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定”应对新冠病毒变异，中医从“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破题

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我国新冠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早在两年前的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期间，我国就形成了中西医结合的医疗模式，在常态化防控和“动态清零”阶段，该模式不断推广完善，中医药深度介入治疗全程。

两年多来，新冠病毒的不断变异给防控工作带来更多挑战，疫苗研发也因此波澜不断。从中医理论来看，新冠肺炎属于“疫病”范畴。那么，在防治疫病方面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医药是如何应对病毒变异的？

“并不是说从德尔塔到奥密克戎，病毒不停地变异，中医药就要不停地变。其实中医药的治疗方案不会大变动，还是强调根据‘三因制宜’原则做一些细节调整，思路不会大变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传统医学科副主任吴欢2月7日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如是说。

三因制宜，即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治疗原则，是中医诊疗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医的优势所在。三因制宜思想强调，临证除考虑患者性别、年龄、体质等个体因素外，还要重视发病季节和地域环境因素。

在优势毒株迭代的不同阶段，我国中医专家综合个体、时节、地域等因素，对新冠患者的临床证候进行了详尽分析，从中寻找核心病机，并确定治疗方案。在国家中医药诊疗方案的指导下，各地进行了差异化施治。如在德尔塔变异株首次本土流行的广州、奥密克戎变异株首次本土流行的天津，中医药防治都得到了良好应用。

近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副组长、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张忠德等研究者，在新发论文中以两起本土疫情为例，分析了三因制宜原则在中医药疫病防治中的指导意义。该文提出，今后应综合考虑“三因”影响，充分发挥中医药的防治优势。

中医视角分析疫情发展：患者证候特点不同

上述研究论文为《基于“三因制宜”理论探讨两地COVID-19的中医证治特点》，该文于2022年2月发表于北大核心期刊《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该文研究者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瑞丽市中医傣医医院、邢台市中医院、广东省中医急症研究重点实验室等机构，张忠德为该文通讯作者。

该文显示，新突发传染病属中医“疫病”范畴，为感受疫疠之邪所致，疫邪致病具有“一气一病，症状相似”的特点，通用方案在其防治中具有重要意义。但随着疫情的发展和持续，不同地区、不同个体的临床表现会有所差别，此时，“三因制宜”理论的指导价值也逐渐凸显。

该文特别提出，因地制宜是我国中医药参与新冠防治的一大亮点。事实上，两年多来的中医药抗疫历程中，各地中医专家对患者的临床证候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对比——采集临床证候，分析证候规律和核心病机，辨证论治，正是中医独特的破题之法。

2022年1月的天津奥密克戎疫情，是奥密克戎变异株在国内的首度大规模流行。1月1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介绍了奥密克戎感染的中医证候特点。

张伯礼表示，奥密克戎并不可怕，但它的中医证候特点与以往有所不同，以往的新冠病毒叫“湿毒疫”，是一种“湿邪”，湿毒蕴肺是其核心的特点。但奥密克戎是外感风寒，风束肺卫，“风邪”特征非常明显，患者头疼、发热、咽疼，鼻塞、流清鼻涕，咳嗽、少痰，有痰的也是白痰。

早前，2021年德尔塔变异株在国内引发多起本土疫情时，其症候特点也与前期疫情有所差异。在2021年12月16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张忠德总结道，与2020年初的武汉疫情，2021年初的河北、云南疫情相比较，感染德尔塔变异毒株的患者中医证候以发热、高热、恶寒、头痛、咽干、乏力、腹胀、食欲不振等症状为主，重症患者出现气喘、低氧、汗出不止等急性虚损症状比较明显，而且比例比较高。

2021年5月-6月的广州疫情是德尔塔变异株在国内的首度流行。此后，下半年的福建疫情、西北疫情等均为德尔塔变异株引起。

对于2021年10月-12月的“西北游”疫情等本土疫情，张忠德表示，专家组经过深入研讨和综合分析研判，此轮疫情仍属于中医“疫病”范畴，中医的核心病因病机也没有大的改变，还是属于湿毒郁闭，仅仅由于地域、气候、饮食习惯等因素不同，在证候特征上有所区别。如福建厦门和莆田的患者出现腹泻、呕吐、恶心的症状比较明显，湿邪更重，这和地域、饮食习惯相关。甘肃等西北地区的患者干咳、咽干、口干、咽痒等症状比较明显，这符合“燥邪犯肺”的表现。

张忠德还同其他研究者一起，对德尔塔变异株流行前的本土疫情进行过证候特点分析。在《基于“三因制宜”理论探讨两地COVID-19的中医证治特点》一文中，张忠德等研究者对2021年1月的河北邢台疫情及当年3月的云南瑞丽疫情进行了统计分析。

该研究共纳入新冠患者175人，其中河北邢台70人，云南瑞丽105人。分析显示，从中医证治特点来看，邢台患者寒湿困表、郁热伤阴是其主要病机特点，而瑞丽患者湿、热征象明显，湿阻肺胃是其主要病机特点。

研究者通过电子病历系统(HIS)回顾性收集邢台、瑞丽两地患者中医四诊信息，采用SPSS 18.0 对证候资料进行描述性统计。图片来自《基于“三因制宜”理论探讨两地COVID-19 的中医证治特点》

研究者分析道，邢台地区新冠患病人群及发病特点与既往研究基本一致，相比之下，瑞丽地区新冠发病具有年轻化、症状轻、病程长的特点，这可能与两地疫情爆发时间及不同地理环境所致的人群差异有关。

具体而言，在地域上，邢台地处北方，地势以平原为主，常年居住于此的人多肌肉发达、腠理致密，卫气充实，感邪后易困遏肌表而见发热、汗出异常等表现；瑞丽市地处西南，山、丘、坝分布，属南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当地人群肌肤薄弱，腠理疏松，卫气不固，感邪之后症状虽不明显，但病程较长，缠绵难愈。

此外，在天时上，邢台四季分明，新冠疫情爆发在1月，此时气候寒冷干燥，多见寒湿郁热的表现；瑞丽地区气温略高，降雨丰富，疫情爆发在3月，多兼湿热表现。

中医药“淡定”应对病毒变异：把握“因人因时因地”制宜

从中医理论来看，新冠肺炎属于“疫病”范畴。那么，在防治疫病方面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医药是如何应对病毒变异的？

“并不是说从德尔塔到奥密克戎，病毒不停地变异，中医药就要不停地变。其实中医药的治疗方案是不会大变动，还是强调根据‘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原则做一些细节调整，思路不会大变动。”吴欢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

吴欢解释道，“中医对于疫病的治疗思路是从古至今继承下来并不断完善的，对于各种病毒的治疗方案日趋成熟，所以面对新的变异株，不会那么紧张焦虑。”

在2021年12月16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副司长邴媛媛介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制定发布了第三到第八版的国家诊疗方案，各地在治疗过程中以国家诊疗方案为基础，规范化、同质化开展中医治疗，同时依据中医“三因制宜”、辨证论治原则，分类施治、精准用药。

“三因制宜”是中医诊疗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医的优势所在。“三因制宜”强调，临证除考虑患者性别、年龄、体质等个体因素外，还要重视发病季节和地域环境因素。

“天津版”中医防治方案即结合了当地的中医证候特点。奥密克戎变异株在天津流行之前，当地提前部署，早在2021年12月15日就公布了《天津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试行第五版）》，该方案即是根据第八版国家诊疗方案，基于天津地区新冠肺炎的中医证候特点而制定。

在德尔塔病例的救治中，吴欢也更多地应用了因时制宜的思想。

2021年9月至10月，吴欢第四次进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救治新冠患者。此时，德尔塔已成为主要流行株。“书上学来终不及实战体会深刻。”经过这一阶段的救治，吴欢对三因制宜原则有了更深切的感受，他提出，此次是“暑燥疫”，与之前的“湿热疫”有所不同。

吴欢详细解释道，在以往的救治经验中，上海从11月份直到次年2月，这个时段的证候特点是寒湿比较重，而9月、10月份，天气干燥，证候则以燥邪为主。

“我认为这个时段再使用大量祛湿药，反而增加燥邪，病情并不能缓解，患者体温不退，大便干结，所以那时我就提出要根据季节变动调整中药，减少不必要的祛湿药，增加化燥的桑叶、菊花、芦根、薄荷等。”吴欢说。

对于“三因制宜”思想在中医药新冠救治中的指导作用，《基于“三因制宜”理论探讨两地COVID-19的中医证治特点》一文也有论证。

该研究使用广东省中医院大数据智能处理与知识服务系统，对邢台、瑞丽患者使用的中药进行频数统计及关联规则分析，并对症-药进行热图-层次聚类分析。

该研究分析了邢台70例患者使用的217张中药处方，其中包含不重复独立中药105味；以及瑞丽105例新冠患者的525张中药处方，其中包含不重复独立中药143味。

图片来自《基于“三因制宜”理论探讨两地COVID-19的中医证治特点》。

对于两地处方，该文分析道，两地均以国家方案为指导，结合当地病情特点制定了地方方案，并结合患者情况灵活加减。

对于“三因制宜”思想在两地中药救治中的体现，该文做了进一步分析。如，从因地制宜原则来看，该研究发现邢台地区患者寒、湿、虚征象突出，处方多用藿香、麻黄、杏仁、苍术、石膏、黄芩等宣表化湿、清里泻热，兼用太子参、北沙参、麦冬等益气养阴；瑞丽地区湿、热征象明显，多用茯苓、白术、薏苡仁、金银花、连翘等健脾渗湿，轻凉宣表；这体现了疾病表现及用药的地域差异，反映了因地制宜原则的指导价值。

重视个体化治疗，发挥中医药防治优势

从2020年初至今，吴欢曾四度进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参与新冠患者救治，历经了国内本土疫情、国外输入病例、德尔塔变异株感染等疫情不同阶段，曾经获得上海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吴欢表示，对治新冠，中医的关注点并不在病毒本身，而是更强调个体化的治疗，从三因制宜思想出发，运用“汗吐下”三法，把患者的内环境管理好。

中医传统理论中有汗、吐、下三法，金代张从正对于汗、吐、下三法的临床运用有详细记述。吴欢也将其应用于新冠患者的救治中。

“比如我们做核酸检测，要采鼻咽拭子，因为病毒大量聚集在人的鼻咽部。因此我们在治疗中要改善鼻子的环境。当时我们中医在病房里最早向患者推广洗鼻漱口，用中药、自来水或者餐巾纸洗鼻，这就是我们对病人进行鼻咽环境管理。”吴欢说，在2020年2月，他第一次进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救治新冠患者时，就开始推广洗鼻漱口。

吴欢打了个比方，如果把清除病毒比作打扫房屋，哪怕房间里都打扫干净了，也难保某个角落会有残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复阳的患者。”吴欢解释道，“我接触的患者，我都建议他们出院后坚持洗鼻漱口，我负责的患者里没有复阳的。对于密接者，哪怕是普通人，我也建议经常清洗鼻道鼻腔还有漱口。”

吴欢介绍，吐法，一般指应对消化道病毒感染时，让病人把吃坏的食物呕出来，“在应对突发的新冠肺炎中，洗鼻漱口是对吐法的发展与创新”；而下法，就是指泻，在治疗新冠肺炎时，强调使用通腑泄肺的药物，增加患者排便次数，“我们会经常观察患者大便几次，因为中医讲肺与大肠相表里，通腹可以泄肺，改善呼吸。”

至于汗法，吴欢介绍，这是指让患者发汗，大家在平时治疗感冒发烧中很常用。“新冠病毒也是一种呼吸道病毒，对于它的治疗方案也应该和平时的方案一样，就是吃完中药后，大量喝热开水，然后盖被子把汗捂出来，汗出来体温就退下去了。”

结合历次实战经验，对于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的思路，吴欢总结道，“中医不像西医，抗病毒药物往往作用于确定的某个病毒，病毒变异了，药物就没效了。中医的关注点并不在病毒本身，而是更强调改变患者体内环境、提升体质，从而实现患者整体调整，自我清除，自我康复。只要把患者整体管理好，病毒再怎么变，都不会对人造成太大损伤。”

德尔塔变异株在国内首度流行时，广州的中医药救治即取得了显著效果。

张忠德介绍，广州疫情过程中收治本土病例166例，其中，单纯使用中医药治疗的患者达到了118例，占比超过了71%，成功阻断了57例有重症倾向的患者往重症转变，“效果是非常好的”。

对于奥密克戎病例，张忠德强调，还是要抓住疾病的核心病机、证候演变规律，根据中医几千年的疫病理论，结合发病季节、地域、人的体质特点等“三因”影响，进行辨证论治。

在《基于“三因制宜”理论探讨两地COVID-19的中医证治特点》一文中，张忠德等研究者基于新冠防治经验提出，应对新突发传染病，通用方案在其防治中具有重要意义，但随着疫情的发展和持续，不同地区、不同个体的临床表现会有所差别，此时，“三因制宜”理论的指导价值逐渐凸显。

该文建议，基于不同地区新冠疫情的防治经验，今后在应对新突发传染病防治时，除整体把握疫情核心病机外，还应综合考虑个体差异及气候、地域因素等对疾病发生、发展、预后等的影响，做到整体审查，因证施治，充分发挥中医药的防治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