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白、血红和土黑——电影《水门桥》《狙击手》的叙事策略

原创 金涛 上海文联

虎年春节档《水门桥》和《狙击手》的亮相，标志着自2019年电影《金刚川》兴起的新一轮抗美援朝电影创作热潮告一段落。有趣的是，这两部电影在美学上形成了对峙，它们都是根据真实史实改编，《水门桥》再现了二次战役东线战场的“长津湖”会战，《狙击手》取材于五次战役阵地战的“冷炮冷枪”运动，却呈现出“一热一冷”的两种影像风格，代表了战争类型片常见的两种叙事策略。

前苏联卫国战争的斯大林格勒一役，至今都是欧美电影人反复诠释的经典，五度被搬上银幕。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拍的战争片都包含着对历史的思考深度，对民族精神的艺术解读，经典的意义也正于此，同一题材拍出截然不同的多种风格，是艺术上的成熟和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多元化的探索值得肯定。

《水门桥》是以点带面的史诗，它的突破在于题材和技术，即把中国军事电影的技术制作水准带到了一个崭新高度，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冰雕连”故事得以搬上银幕，数代电影人期待中的题材空白终得以填补。《狙击手》则是以小博大的小品，它的价值则是角色和叙事，它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风格的战争片语法，即陌生化和极简主义。在叙事手法、演员选择、角色塑造和氛围营造方面，都埋伏了主创者诸多独立思考，两种风格，无所谓优劣，它们各自在规定的美学范畴内，完成了对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的再度诠释。上为《长津湖之水门桥》下为《狙击手》

比起20世纪50年代《上甘岭》和《英雄儿女》式的英雄、赞歌和凯旋，这一轮创作的底色是雪白、血红和土黑，除了讴歌胜利之外，人们把更多对于战争的理解、对和平的感悟植入了创作。按照大制作的模式，《长津湖》采取的是“大决战”式的复调叙事，即交替采用宏观和微观视角来表现战事的变化与战场之残酷，且用了全明星的班底，呈现出了较为火爆的军事动作片的商业特征。《狙击手》反其道行之，遵循的是“三一律”戏剧法则，全部采取了微观视角和新人的本色表演，通过人物本身内在的戏剧冲突来推动故事，张艺谋更在意切口，借助“狙击手对决”这样一个最简单的故事，讲朝鲜战场上的一组小人物，一个普通且无名的战争角落。视角背后折射的是不同的战争史观和美学追求。

上为《长津湖之水门桥》下为《狙击手》

《水门桥》从战术上说，是集中优势兵力。《水门桥》比《长津湖》好看的原因是轻装上阵、任务单一，它不再背负后者的沉重包袱，不必去勾勒朝鲜战争的宏大叙事，毕其功于一役，围绕“三次炸桥”的核心情节，“钢七连”的行动逻辑和战术意图都有了足够时间去铺陈展现，加之徐克导演的统筹，视觉风格和故事节奏也较为统一和流畅，整体风格偏向动作片，突出了炸桥英雄的勇敢赴死，以李晨和吴京饰演的角色的牺牲最为典型，一个独自舍生引开敌机，突出了煽情；一个双手持枪击爆炸弹，表现了传奇。《水门桥》基本是“武戏”为主，在导演技法上，大量借鉴了港台商业动作片的类型元素，基本上沿袭了近年来《红海行动》开创的军事动作的风格，在视觉特效方面，则是借鉴了《八佰》等战争片的全球制作分包模式，从技术角度说，代表了中国战争电影迈向国际化、专业化制作的日趋成熟。

《狙击手》则是分布式打击。就故事而言，《狙击手》不算新，它大量借鉴了同一题材的网络电影《浴血无名川》，情节、角色和主题都没有跳出狙击战的框架，只是人物聚焦更为精准。“我的战友都牺牲在那个无名的山坡上，只留下了一个个普通的名字。”《狙击手》中的这句旁白几乎可以点题，一个个普通的名字背后的血肉和精神。显然，导演追求的不是战争场面表象的“大”，而是战争精神内在的“大”，张艺谋突破了传统的“连级”叙事，尝试了类似现代战争特种兵作战的“班级”叙事，视角越小，景深越大：伟大的战争正是由无数不知名的战斗组成，不朽的牺牲正是从最小的战斗单元开始，成千上万个“五班”缔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与之相匹配的是对“陌生化”的追求，在题材选择上，张艺谋没有拍“狙击之神”张桃芳的英雄传记片，而是萃取了真实的英雄人物素材，用于他精心打造的冷枪“五班”中；在演员选择上，除章宇外，全部采用了“素人”班底，一切的核心是围绕“非英雄化”的角色定位，体现了朴素的人民英雄史观，这是编导的高明之处。

无论是《水门桥》还是《狙击手》，都表现了志愿军大智大勇胜强敌。很多影视作品在反映抗美援朝时，总是习惯强调志愿军“一穷二白”，较少表现我军的战术智慧。记得秦基伟将军在回忆上甘岭战斗时曾说过：（上甘岭）它既是敌我双方军力的较量，又是两种世界观、价值观和思想体系的较量，在小山头打大仗。20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深受前苏联电影的影响，高扬着英雄主义的画卷，更多表现军队的舍生取义和战士的视死如归。《长津湖》和《狙击手》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对志愿军战争之道和战争之术的细微呈现，不再单纯地表现勇敢和牺牲，而是聚焦志愿军高度灵活的应敌策略，实施“三次炸桥”和破解“围点打援”，都饱含了精妙机动的战争智慧。

上为《长津湖之水门桥》下为《狙击手》

平视敌人，也是一条重要的创作原则。既不渲染夸大胜利，也不过分贬低敌人，如果说《长津湖》中的美陆战一师师长向冰雕连敬礼，尚显刻意，《狙击手》中的两军对峙，更是专业主义的视角，美军狙击小队都是经历过二战的老兵，经验丰富，战术素养高，对“围点打援”战术的娴熟运用，一度置我军于绝境之中。曹操饰演的美军小分队队长，有性格、有谋略和有技术，堪称近年银幕少有的细腻描摹的美国职业军人形象。不简单化和脸谱化地表现美军，凸显志愿军凭借着意志、技术、勇气与智慧与之较量并赢得胜利，这种叙事上的平衡，使我们对战争整体的认识更加客观，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真实。

《狙击手》中全程使用了四川方言，则是对应了川地军人活跃于抗美援朝战争前线的历史，黄继光和邱少云就是川籍将士，他们是“向我开炮”的英雄儿女。“五班”战士，在喊着“雄起”的同时，牵挂家里未出世的孩子；一边骂着敌人“龟儿子”，一边牵挂家里破损的屋顶该怎么修。在方言的语境里，战士不是抽象的符号，我们看到一个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爱有恨，异样的性格和脾气，内心的冲突和挣扎。方言，意味着家。战争片中，每一种方言，都是乡土。打虎亲兄弟，上阵子弟兵，这是中国战争电影特有的家国情怀。《狙击手》中最感伤的是章宇的对白：“我从家乡把你们带出来，现在不能把你们带回去了”，轻轻的两句话，道不尽战场兄弟的袍泽情义。这就是战争片的质感，在冰天雪地的严酷中，回家始终是一种诗意的救赎，比起那些豪言壮语，有着超越地域的永恒。

抗美援朝是新中国的一场立国之战，如同苏联卫国战争对于俄罗斯的意义，爱国主义始终是创作的源泉，叙事之母题。这一轮的抗美援朝题材影视剧创作，赓续了家国同构、虚实结合的英雄主义主题，铺陈了“统帅部的战争”和“战壕里的战斗”的多元叙事，构建了“最热的桥”和“最冷的枪”的美学风格，对于今后的创作，无疑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启示。

文编｜金 涛

美编｜潘华佳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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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雪白、血红和土黑——电影《水门桥》《狙击手》的叙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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