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鉴｜段义孚的《恋地情结》：人对理想环境的欲求

《恋地情结》翻译出版后，我把这本书放到平日教学的两门课里——“文化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作为课堂阅读材料使用。我不仅带着学生一起阅读这本书，还布置了读书笔记，了解他们的阅读心得。其间我还参加了几次地理学的课外读书会，包括一期中学青年教师的《恋地情结》读书会。

几年下来，我发现，翻阅过此书的大学生，有个普遍的共识：这本书文字虽不难理解，但很多地方仍读不透，难得要领。

我想，可能有两方面原因，会导致理解的屏障。其一，是段义孚思想与文字的深入浅出、以微知著——“浅”从话语中来，而“深”则达致存在的本质；“微”从个体中来，而“著”则显明了形而上学的命运。一些读者可能流于文字表面，在思想和学理上难以深入。

其二，或许是中华文化重集体轻个体、重道义轻体验，而段义孚又常将目光缩聚在儿童、树木、草地、房屋、街道这些具体而微的事物上，也在性别、年龄、五感这些习以为常的个体属性上下笔千言。这似乎同我们习惯的宏大叙事的文化历史认知模式存在一定错位。

该如何理解《恋地情结》？我尝试以平日授课和参与读书会的经历，来分享自己就这本书具体内容的思考，期待进一步阐幽明微，以会证友。

《恋地情结》，[美]段义孚著，志丞、刘苏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文化地理学译丛版，2018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版，2017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纪念版。

一、全书文眼：对理想的欲求

“恋地情结”的核心是“理想”（ideal，或译为“理念”）。因为存在理想，才产生出欲与环境建立联系的冲动，所以“人类追求理想环境的脚步从没有停止过”。“理想”也穿针引线地贯穿着全书内容。因此，阅读《恋地情结》时，始终抓住“理想”这一立场，便能理解书中万花筒般的案例。

《恋地情结》最不易理解的章节或许如下：第三章“一般的心理结构和反应”；第十章“从宇宙到景观”；第十一章“理想的城市与超越性的符号”。它们是整本书文眼的着重诠释。

先看第三章：“一般的心理结构和反应”。段义孚着力探讨普遍的人类经验，这同我们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惯常认识似乎相左。我们常以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强调个体性和差异性，而无兴趣去寻找通则。这一章却表明，《恋地情结》是从人类经验里的普遍本质开始探索的，而对差异性的诠释始终在于通达经验的普遍性。顺便一提，段义孚的思想常被八十年代及以降的女性主义和文化批判理论贴上“本质主义”的标签（大卫·西蒙 语）。

本章第一自然段，首先提出一个观点：“人类拥有高度发达的符号思维能力”，而符号又把人类“自己和外部的客观实在联系起来”，形成了人地关系。“符号”对应着“理性化”的概念。“理性化”是本章颇难理解的一节。看起来，该小节似乎与上下文不相关，但其实，它正是理解第三章，乃至整本书的文眼所在。

2021年12月，上海宝山，公园。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段义孚认为，人类不是完全理性的动物，而是“理性化”的动物。何为“理性化”？段义孚说：“大脑的新皮质似乎有无限大的承载力，来为我们受进化过程中较低级的脑组织驱使而产生的行动提供’理由’”，“理性的脑是人类掌握的最重要的力量，它把我们的欲求转换成现实的形象。”这两句话颇为关键。

在段义孚看来，“理性”就像一套包装人类原始欲念的程序，能让后者以合情合理的方式表达出来。换言之，段义孚在此含蓄借鉴了精神分析学派的观点，认为潜意识的欲求是需要表达的能量，但若以其本来面目表达，则必然不被他人接受。因此，欲求需要理性来包装，方能表达。此过程就是“理性化”。

符号乃是理性化的工具。比方说，人类都有进食的欲求，它需借助一套符号，像餐桌礼仪来包装，方能合宜地表达，否则就与动物无异。

因此，段义孚将前一章所谈到的感觉，都统一到理性化的欲求里。正如马克斯·舍勒在《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里所言：“无论是感觉，还是简单的知觉，或是想象，后面都有朦胧的欲求。欲求用它在睡眠及清醒时间中都持续不断贯穿每时每刻的火焰来愉悦这些感觉，若其后没有朦胧的欲求，感觉、知觉或想象是不存在的。”

那么，人对理想环境的欲求，又有着怎样的理性化过程呢？

接下来的章节：“分段”“组对”到“矛盾的调和”再到“物质和宇宙模式”，呈现出了理想环境的符号体系得以生成的原初基模（schema）。

首先，自然界本身是连续的，但“人类倾向于将连续的自然界划分成段”，“人类还会因为某种优越感把自身的地域凸显出来。”因此，原本连续的自然界就变成一段又一段的事物。这些片段不会胡乱排列，而会以一种特定秩序组合在一起。这样的秩序被称为“组对”，即：“从中挑选出一些对子，并把相反的含义赋予对子的每一方”。这是人类意识结构的普遍特征。这种两极分化的配对，影响着人类几乎所有层面的体验，也蕴含着“生”与“死”一般原始且无可抗拒的张力。

图片来源：《恋地情结》第21页。

这样的张力需要调和，“对立的双方时常因为第三股力量的介入而被调和。”这样，二元就变成了三元。这是否可理解为“一生二、二生三”的创世过程在环境里的体现？“一”——连续、混沌的自然，因人类逃避混沌追求理想，陆续生出了“二”与“三”。有读者可能会问，为何一定是如此过程？矛盾双方为何一定要有第三方来调和？段义孚没有给我们解释。而我认为，除了“道”以外，也再无其它任何上位概念能解释。换言之，这一章，段义孚对人地关系的思考达至了终极。

因为出现了调和的第三方，才出现了中央的观念，于是产生了“圆形”的几何形状。圆形在很多宗教思想里以“曼荼罗”来呈现。那么，“圆形”或“曼荼罗”就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环境的原初基模。人类如何把这个基模重新落实在大地上，好让自己生存于其中呢？

首先，圆形的基模会与基本方位——东、南、西、北——对应起来；接着，人类会在环境里挑选出基本的物质和元素，像金、木、水、火、土、气，分别置于基模的特定位置上；其后，再把自身经验的所有基本层面——包括生死、男女、老少、尊卑、高低、怒喜、四季、原色、动物等——同基本元素一一对应，便形成了一个宇宙模式（如下图：华夏中原人的宇宙模式）。段义孚在书中还描述了印尼人和印第安人的宇宙模式。

图片为本文作者所绘。

这样的宇宙模式是闭合、向心的，也是前现代的。在此基础上，人类建造了房屋与城市——理想的宅与城。

二、理想的城市

段义孚说：“圆形可以认为是无数条边的多边形，但世界各地的人在实际应用中都简化成了数目’四’。”换言之，方形乃是只有四条边的圆，“当象征宇宙的圆形秩序呈现于大地之时，就演化为了一个矩形”。由此看来，方形的城与宅，实际也同样呈现出圆形的意象。另有学者认为，将圆形简化为方形，还同土地划分的实际情况有关。因为若划分成圆形的地块，中间必然出现空缺，无法弥合。无论怎样，圆与方几乎是前现代建筑的基本形式。

“理想的城市与超越性的符号”这一章，正是讨论了前现代城市建筑的格局和意义。

首先，段义孚谈到城市起源。他说：“在过去，人类把城市打造成仪式活动的中心，用宇宙的永恒和秩序对抗自身的脆弱性。”也就是说，城市出现的目的，在于“解决”人的生老病死和大地的混乱。所谓“解决”，并不是指工具层面的消除，而是指符号式地、“理性化”地去解释，甚至可以说是“包装”。换言之，通过构造理想城市，人类方能可视化地去理解从生到死的人生旅途，理解环境里的缺陷，象征性地扭转恐惧与死亡，获得慰藉与安息。

这样的城市起源说，同经济学的起源说大相径庭：“倘若追溯城市生活最古老、最原始的核心，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市场或一座军事要塞，而只会看见某个世界超自然创造的理念”，“城市超越了生活的随机性，反映出了精确性、秩序性和从天堂里投射而来的可预测性。”在《浪漫主义地理学》里，段义孚更为直接了当地说，人类建造城市就是“将天堂搬到地上”。

这样，从本章第二节“宇宙的象征与城市的形式”开始，段义孚便谈到大量城市空间格局的案例。需要注意的是，城市不仅具有最基本的圆与方的理想形状，它还常呈现出同心环的格局。同心环不仅是向心的，还是向上的，与社会阶层关联在一起。

例如，书中谈到的伊朗米底王国的首都埃克巴坦那城正是如此：“城市共有七道城墙，墙垛为彩色，最外围一圈为白色，接着依次为黑色、深红色、蓝色、橙色、银色，最内一圈为金色，环绕着狄俄塞斯的宫殿。城市的不同圈层可能由不同种姓的人口所填充。国王和贵族居住在最内层。社会阶层不断降低、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的居民则依次向外填充面积不断增大的各个圈层，同时地势也在不断下降。普罗大众则居住在最外圈的城墙之外。于是，七道环状的城墙就构成了上升的阶梯，象征阶序性的宇宙。”

2020年3月，上海宝山，地铁站。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由此，这样的城市乃是有秩序的。段义孚在《时间、空间与建筑：哲学的思考》（Time, Space, and Architecture: Some Philosophical Musings）一文里认为，这样的城市不仅对应着宇宙的秩序，它还适合以帝王、官员、商人、手艺人和农民组成的阶层化的社会秩序。

那么，方形又如何体现出城市之理想呢？在“矩形的理念”这一节，段义孚说：“矩形也能象征宇宙，至少矩形被人们视为最适宜组织社会的理想框架”，“而同其它文明相比，中国的城市设计更明确地表达了宇宙的象征性。中国的帝都格局就是宇宙的图案。”比如，紫禁城与北极星（紫微星）相对，该城象征着北极星落在大地上的坐标和投影；中轴线对应着子午线；东、西两门与文、武相对应；四面城墙与四季相对应，等等。

这样的城市将贵胄和农民都包裹在宇宙镜像般的大地模型里，适合二十四节气与昼耕夜息的农耕文明，因此并不鼓励商业的存在。反之，它有时还会压制商业发展。“理想的城市崇尚天空的秩序，这与商业的观念并不符合。城市象征着稳固，而商业象征着不断的交换和增长。不过理想城市的构架，长期受到经济和人口扩张的反复冲击，渐渐体现出了市场法则之下才有的新形式。因此在过去的岁月中，中国的理想城市不断地瓦解掉。”

城市空间格局的这种变化，反映出形而上学的演变，体现出形而上学的命运，这是段义孚欲在书中揭示的重要线索。

在文艺复兴的浪潮里，维特鲁威的建筑理念重新受到重视。“维特鲁威人”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建筑思想。十五世纪，阿尔伯蒂进一步继承并发展了维特鲁威的思想，主张从人类心灵出发，研究建筑纷繁芜杂的样式，并“将建筑学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的个性特征与社会的内在结构之中”（汉诺-沃尔特·克鲁夫特 语）。进而，房屋和居住者身份相契合的观念，逐渐变成一条神圣的自然法则。巴洛克时期有权有势之人，就可以此法则为基础，来建造与安排私人与公共领域的建筑物。城市的空间格局，开始暗示出“整个社会正朝着政治中心化的结构演变”。这样，扇形的格局、开阔的远景呈现在凡尔赛宫；圆形、方形配合开阔的放射状街道构成的十九座星形皇家广场出现在巴黎，广场中央不再矗立教堂，取而代之以国王自己的雕像。当“英雄-国王”赶走了上帝，形而上学的对象就从神转向了人自己。

维特鲁威人。

三、时空意义的变化

段义孚对形而上学命运的思考，集中在第十章“从宇宙到景观”里。

他从时空观念的演变出发，思考形而上学的变化。他第一句话就说：“公元1500年到1700年的欧洲，中世纪垂直的宇宙观渐渐转变为一种新的理解，即世俗地呈现世界的方式。垂直渐渐被平面所取代，旋转的宇宙全景变成了平展的自然片段，也就是所谓的景观。”

可见，大致以文艺复兴晚期为时间节点，欧洲人的时空意义（或时空感）发生了显著变化。当人赶走了神灵，宇宙全景就变成景观片段。所谓“景观”乃指平展的自然片段。德国景观学派注重的，正是地表不同地段因人文与自然要素所产生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景观”的出现，意味着现代时空观的来临。

2022年1月，上海郊区。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前现代人分层的宇宙观和循环的时间观相契合；而现代人平展的片段式景观则与矢量的时间观相契合。为了诠释该变化，段义孚寻找了物理学、文学和风景画的证据来说明之。而为说明此变化在建筑里的体现，段义孚拿“教堂”和“延伸展开式的花园”做了对比。二者分别是中世纪和巴洛克时期的建筑代表，能借此清晰阐明时空观的变化。

他说：“中世纪的大教堂是让人去体验的事物。它是一个厚重的文本，需要人们带着敬虔的心去阅读，而不是一种仅供参观的建筑形式而已”，因此，教堂象征一个整全的宇宙；而巴洛克式的延伸展开式花园继承了古希罗的风格，不仅追求景观的纵深效果，还追求水平方向上的延展和宏大的景象。“当法兰西的太阳王从凡尔赛宫里的卧室向外眺望时，他能俯览整条中央街道，设计利用了扁平的开阔水域和排列成行的树木，让他所看到的景象比实际的街道显得更长。这种试图展示人类意志的设计，其实是无法传达出大自然的气息或超凡的神圣感的。凡尔赛宫里面也有很多石头建造的男神、女神像，但它们看起来都只是像侍卫和仆役而已。”

可见，这样的花园把人类的视线从垂直的天空转向了水平的大地，彷如一个新的箭头伸向了远方和未来。当面对这样的景观，人类自然会感到，自己不仅宰制了自然，还宰制了神灵。相比而言，中世纪的教堂则被其它建筑物紧紧挨着、裹着，“仿佛是矗立在风尘肮脏、茨棘之间的一件珠光宝器”（段义孚《我是谁》），那里没有象征着“英雄-国王”宰制大地的中央大街，神亲自管理着天、地和人，一并包纳进入了垂直而统一的宇宙之中。

2022年1月，上海郊区。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同时，英国自然风格式的花园，尽管摆脱了巴洛克式开阔远景的一览无余，但依然着力于片段式景观的打造，所以依然是现代时空观的产物。进而，段义孚指出，花园景观通过数目有限的视点渐渐操控了人类的审美经验。换言之，试图宰制自然和神灵的人类反过来却被景观所宰制。

面对“景观”，段义孚的态度是悲观的，他说：“无论是17世纪的规范式园林还是18世纪自然式花园景观都不具备吸引我们听觉、嗅觉与触觉的魅力。”所以，段义孚是怀旧的，他仿佛身处遥远的后现代，还回望着天边那残圭断璧般朝向天空的垂直宇宙，似乎在那里，他才能感受到心灵的无拘无束。

四、生活世界与理想

“大多数城市，甚至是所有的城市，都会用一些公共建筑来体现对‘超凡’的景仰，例如建一座纪念碑、一组喷泉、一个广场，或者是一条宽度远远超出‘平凡’的交通需求的大道。在西方的后文艺复兴时期，这些象征符号在城市的无序扩张过程中地位逐渐丧失。一位强势的统治者可能会在这里或那里布下一个形状规整的空间，以彰显他堂皇大气的格调——但它很容易就被吞没在由错综复杂的小路和摇摇欲坠的房屋织就的裙摆下。”

理想与秩序是“理性化”的产物，其反面是原始与混沌。人从原始混沌的潜意识里向上“理性化”出了秩序与光明（light；启蒙），但却始终脱离不开下方的黑暗与无序，似乎后者才是前者得以出生的母体。在海德格尔那里，后者是“此在”本真的“处身性”——畏——它将存在者整体一同显露出来。

段义孚在第十二章里的开篇段，同样试图展示城市这一存在者的整体性，即，若仅言上方的神圣理想，不言及下方的世俗现实，对城市的描述就是不完整的。段义孚在这一章里，力图刻画这“裙摆下”的世界。

2022年1月，上海郊区。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对其中“生活方式”的描述，意味着对“生活世界”（life-world）的研究。“生活世界”是“理想”得以脱胎而出的母体，它围绕和烘托着“理想”，一起构成了现象学的“晕圈”（张祥龙 语）。“生活世界”是风尘肮脏、阴暗世俗的领域，也是城市商业得以孕育的地域。这样的生活世界，由千式百样的人、事、物组成，殊方异类混杂成森罗万象。就在这森罗万象之中，段义孚仍试图捋出一些隐约可见的线索。

人们可以在其中读到，段义孚在后来的著作里重点展开主题的雏形——“城市里的恐惧”（如《无边的恐惧》）；“征服黑夜与底层世界”（如《浪漫主义地理学》）；“城市空间的分隔”（如《割裂的世界与自我》）。而城市生活世界从古至今的大致线索可以呈现为：从鱼龙混杂的前现代，经过乔治王与维多利亚时期的空间分隔，再到现代人车彻底分离的秩序化过程；这也是商业逐渐在城市里取得统治地位的过程。

段义孚主要专著出版时间轴。图片来源：陆小璇，初论段义孚人本主义地理学思想的形成，人文地理，2014年第4期。

1974年的《恋地情结》几乎包含了后来著作里的所有重要主题，也奠定了“段氏风格”（郭文 语）的地理研究与写作，开山之作的地位显而易见。就第十二章的内容，本文不再赘述。

第十三章的内容不难理解，延续了“理想”的主题在现代城市的显现。但“理想”所指的形而上学的对象却从前现代的“宇宙-神灵”，到巴洛克时期的“英雄-国王”，进一步转向“民族-国家”的意象，如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设计理念。进而，若干城市都竞相争夺成为国家乃至世界各种标志与门户的地位。同时，当“英雄-国王”的意象消失后，一座座无神灵也无英雄的城市，便弥漫在das Man（普通人）的生活世界的海洋里，形而上学只能转而力图在日常生活里去寻求普通人的意义——这不仅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任务，也是段义孚的任务。

段义孚深知，在一个早已祛魅的世界里，普通人的生存意义该如何重建？形而上学该如何重建？生活世界的地理似乎是唯一一个可以去挖掘出意义的土壤。因此，当城市失去了宇宙的观照与关怀，就只能呈现出希绪弗斯式永无止境的彼此争竞与奋斗，普通人在其中，只能在无根与区隔的状态下去寻求地方感——对底层社会更是如此，如“史奇洛区”（Skid Row）。

理想的欲求总是与生活世界的现实相伴相生。而后者往往会成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因此，理想总会移向远方，为现实注下一道投影。城市裙摆下的更外围——郊区（第十四章的内容），则常常承担远方的角色，它始终与城市的意象相对立：在前现代的宇宙城市之外，它承载着魔法与巫术的迷思，是人们既畏惧又向往的存在；在混凝土筑成的现代城市荒漠之外，它又幻化为理想之地，似乎能集城市与田园双方的优点于一身。

总之，理想始终不在当下，人只能活在理想的投影而非本体之中——《恋地情结》“总述和结论”的最后一个自然段正是此意。

2021年12月，上海，宝山区。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结语

阅读段义孚的书，往往难以得出一致的标准答案；所谓标准答案，也不是段义孚撰文写书的追求和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目标。读他的书，能在我心中唤起些许欣赏修拉的名画《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的感受。修拉是十九世纪的一位点彩印象派画家，其绘画理念和技法，在于通过各种色彩的组合与叠加，得到视觉上的色彩残象。比如，观赏者看到的绿色，其实是画布上很多色彩叠加之后，在人的视觉上所形成的残象。段义孚的写作理念何尝不类似于此？当他将各种不同的案例与阐释叠加在一份文本之中后，始终需要读者本人在阅读体验里形成自己的残象，于是，你就有所悟了。

（作者刘苏系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讲师、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