地，野蛮地殴打和鞭笞他们，用铁链把他们捆起来，但信徒们却把这一切解释为“他们的神的正义的责罚”。甘地从1920年代初开始反复宣称“我不是神”，但毫无成果，因为关于他的超自然力量的故事日渐增加，希望触摸他的脚的人不停地纠缠他。“‘圣雄’这个字眼在我的鼻孔里发臭”——“我不是神；我是一个人”。

1961年，一群牙买加的拉斯特法里派教徒前往亚的斯亚贝巴，第一次与他们的在世神明海尔·塞拉西见面。他们对这位年迈的埃塞俄比亚皇帝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不以为然。这些使徒们认为：“如果他不相信自己是神，我们就知道他是神。”当时处于绝望中的牙买加政府邀请塞拉西进行国事访问，希望塞拉西对他的信众的妄想进行公开否定，从而能够削弱这种信仰运动日益增长的力量和政治影响力。这位年届七旬的矮小老人在抵达加勒比海地区时，礼貌地恳求他那些眼花缭乱的追随者：“不要崇拜我，我不是神。”但这只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因为拉斯特法里信仰的神学家们非常清楚《圣经》的教导。“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事件呢？正如《意外封神》所描述的那样，来自欧洲的观察者们很快就得出了看似明显的结论。这种意外被封的神性体现了土著人对其统治者个人的伟大形象的认可。尼科尔森受到崇拜，因为他是“最出色、最富男性气概、最崇高的人”的缩影，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一首典型颂歌所言。而为什么这种崇拜的对象有时会是某个任意的、模糊的、绝非英雄的人物（暴力虐待狂、逃兵、白人统治者的无名妻子等），这个问题被埋没在柔弱的土著人受制于其阳刚的征服者的公认观念之下。

这也被认为是土著人智力低下的证明。随着对宗教信仰的学术研究在十九世纪的发展，欧洲学者对“宗教”的定义使他们将“未开化种族”的做法归类为迷信、落伍或“退化”——从而进一步为殖民主义辩护。与拥有固定寺庙、经文和“理性的”一神崇拜的“真正”宗教（最重要的是基督教）相比，他们认为“低等种族”的信仰停留在早期的发展阶段。对被神化的凡人顶礼膜拜是一个原始的分类错误，“土著人的非理性的、错置的虔信导致他们自生自灭，”在苏宾这本书的众多金句之中，有一句是对此的总结：证明他们没有能力统治自己。

事实上，从哥伦布开始，欧洲人一次次地误入了他们并未正确理解的境遇，随后他们总是会重新描述这些境遇的意义，以此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们在整个美洲、太平洋和亚洲各地所遭遇到的土著人话语和仪式实际上通常也被用于统治者和其他有权势的人物，并不仅仅是神灵，并且只表示敬畏，而不是某种界限分明的、非人类的、“神一样的”地位。与之类似的是，由于横死的人无法得到转世，几千年来，印度人习惯于安抚那些由此而被永远困在冥间的强大灵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把许多早逝的各种各样的英国人挑选出来进行同样的对待，这并不是对白人强权的敬畏。对仍然在世的殖民者进行神化，通常也不是为了他们的尊荣，更不是为了反映某些个人美德：这只是一种调解并挪用他们权力的方式，是在帝国主义所造成的动荡和暴力中创造集体意义的一种方式。

最重要的是，人与神之间二元对立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基督教的某种独特教条。在大多数其他信仰体系中，这两者并非严格分开，而是相互重叠。轮回、通神、活佛、附身、半神、将祖先视为神明、以及国王和领主的权力——所有这些都是自然和超自然权力交织而成的光谱的一部分。欧洲古代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古希腊人认为人成为神是正常的。在罗马，神化是国家政治的一种工具，是纪念的最终形式。西塞罗想把他的女儿图利亚神化；哈德良则将他的妻子和岳母以及他的年轻情人安提努斯安排为神。对于皇帝来说，这成了一种常规的荣誉——据说公元79年韦斯巴芗临终前开玩笑说：“可怜的我啊，快变成神喽。”

在耶稣的早期追随者中也流传着类似的观念。只是从中世纪开始，基督徒才认为凡人成神的概念是荒谬的，尽管他们自己的先知、圣徒和贤人都曾力行类似的原则。而又是现代的欧洲人冒险远航探索，并开始将自己的分类错误强加于别人的观点之上。正如苏宾在书中的尖锐剖析：“针对神性的正确知识从来不是哪种学说最好的问题，而是谁拥有更强大的军队的问题。”

《意外封神》深入浅出，阅读起来乐趣无穷，它也包括一系列事关人类最为宏大主题的既具抒情性，又发人深省的沉思。我们应该如何思考人的身份？为人的意义是什么？叙事如何运作、成长并保持活力？苏宾认为，信仰本身既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系列关系，也是一种绝对的、非黑即白的精神状态。欧洲人曾经以描述他人原始心态的神话来为殖民主义和白人至上的理论辩护，现在仍然如此。将土著人习俗视为与“发达”文化的“理性”假设相悖，总是让西方观察者忽略了他们在创造这些观点时的同谋行径，将其仅仅视为源自“迷信思想，孤岛倾向”的错误，“而不是帝国的暴力和新的资本主义利润机器束缚人民的产物”。

这样的错误也协助掩盖了西方式立场对他们自己的神奇思维形式的依赖程度。比方说，我们的文化迷恋商品、金钱和物质消费，把它们作为个人和社会福祉的指标。更重要的是，正如苏宾所指出的，我们没有人能够真正摆脱这种固定关系：

尽管我们可以消解他人的神，玷污他们的偶像，但我们批判商品拜物教并将其祛魅的能力仍然无法打破它对我们的魔咒，因为它的力量根植于社会实践的深层结构，而不是简单的信仰。当非洲牧师创造的拜物教被斥为非理性的时候，资本主义市场的拜物教却长期被视为理性主义的缩影。

全面掌握一个神话，与仅仅去观察它相比，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个神话会翻转出不同表面，改变它的形状，溜出掌握，消失在视野之外。苏宾越往前探索，她的信息来源就越碎裂，而且这些来源各自所选择的关注点之间的差距就越大。但她不止一次能够几乎实时描绘出，土著的与西方的神话塑造是如何交织、共存，并相互加强的。

美拉尼西亚的坦纳岛自从1774年被库克船长“发现”之后，几个世纪的殖民主义剥削将其几乎破坏殆尽：居民被绑架以提供廉价劳动力，植被遭砍伐以获取短期利润，文化被传教士的灌输所摧毁。这样的遭遇到了二十世纪初引发了一系列的本土救世主思潮与运动，期待能够驱逐殖民者和恢复一个丰饶的黄金时代。人们相信，救世主将化身为当地的火山神，尽管并不清楚他将以何种确切的人类形象现身。

一个流行多年的想法是，救世主将以一个美国人的身份出现（可能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可能是某个黑人大兵）。这是因为这座岛屿处于英国和法国的控制之下——殖民时期的不公正待遇所引发的神化运动，往往试图获得奴役他们的人的对手或敌人的力量。1964年，被占领的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土上的拉翁艾（Lavongai）人在他们的殖民统治者组织的选举中，写下林登·约翰逊总统的名字并选出他作为他们的国王，而且拒绝向他们的澳大利亚压迫者交税。基于类似的理由，二十世纪中期在印度和非洲的某些宗教教派有时会对英国敌人的形象进行崇拜——在印度，希特勒被视为毗湿奴的最终下凡，而尼日利亚人则崇拜“德国，土地的毁灭者”。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盟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遥远的同盟国殖民地的原住民独立发展出了对德皇威廉二世的崇拜，相信德皇威廉二世很快就会扫除那些偷走他们土地并剥削他们人民的讲英语的白人。在孟加拉湾以北乔塔·纳格普尔的高原上，数以万计的奥拉昂茶叶种植园工人在秘密的午夜仪式里聚集，歃血立誓要消灭英国人。他们将德国人称为“苏拉吉·巴巴”（Suraj Baba，太阳神），传递视为神明的皇帝画像，并高唱赞歌颂扬他要赶走英国人，建立独立的奥拉昂政权：

日耳曼巴巴要来了。

慢慢地慢慢地赶来。

他们驱除那些魔鬼。

丢去海里随波逐流。

苏拉吉·巴巴要来了……

这个故事中突出的一点并不是在于这种希望与现实之间的脱节，而是它们所表达的内容。无权无力的人可以做些什么？面对无止境的失败，他们能向谁呼吁来恢复事物的正当秩序？1964年，一位巴布亚的怀疑论者挑战约翰逊总统信仰的一位使徒时问道：“你知道美国把所有的黑人都杀了吗？”“你很聪明，”这位使徒回答道，“但你并没有什么好办法来拯救我们。”

差不多与此同时，坦纳岛上的英国殖民者正在向当地居民灌输年轻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她英俊王夫的美德，使他们了解到，这位王夫实际上并非来自英国，或希腊，或某个特定的地方。而凑巧的是，火山神的传说也讲述道，他的一个儿子已经变成了人形，远走高飞，并娶了一个强大的外国女人。菲利普亲王曾经在该群岛度假，并参加过一个祭祀当地某位酋长的杀猪仪式。他是爱丁堡公爵，而坦纳岛所在的群岛曾经被称为新赫布里底群岛。在1974年，当地众多救世主教派的其中之一意识到，此人一定是他们的救世主。

这被证明是天作之合，因为英国王室在自己的权威走下坡路的时候，就越来越依赖于被发明出来的仪式和被创造出来的神话。白金汉宫得知亲王被神化的消息之后，立刻开始庆祝和宣传这个故事，巧妙地将其定位为皇室（以及由此推而广之的全体英国人）在前大英帝国各地都广受爱戴的证据，并以此来平衡这位亲王在国内不可救药的种族主义者的坏名声。这种西方化的兴趣反过来又招来了源源不断的国际关注与访客，他们来到坦纳岛调查和报道岛民的奇怪“崇拜”，这不仅有助于加强神话在当地的吸引力，甚至影响了它的形态。

一名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在2005年来到这座岛上报道该“信仰”，并带来了王子的前私人秘书编撰的一沓文件，包括1970年代的官方信件、新闻剪报和其他关于岛民信仰的英文描述。他对这些文件的分享，以及他与当地人的长时间讨论，无意中播下了新的神话，其中很大一部分，正如苏宾讥讽地指出的那样，听起来“就像宫廷的公关稿，描述在欠发达地区举行的慈善活动”。神话通过不断地适应、包容和相互补充而保持活力。这是一个双方互动塑造神话的典型案例：对菲利普亲王的神化源自白金汉宫和舰队街，也源自南太平洋地区。时至今日，还有来自欧洲和美国的白人男子不断登上坦纳岛，声称自己正在履行回归之神的预言。

在苏宾这本令人难以抗拒的历史、人类学、以及令人振奋的精彩文笔的金曲连唱中，最有力的故事是那些成为了彻底的政治反抗的土著神话塑造。在许多例子中，将白人变为神明的目的是完全颠覆性的：不仅仅是引导殖民帝国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是为了掌握殖民者的力量并使之与他们对抗。1864年，由先知特·瓦·豪梅尼（Te Ua Haumene）领导的毛利人起义，杀死了几个英国士兵并将队长的头颅穿刺在木棍上，成为叛军对抗其他白人入侵者的保护符，他们也将其视作与天使加百列的神圣联系。正如他们重新解释《圣经》，将其解读为毛利人的土地应该被收复，英国人应该被赶走那样，他们也借用了一个殖民者的真实嘴巴，使其说出属于他们的真相。

更令人不安的是，从1920年代开始，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统治者们在新征服的非洲领土上，发现有一种奇怪的灵魂附体的传染病，患上这种传染病的原住民会转变成殖民者的身份。人们在陷入恍惚之后就声称自己与红海总督或某个白人士兵、秘书、法官或帝国行政官员通灵。他们要求戴遮阳帽、喝杜松子酒，像僵尸一样大批行进，发号施令，并拒绝服从帝国的命令，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的萨赫勒地区这种传染病患者自称为豪卡（Hauka），或“疯狂”，在埃塞俄比亚和苏丹他们自称为萨尔（Zar）。

这种疾病在刚果流行的一个版本声称已经为每一个比利时殖民者都创造了神化复制品。每当一个非洲老手加入这场运动时，就会沿用某个特定的殖民者的名字，而他的妻子则沿用此人配偶的名字。通过这种方式，豪卡将整个殖民者群体占为己有，从总督到最低级的办事员。原住民进入恍惚状态后，篡夺了殖民者的权威：他们的妻子们用粉笔涂脸，穿上特殊的衣服，用尖锐的声音喊叫，要求获得香蕉和母鸡，还会在胳膊底下夹着一束羽毛，代表手提包。

因为这种灵魂附体并非故意为之而且折磨人，于是成为一种帝国权力机制难以轻松解决的抵抗手段。一开始，尼日尔的一位名叫霍勒斯·克罗西奇亚少校的地区专员决定用武力镇压。他围捕了六十名主要的豪卡灵媒，将他们用铁链捆绑起来带到首都尼亚美，囚禁了三天三夜不给食物。然后克罗西奇亚强迫他们承认他们的精神无法与他本尊的力量相提并论，并嘲弄他们说豪卡已经消失。他反复戏弄说“豪卡在哪儿呢？”，还殴打其中的一个灵媒，直到她承认附身的灵魂已经消失。

这反而让境况变得更糟。一个新的、极其强大的神灵立刻加入了灵魂的万神殿。在整个尼日尔，村民们现在都被睚眦必报且暴力的克罗西奇亚本人的化身所占有——这一化身也被称为克罗西西亚、康曼丹、穆古少校或邪恶的少校。此类神化行为是一种仪式化的反抗，是对帝国主义权力的蔑视，它不仅嘲弄而且夺取其权威。

所有这些事例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二十世纪中期，一个强大的、骄傲的、反帝国主义的黑人统治者会在非洲的中心崛起，并能够让地球另一端那些因其肤色而被非人化了几个世纪的人们为他如痴如醉。对于在新世界处于巴比伦之囚的黑人来说，埃塞俄比亚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他们的锡安，是他们未来将会回归的土地。甚至在埃塞俄比亚的新皇帝于1930年登基之前，美国和牙买加就已经有预言昭示黑人弥赛亚的降临。拉斯塔法里教成为所有反对白人霸权的人的宗教：把海尔·塞拉西作为在世神明来崇拜，就是反对殖民时期的基督教、种族等级制度和从属地位，并庆祝黑人的力量。难怪它的信条会传遍全球，吸引了近百万的追随者。正如苏宾这本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的书所展示的，宗教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尽管我们无法控制环境，但我们都会出于自己的原因，持续地制造自己的神。

（本文英文原文刊于2022年1月13日《纽约书评》，获作者授权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