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后强丨“民科”到底招惹谁了？

不知何时，在社会上冒出一个“民科”新词。

原来，我还不知道有这个新物种，是因为听了一个民间故事，才关注“民科”这个概念。传说，一个杂志在匿名送审一名院士的一篇论文时，被审稿人说成是“民科”作品，建议退稿，幸好总编慧眼识珠，把文章发表了，此文后来得了国家大奖。据说这个审稿人事后知道作者是谁了，肠子都悔青了，但事情已经成为“江湖”笑话，传得很远，不可挽回。

判断一篇论文是否发表，不是看学术水平，而是看作者身份，一般要求是博导，最好是院士，还要有国家基金课题资助，这是一个“独特”现象。我的一名研究生写了一篇质量很高的论文，我叫他独立署名去发表，结果投寄六个刊物都没中，最后无奈加上了我的名字，很快在一家重要刊物的重要版面发表了，年轻的研究生无限感慨说“没有导师还真不行”！文学界有个真实故事，一个作家得了大奖后，把以往的退稿全部集中成册，全国多家出版社纷纷强烈要求出版，作家因此得了一笔好收入。据说，著名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在得茅盾文学奖之前都被多家出版社无情退稿。编辑，尤其是一些核心期刊的编辑，对博士能否答辩、职称能否晋升、课题能否通过、就业能否实现，具有一定决定因素。我担任学术期刊总编辑和博士生导师多年，遭遇此类滑稽事太多了。一项具有颠覆性的学术成果，往往超出常人认知，时常被认知不够的审稿人或者编辑当成“民科”否定，而这一现象还极为普遍。由此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社会上会有“民科”这种提法？科学研究还有“民科”与“国科”的差异？我想，问题也许出在“官本位”上！有“官方”背景，就是好货；没有，就是歪货。这种思维，会极大伤害我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必须纠正！

我对于网络新术语研究不多不深，“民科”可能来自“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体制之分。我上百度查阅，有的说，民科可以理解成民间科学爱好者 ，指那些游离于科学共同体之外而热衷于科学研究的人员；有些置身于科学共同体之中，但从事一些并未列入科研计划的个人也叫“民科”。有的说，民科是在非国有科研机构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爱好者。体制外的是民科，体制内的是国科。有的又说，民科是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科学训练，也不精通相关领域的科学理论，更没有国家的科研经费支持，但却对科学研究有浓厚的兴趣，敢于提出或解决某个重大科学问题的科学爱好者；或者是希望一举推翻某个著名的科学理论，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却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的科学爱好者。

最后这类说法，囊括的人员就较多了，对于解决“卡脖子”技术的人员也是个打击，让人更不敢从事颠覆性创新，因为原始创新很多都是“破坏”顶层规则，与守旧的传统科学共同体格格不入，稍不小心就误入“民科”群体。同时，“民科”这种定义牵涉学历和学习了，把知识和文凭当成了划分民科与国科的界限标准。有关媒体总结，民科的特点是，对于探索未知世界有强烈的热情，对于自己的研究非常执著，社会对他们的探索往往缺少必要的宽容；民科一般属于偏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或受过高等教育，但努力方向却并不在他所学的专业方面；他们的研究完全是出于兴趣而非功利。这种定义的“民科”，几乎囊括了全部科研人员。

关于民科的这些定义，他们忘记了一个根本，科研，是人类探索真理的一种激情燃烧，哪有什么民科与国科、私有与公有之分！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是国有机构也不是权威专家说了算，更不是以书本知识为标准。因为书本与专家都可能有错。

一个科研人员，关键是能力与智慧，不是知识与文凭；一项学术成果，关键是突破与创新。习近平总书记评价只有中专学历的陈学庚院士：英雄不问出处，谁是英雄，要在“战场”上见分晓。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抓创新不问“出身”，只要能为国家作出贡献都会全力支持。这为我们如何看待“民科”指明了方向，拿出了标准。

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科学家都是“民科”或者做过“民科”，比如张衡、祖冲之、僧一行、黄道婆、李时珍等。当代，仅有中学学历的钱穆、梁漱溟、启功、叶圣陶等成为学术大师。我们熟知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年轻时也是“民科”，后来进入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当了教授、研究员；著名数学家陆家羲，是在内蒙包头工作的非科班的数学爱好者，在贫病交加的艰苦条件下，独自破解了100多年悬而未决的世界难题。国外的“民科”更多，大家熟知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也算“民科”，他们当时没有官方身份和国家经费；律师出身的费马，却成了迄今无人撼动的业余数学之王；只上了3个月学的爱迪生曾经也是“民科”，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发明家、企业家；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创立了系统论；德国气象学家魏格纳，后来成为大陆漂移学说创始人；画家莫尔斯发明了电报，画家达·芬奇留下了数万件发明材料，律师赫维奇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由“民科”成为名人或者“国科”的例子，不胜枚举。那么为什么不能容忍“民科”？有的人甚至对“民科”恨之入骨，露头就打，四处说坏话，“民科”到底有啥害处？他们不要国家的房子、票子、车子、帽子、位子，自带干粮搞科研，有的贫困交加，有的抱病而逝，有的终身残疾，有的妻离子散，有的家破人亡……他们是在为真理而奋斗。可有些人还要臭骂他们，打击他们，污蔑他们，良心哪里去了？“民科”到底招惹了谁？

“民科”们不外乎就是敬重您，想请教您或者求您看看他的研究成果，可能会耽误您的一点时间，您就那么烦？他们的研究，可能是定性多、定量少，想法多、实证少，错误多、正确少，重复多、创新少，但也可能有很好的思路，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人格和想法。他们没有经费、没有资料、没有助手、没有后台、没有阵地、没有桂冠、没有名气、没有交流，几乎都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战，要出真理性的大成果的确很难。体制内的专家，往往从学科的角度，对他们的研究持保留意见或者给于否定。“国科”凭借自己的官方背景、国家平台、闪光桂冠、地位优势、资金保障，养尊处优，高高在上，盛气凌人，但有些人也没有什么原创性成果，很多人甚至是“跟屁虫”“追风者”，有什么本钱骄傲？却要在“民科”面前耍任性、摆摆谱，实质是内心虚弱，底气不足。

“民科”的优势是没有思维定势、没有框框套套，没有圈子文化，没有门户成见，没有考核压力，敢于大胆设想，挑战权威，开辟新路。著名作家王蒙说过，已有的阅读和知识可能阻碍后来的学习与体验。人们失败的教训都在于犯了经验主义错误。读书少、知识薄、经验缺，在某些情况下也许成为创新优势。不少颠覆性的技术突破，往往在民间，所以俗话说，高人在民间!

我认识许多著名的“国科”大人物，比如钱学森、苏步青，他们对“民科”非常尊重，对“民科”的遭遇非常同情，力争做到有求必应，每来必见，每信必回，对我很有教育启示。我在学生时代曾向钱老写信请教，很快收到了他的回信，令我意外和感动！我决心以老一辈科学家为榜样，真诚对待每位请教者。有位安徽的年轻“民科”研究相对论，就像一个上访群众，背着水壶和干粮，搭便车赶到成都见我，我组织学术沙龙听他的报告，指出问题，肯定优点，后来他考上了博士生，毕业成为大学教授。有位四川绵阳的老年“民科”，研究超弦理论十多年，差点离了婚，多次到成都见我，我帮助他理清思路，修改论文，出版著作，后来在学术界产生很好反响。我见了几位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费马大定理、量子纠缠、宇宙起源、地震预报的“民科”，我告诉他们，敢于挑战世界难题，勇气可嘉，是好事，但也要量力而行，做好知识准备，他们后来放弃了这种探索，成为了有名的企业家。

有人认为，“民科”现象的出现，与对科学家的宣传和重视有关。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强调，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理想，为国争光，为人类造福，个人的物质生活乃至生命都是可以牺牲的。民科的理想主义形成与这种宣传有关联。同时，这种“争光理想”与某些传统思想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以及民间多年流行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表现形式上也有一致性，因而民科也可能潜藏着某种功利之心。

“民科”的存在，对民族对社会有利无害。有越来越多的人去探索科学，是社会文明成熟的体现。民科所作的发明创造对社会可能是有益的，有的“民科”不乏真知灼见，不应给他们戴上“伪科学”的帽子。社会和媒体应给民科以更多的包容和尊重。官方的科研机构或学术团体应该向民科开放，让民科了解科技界的前沿动向，同时也引导他们合理选题，正确行进。

我们建议出台民科相关法律条款，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每年召开民科学术研讨会，让他们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设立相应科研基金，解决民科经费问题；鼓励新闻媒体宣传有真才实学的民科人物，营造良好创新氛围；支持民科与国科合作，推进学术共同体建立；在有关杂志开设专栏，发表民科论文。希望“民科”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不图虚名，量力而行，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努力做出货真价实的成果，为自己正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本文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李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