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爱尔兰问题百年历程：抛弃暴力之途，回归和平之道

作为英国脱欧公投的连锁反应，在苏格兰提出独立公投的要求后，北爱尔兰第二大党新芬党也于2017年3月14日发表声明，称将推动举行北爱尔兰独立公投。由此，沉寂多年的北爱尔兰问题又重回人们的视线。

北爱尔兰即爱尔兰岛的厄尔斯特地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新教徒主要是苏格兰和英格兰移民的后裔，他们在宗教上尽管并不完全统一，但都属于新教，奉行共同的新教文化和新教价值观，在情感上自然对英国存在向心力。与之相反，人口稍少于新教徒的天主教徒在宗教和民族情感上则与南部的爱尔兰共和国相契合。北爱尔兰问题出现的根源在于数百年来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和宗教政策。

北爱尔兰位置（红色部分）

走向“暴力之途”

自1921年《英爱条约》签订以来，北爱尔兰问题一直是英国与爱尔兰的“死结”。英国在1949年通过《爱尔兰法案》（Ireland Act, 1949）明确了北爱尔兰作为联合王国一部分的法律地位。此后一直到1967年，英爱双方尽管龃龉不断，但都致力于维护北爱尔兰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度过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

自1967年起，由于政治地位长期得不到改善，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逐渐抛弃和平斗争的手段，转而支持由爱尔兰共和军（1919年由新芬党创建）领导的武力斗争，并呈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倾向。与此同时，新教徒也做出应对，成立了以武力对抗和恐怖活动为主要手段的准军事组织。

伊恩·佩斯利

新教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是长老会极端主义者伊恩·佩斯利（Ian Paisley, 1926－2014）。他于1951年创建自由长老教会（Free Presbyterian Church），并于1956年参加新教极端组织“北爱尔兰新教行动”。他认为对天主教徒的任何挑衅都要坚决予以回击，任何向天主教徒的妥协都会最终导致新教徒的败退，从而将北爱尔兰拱手让给天主教徒和罗马教皇。他在1966年参与创建了新教统一党（Protestant Unionist Party），该党于1971年改组为民主统一党（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在政府对天主教徒声势日隆的民权运动做出让步的情况下，以佩斯利为首的新教激进派做出强烈反应，他们对参与民权运动的天主教徒发动袭击，与复兴的爱尔兰共和军陷入长期武装冲突之中。

1969年8月12日，新教徒在庆祝1689年伦敦德里之围（威廉三世镇压天主教起义）时，与愤怒的天主教徒发生冲突，随后双方的武装冲突不断升级。在持续的骚乱下，北爱尔兰自治政府失去了对局面的控制，英国军队迅速进驻北爱尔兰恢复秩序，开启了军事管制时期。

然而英国军队的介入未能缓解教派冲突，由于其对新教徒的袒护，很快丧失了天主教徒的信任。1970年1月，新芬党在都柏林召开会议，就是否在北爱尔兰使用武力进行斗争的问题展开讨论。随后，主张采用武力的激进派退出会议，形成“临时派”；多数反对武力斗争的新芬党成员留下继续开会，称“正统派”。

临时派的武装斗争主要以暗杀和制造爆炸等恐怖手段作为对新教徒的回应。1971夏天，双方的恐怖活动达到高潮，英国政府偏袒新教徒，将三百多名天主教徒作为恐怖活动嫌疑人逮捕，激起了天主教徒的强烈敌对。在1972年1月的反政府游行中，英国军队向示威的人群开枪，导致数十名天主教徒在冲突中死伤，这即是“血色星期日”事件。由此，群情激愤的天主教社区对爱尔兰共和军的支持大大深化，爱尔兰共和军发起新一轮恐怖活动，先后导致数百人在袭击中丧生。此后，英国和北爱自治政府失去了对天主教社区的控制能力，这里实际处于爱尔兰共和军的掌握之下。

面对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1972年3月，英国出台了《北爱尔兰宪法草案》，明确天主教徒享有与新教徒平等的政治和社会权利，并表示将成立一个由英国、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三方组成的委员会商讨北爱尔兰的未来。但是，爱尔兰共和军无法接受由英国控制北爱尔兰主权的事实，而新教极端分子也对与天主教徒分享平等参政权表示不满。最终，动荡的局势并没有好转。

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的恐怖活动愈发猖獗。1972－1974年，北爱尔兰连续三年的爆炸事件都达到1000起以上。共和军对英国本土的袭击也呈加剧趋势，袭击的规模和次数都大大增加，仅在1973年的伦敦汽车爆炸事件中，就有超过200人死伤。1974年是恐怖活动最猖獗的一年，连续发生的多起袭击导致数百人伤亡：2月的公共汽车爆炸导致12名士兵和家属身亡；伦敦塔的爆炸致使1人死亡，41名孩子受伤；6月威斯敏斯特大厅外的爆炸导致11人丧生；11月伯明翰两所公用房子的爆炸导致21人死亡，182人受伤。

共和军的袭击方式也在朝向现代恐怖主义发展，他们除了使用常规的枪战、暗杀、狙击和炸弹爆炸等手段外，还采取了人体炸弹、汽车爆炸、摇控爆炸等多种极端非人道手段。警察、军队和一些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共和军的袭击活动也遭到新教徒的疯狂报复，新教徒的武装组织包括北爱尔兰防卫协会、北爱自由战士、北爱志愿军、北爱防卫团等。新教徒的攻击与谋杀迫使大批天主教徒离开家园，南迁爱尔兰共和国境内，或移民至海外。

在持续的冲突下，北爱尔兰联合政府彻底垮台。双方的流血冲突进入高潮。1979年3月，英国派驻北爱尔兰的大使理查德·塞克斯爵士（Sir Richard Sykes）被暗杀；8月，蒙巴顿伯爵一家在游船上被共和军炸死；此外，12名英军士兵遭到共和军伏杀。面对持续的血腥事件，1979年9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来到爱尔兰，他在德罗赫达（Drocheda）向台下聚集的数十万天主教徒发表了“抛弃暴力之途，回归和平之道”的呼吁。他告诫人们：“上帝要求所有人抛开一切仇恨，停止一切暴力。”他还呼吁政治家们向暴力分子证明“正义可以通过和平的、政治的方式获得，和平能够实现正义的事业，而暴力不能”。教皇的和平呼声对于平息北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激愤起到了重要作用。

都柏林机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踏足爱尔兰之处

回归“和平之道”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罗马教廷、英国和爱尔兰共和国政府的多方努力下，北爱尔兰的和平进程终于步入轨道。尽管冲突与流血事件并未中止，但和平解决北爱尔兰问题已成为各方的共识。1982年，撒切尔夫人领导的英国政府、爱尔兰共和国政府及北爱尔兰新教徒、天主教徒各政治派别进行了以和平为前提的多轮政治磋商。最终，各方确定了按比例制原则选举议会，重建北爱尔兰政府。在持续的教派冲突下生活的大多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对这一行动表示支持。

格里·亚当斯

爱尔兰共和军仍旧坚持爱尔兰岛统一的斗争目标，但其在天主教社区中的支持度和影响力日益下降。格里·亚当斯（Gerry Adams, 1948－）成为领导人后，对共和军进行了改组，规模大大缩小。当然，他们也并未放弃武力对抗的斗争方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共和军的恐怖活动虽有所减少，但并未中断。1984年10月，爱尔兰共和军在布莱顿的格兰德酒店制造了一起爆炸，企图炸死正在此地召开保守党年会的撒切尔夫人和该党的领袖们。尽管撒切尔夫人幸免于难，但仍有4人在爆炸中丧生。1991年2月，共和军使用迫击炮袭击了唐宁街10号，幸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在不久对伦敦维多利亚火车站制造的爆炸中，有40多人死伤。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促成爱尔兰共和军放弃恐怖活动，英爱两国政府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1993年12月，英国与爱尔兰共和国共同发表了《唐宁街宣言》，双方都做出一定让步，并就爱尔兰共和军永久停止使用暴力和吸纳新芬党参加和平谈判达成共识。这一宣言得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热烈响应。爱尔兰共和军和新教武装也在次年先后作出停止军事行动的声明。作为回应，英国宣布解除对新芬党的禁令。

1995年2月，英爱两国就爱尔兰共和军解除武装和吸纳新芬党加入北爱尔兰问题进入实质谈判阶段。但在这一关键时期，梅杰政府坚持将共和军永久放下武器作为新芬党参与和谈的先决条件，致使和平进程中断，共和军又重新开始暴力活动，导致数百人伤亡。

“受难日”的和平

1997年，工党的上台为北爱尔兰和平进程打了一针“强心剂”。布莱尔政府一改保守党的强硬态度，不以共和军永久停止暴力活动作为先决条件；作为回应，共和军也做出让步，宣布“完全停止军事行动”。之后，新芬党参与了多党和谈。当年12月，在美国的斡旋下，共和军和新芬党领导人格里·亚当斯与布莱尔在唐宁街首相官邸进行了历史性会面。

1998年4月10日，谈判各方达成了《受难日和平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这是一份关于北爱尔兰未来的纲领性文件，由北爱尔兰大多数政党达成的多党协议和英、爱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两部分构成。其主要内容涵盖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创造性地确立爱尔兰共和国、英国政府与北爱尔兰的新型关系。英国与爱尔兰共和国政府达成妥协，英国分阶段解除军事管制，爱尔兰则删除宪法中对北爱尔兰的主权要求，两国组成协调委员会，处理涉及两国间和北爱尔兰的相关问题。同时，南北爱尔兰建立协调委员会，处理相互关系，并督促各派势力放弃武力，停止一切暴力活动。其二，建立一套联合北爱尔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各主要政党的政府体系。除了强化北爱尔兰政府各职能机构的地位和作用，最受关注的当属体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两大族群政治权力对比的北爱尔兰议会。北爱尔兰议会在协议正式生效前选举成立，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议会组成上达到基本均衡，贯彻了协议中“双民族共享权力”的政治原则。新芬党也在新议会中获得了18个议席。

必须指出，协议的达成有赖于相关各方做出的妥协与让步。其中最难能可贵的，一是爱尔兰共和国能够理性面对爱尔兰岛南北分裂的政治现实，勇于卸下历史包袱，正式放弃对北爱尔兰的主权要求；二是除了民主统一党等个别政党外，北爱尔兰新教徒能够从北爱尔兰和平大局出发，正视天主教徒的政治诉求，在政治上做出让步。从新议会的构成来看，天主教徒通过和平协议获得了基本平等的政治权力，改变了过去新教徒长期把持北爱政权的局面。有学者指出：《受难日和平协议》与北爱议会的选举意味着北爱尔兰问题“在各方的妥协与让步之下，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得到了初步解决，这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事件”。

《受难日和平协议》签订以来，爱尔兰共和军和新教激进分子的暴力冲突和恐怖活动基本停止了。当然，北爱尔兰问题并没有完全终结，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隔阂尚未消弭，在北爱尔兰这片土地上，他们生活在各自的信仰和价值观体系之下。可以相信，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种以宗教为精神边界的对垒必将逐步被理解和包容取代，这不仅符合传统新教主义的自由精神，也契合天主教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以来倡导的“和平”与“对话”的方向。

位于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的议会大楼

未来何去何从？

近年来，北爱尔兰地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两大族群人口的比例正发生着巨大变化，人口基本结构的变化势必会影响该地区未来政治发展的走向。根据北爱尔兰统计与调查部（Northern Ireland Statistics & Research Agency）公布的数据，自1861年以来，新教徒人口的比例从五分之三上升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三分之二，天主教徒则从五分之二下降到约三分之一。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起，新教徒人口比例开始持续下降，天主教徒比例不断上升。2011年对宗教人口的统计显示，北爱尔兰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人数已经非常接近，分别为41%和42%。

人口比例变化出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家庭观念存在显著差异。调查显示，北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家庭成员平均数较高，为2.76人，新教徒家庭平均人数则不足2.5人。约有14%的天主教家庭拥有5个甚至更多的成员，而新教徒的这一比例仅为8%。这种状况直接决定了两大教派在年龄结构上的差异，即北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比例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小；与此相反，新教徒的比例则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大。这意味着，在目前两大教派人数已基本持平的前提下，天主教徒的数量将超越新教徒，并将逐步拉大两者差距。 此外，在北爱尔兰的人口调查中，有10%的人宣称他们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还有超过6.8%的人虽然表示自己有信仰，但并未对属于何种宗教给出答案。与天主教徒人口年轻化一致，无宗教信仰的北爱尔兰公民也呈现年龄越小，比例越大的现象。

自北爱尔兰问题产生以来，新教徒人口高于天主教徒是造成两大族群政治地位长期不平等的重要根源，也是最初北爱尔兰通过公投继续留在英国的主要原因。随着北爱尔兰宗教人口结构的加速变化，北爱尔兰的政治未来存在越来越大的变数。一旦新芬党推动独立公投成功，北爱尔兰或将迎来新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