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拍摄的本质，是对别人生活的攫取丨赋格非虚构影像工作坊分享

「纪录片导演本质的技巧是剪辑的技巧。」 

「纪录片导演与拍摄对象之间，是合作，不是（类似）一个作者跟工具之间的关系。」

「归根结底，纪录片创作者表达的，是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倾听并为TA发声’，我觉得这是纪录片的一个传统。」

「你的高度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作品的高度。」

「纪录片会比剧情片显得更加接近现实一点，但我们不要真的以为电影里的真实就是生活当中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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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赋格非虚构影像工作坊」导师、学员、嘉宾合影

第二期「赋格非虚构影像工作坊」，请来了纪录片导演杜海滨作为导师，结合自己的实际拍摄经验，与学员们一起探讨纪录片创作中的实际问题。

由Figure发起和主办的「赋格非虚构影像工作坊」，是一项以讲授与分享为核心的影视制作线下交流活动，持续邀请制片人、导演、编剧、摄影、剪辑等业内各领域的大咖作为导师，透过「公开课」「主题论坛」「代表作赏析」等形式，讲述不同门类的实践经验、问题处理诀窍。

我们希望这个工作坊不止于教授技艺、赋能个体，更关乎创作思考和实践的方法、审美、价值观。我们也更希望它的价值体现在连接未来产出的作品和作品背后的创作者。

「别人赋能，我们赋格」。

以下是第二期「赋格非虚构影像工作坊」公开课《纪录片创作》节选：

杜海滨
纪录片导演，代表作：《铁路沿线》、《伞》、《少年·小赵》等。
「赋格非虚构影像工作坊」第二期导师

纪录片拍摄，导演要在现场

拍在纪录片创作中，纪录片导演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位置。

作为纪录片导演，需要一个最基础的，也是作为社会人需要的一种能力，就是社交能力。

当然，这个能力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交，不是你去一个影展或者Party上认识几个人而已。这个能力是两个方向的：一方面是对内的，包括了我们与拍摄对象、工作团队的关系。整个拍摄阶段，跟拍摄对象、工作团队，会密集地待在一起，这段关系应该如何处理？比方说在拍摄现场，作为导演，我该如何去向他们传达我的意图？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相互默契，它不仅是你导演有一个想法的问题，它还是你如何去传达这个想法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对外的，导演要对整个现场的外部环境有一个把控，需要有一种整体观、全局观，与创作有关的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要关照到。如果说这个片子是制片人制的，可能制片人会帮导演承担一部分工作，但也只能是协助。从前期沟通到中期拍摄，甚至包括到后期的剪辑完成，导演都应该有一个全局性的掌控，而不是说遇到了什么问题，才去解决什么问题。

我记得刚刚入行的时候，很容易会觉得自己是做艺术的，纪录片是电影当中最艺术的那个部分。所以（很多事情）不去考虑，觉得那个不是艺术家该考虑的事，往往是在这第一步就出错了。

纪录片导演拍摄，还得有一种前瞻性。纪录片的拍摄与剧情片不同，它是根据现场情况进行创作。现场的情况瞬息万变，如何掌握变化的规律，或者是预感预知变化，就需要导演通过掌握之前的信息，并从创作的角度，对之后有可能会发生的，对未来的事情、未来的变化，有一种预判。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创作者提出了完全相反的创作观念，比方说日本纪录片导演想田和弘，他就完全反对事前调研，认为所有的调研都在伤害这个影片——这倒并不是说谁对谁错，只是大家选择的方式不同。我是认为前期调研非常重要，前期调研当中不仅包含了对你要拍摄的内容调研，还包括拍摄时的技术调研，以及思潮背景的调研等等。

前期调研结束，组织团队——纪录片创作不一定非要一个团队，一个人也可能拍出优秀的片子，但还是有更多的人选择与团队一起工作，因此你需要找到一支对脾气、符合你创作方向的班底。比方说你要拍一群玩滑板的少年，但是你找了一个不太喜欢这种运动的摄影师，或者他的身体无法支撑高强度运动的拍摄需求，那这个摄影师就不一定是合适的。

搭班子之后要试拍，拍出来的东西大家一起边看边讨论一下，或者导演找几部要对标的影片，共同拉片。因为谈论如何拍摄的时候，是空洞的、抽象的，而观影后的讨论则是针对性很强的，不一定非要与自己的创作有密切联系，有时候只是一个讨论的由头，可以尽可能的去达到一种有效沟通。

选择跟摄影师合作的原因之一，其实是导演希望有另外一个创作大脑进来，给影片创作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与丰富性，但的确也会给创作带来一种挑战。

为什么要有这种可能性、这种挑战？作为纪录片导演，我们在现场经常要做的事情就是控制——控制具体画面、拍摄方向、拍摄目标，以努力达到自己的主观意图。但是与团队合作就会带来失控的危险，特别是摄影师，他本身也有自己的兴趣和方式，如何才能心安理得地把素材采集权交给另外一个人呢？这就需要我们导演要对拍摄有一种全局的把握和了解，也需要一种对团队的信任和理解，同时还需要我们自己与拍摄保持一定的距离，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去看待当下的拍摄；并且经常去回想最原始的出发点，回想自己为什么决定要拍摄这样一个影片，回想自己为什么要组一个团队来做这件事，把它的前前后后再想清楚一些，也许你会从容、豁达、睿智一些，自然也就找到了解决的方案。这个是我自己亲身体验到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在一个对未来不确定的情况下，能够不断地找到自己、获得力量走下去的方式。

同时，根据不同阶段的拍摄，也要重新审视或者是修正自己一开始的认知或者是观点，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外力的加持，比方说拍摄对象对你的帮助，你的团队对你的帮助，要善于在工作中学习。

摄影师带来的画面很多时候是多意性的，而到了后期剪辑台上，导演这时才会考虑如何将这种多意的、开放性的画面组织在一起，形成观点和态度，说到后期，其实我觉得纪录片导演本质的技巧是剪辑的技巧，剪辑也是电影创作当中最像或是最有艺术感的。

前期在现场的工作，你可以说是「民工」，或者是某种带有美感的体力活。但是到后期剪辑时候，你很像一个拿着颜料拿着笔画画的艺术家，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各种你看到的素材被你归成同类色。

于我理解，后期还是在弥补前期那些失误。当然，前提肯定是你不能乱来，因为前期拍摄过于机动，有时候再敏锐的工作者也不一定来得及应付，所以剪辑台上需要有一定的弥补。虽然后期有很多技巧，但你也不能乱来，你不能把这个黑说成白，更不能改变最初通过现场建立起来的感受、判断和了解，但你完全可以通过后期去改变一些局部的事实。这里就涉及到了纪录片的伦理问题。

纪录片拍摄是有底限的

比尔·尼科尔斯的《纪录片导论》里一开始就提到「为什么伦理是纪录片创作的核心问题？」——这么多年以来，我自己创作的一些心得里面，伦理往往是压倒创作的最重部分。

一边是我们特别希望把纪录片的创作当作一种纯粹艺术的创作，当作用调色板在绘画；但同时，我们又知道，其实我们是在跟真实的人在合作。

是的，合作。我们必须得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无论你是谁，无论是大师还是一个初学者，我觉得纪录片导演与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它不是作者、画家跟模特之间的关系。剧情片可以，剧情片导演完全可以把演员当模特、当道具、当符号，但是纪录片不可以，这是一个基本底限，艺术创作不能跨过这个东西——这有点像政治正确，但是好像也没有更好的方式了。

尊重拍摄对象的权利里面，首先就包括了他的知情权。我们讲以诚相待，诚到什么程度，每个人的理解和做法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唯一可以去考量的，我们（纪录片拍摄者）只能问自己的内心：「我在多大程度上，向我的拍摄对象坦诚了我的所有？」

当然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们不愿意坦诚，有的时候甚至可能连自己都不清楚。2015年，我在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遇到一个美国的学者，他当时挑战了我一下。他说，我觉得你们中国纪录片导演都有这个问题，你们不诚实，你们对于拍摄对象隐瞒了拍摄行为。

我说，不可能，我现在已经不至于再隐瞒自己的这个拍摄动机什么的，我都会很坦然地告诉拍摄对象。他说，你有没有告诉拍摄对象，你这个影片未来会可能会进到电影院跟众多的陌生人见面，未来可能会在国际的影展上得奖或者放映，被一些所谓专业的人品头论足，这些东西你讲了？如果你没讲，你就是不诚实。

他的意思是，如果片子未来可能会得奖或者进到电影院，被拍摄对象就会在更大范围内被看到，被陌生人看到，被平生永远不可能见到的外国人看到……那么被看到之后，大家可能对他有种种评价甚至是非议，这些也是需要提前充分地告知被拍摄对象。

我当时觉得他有点吹毛求疵，但是后来我想想也不是没有道理。被拍摄者的知情权就是他要知道我们在做的是一件什么事，这件事未来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发展状况，它的外延是什么？这个就是考验我们沟通交流的能力：如何让一个本来就是事实的事，你传达出来的时候让对方也觉得你是诚实的，而不是说你有所故意掩盖。

我们纪录片当中的人，在你拍摄的阶段，到你拍摄结束之后，他的生活一如既往地延续，不会因为你的拍摄而中断，也不会因为你的拍摄而产生本质的改变。所以他的生活体现了什么？承载了什么？是一开始看到他的时候就要想清楚的。

我想不会有人认为可以100%地拍到被拍摄者绝对完整的影像吧？我们能做的，比如说预设一个场域，然后把拍摄对象作为一个想象中的符号，逐渐地具体化、个体化，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我非常期待的过程。但现场拍摄中，被拍摄对象是否与我的预设，或者我一开始设置的影片调性，或者是所谓的主题保持一致，我觉得这都是剪辑台上来解决的问题。在拍摄现场，我是希望说可以随着他个人的情况去如实地记录，不去做太多地干涉和改变，这些也是不必要的。

至于说，摄影机的存在会不会加剧一种戏剧性的张力？或者说我们强调所谓的记录性、真实性，多少是被摄影机改变了的？我们当然需要正视这个问题，但并不是说要把所有思考的方向全部翻盘过来，认为我们拍摄就是在消费被拍摄对象，我觉得这样想有的时候是一种矫枉过正。

「倾听并为TA发声」，我觉得这是纪录片的一个传统，纪录片存在的价值跟意义就是一直站在社会进步角度。

我相信每一个选择纪录片的人，首先可能都是因为喜欢这个事，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社会责任感。纪录片是一个相对自由、相对独立而且相对容易上手的，并且可以让你能够感受到责任的一种电影方式。在做纪录片这个领域里面，你可能需要随时保持一种清醒，去观察参与到我们的社会共建当中。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受到一些外界诱惑刺激，可能有些人最初的那个出发点，就会发生一些偏移，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我必须得先赚够钱或者先得到大家的关注，我才能做我想做的事。我觉得，这是把路子走歪了，还是要调回来。你付出多少，你的回报就是多少，那种机缘巧合成功的案例是有的，但是大部分人我觉得只要你踏踏实实地做，不管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多少都是可以在这个领域里面获得回报的。

我们也不要去刻意地去限制自己，因为创作实际上最重要的是自由。你们不需要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或者是那样做，为什么要把这样的采访跟那样的观察结合在一起？有的时候是一种直觉在起作用，这个没有什么道理，因为所有的东西是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是在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里面。未来纪录片是一个什么形态或者是会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我想只要我们这些人都还在，只要喜欢看影片文本的人还在，只要电影当中的珍贵的东西都还在，我相信影视作品，包括像纪录片这样严肃的影视作品，应该都还会长期存在下去。

纪录片拍摄需要克制

纪录片伦理当中还有一个我觉得同等重要的，就是对于「真实」的理解。

真实是一个比较难以判断的、抽象的甚至是意识形态当中的一环。大家都觉得纪录片就是关乎真实的，拍摄时我们都愿意说，我们把一个事实呈现出来，我们呈现一个现象，或者是说我们想还原一个真相等等，这都是说辞，归根结底，我们要想表达的，是我们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这个里面并没有什么金科玉律需要遵守，但是可以用什么来判断？我们可以用一种主观感受：你传达了某个人物，我看到之后觉得离我理解的那个人物有偏差，你可以说拍摄中他就是这个样子——你完全可以这样去坚持——但实际上你内心知道你在处理的时候是做了手脚的。

很多时候，我们在具体的拍摄当中，会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或者是说在事件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会不自觉地加入一些个人判断的因素，但是这些东西对影片来说是有着伤害的，需要纪录片创作者有所自省。你可以对被拍摄者有所好恶，同意不同意或者是喜欢与否，都可以按照你看到的那个事实去呈现，但需要克制，起码也要把那种复杂的东西呈现出来。

另外一个就是拍摄上的克制。你得有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当你感觉上天赋予你了一个绝佳的空间跟时刻拍摄到一些重要的镜头之后，开始有些沾沾自喜、春心荡漾、不能自控的时候，你必须要冷静下来，越是这样的时候越要冷静，越要把你那些花里胡哨的想法、手段收起来，要问自己说这是不是合适的，三思而后行。

政治学上老讲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当你手拿摄影机的时候，记录什么、怎么记录，跟被拍摄那一方是没有关系的。意味着什么？你获得了一种绝对的素材或者是说你对获得这段素材有绝对的权力。它会让你产生一种权力给你的飘飘然，所以要谨防这种创作上的腐败。

我们是否能够认识到，我们拍摄的本质，实际上是对别人生活的一种视觉上的攫取？这种攫取是一个物理的存在，记录在了我们的存储卡上、胶片上、磁带上。无论你有什么能力，你面向我摄影机的部分，你的画面加声音已经被定格下来了，而且未来有可能会成为组建我影片的某部分。在这个电影当中，你可能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将会被确定下来。

作为纪录片制作者，我们还要充分意识到，纪录片的脆弱性、局限性或者说欺骗性。

如果说你把纪录片当做一个非常私人的抒发情绪的东西，可以不用考虑。但如果是作为一种公共媒介，我们强调：我们不是虚构的，我们的素材是对准了现实世界拍摄而来的。那么外界也会对我们有一种上帝视角的期待，觉得可以通过我们的纪录片知道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或者说本质、真实。

但并不是，实际上我们呈现的只是基于创作者能力的判断，换句话说，你的高度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这个电影的高度。纪录片有点像是艺术创作，暴露的是你个人的认知水准，所以我们得特别清楚地知道：自己其实是一个用现实影像创造某种意识形态，或者是创造一个有所内涵的电影文本的人，不要人家说你们纪录片是真实的，我们就也点头迎合——这在认知上是有问题的。

戈达尔说电影是24格的真实。纪录片也会比剧情片显得更加接近真实一点，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要把电影与生活混同，不要真的以为电影上的真实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真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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