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的最后十年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曾庆瑞和他的夫人赵遐秋是陈映真在大陆的两位挚友。结识26年来，他们互相奉为知己，亲如家人，过从甚密。赵遐秋身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兼任中国作协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可以说，正是她见证了陈映真晚年回归大陆的全程。

陈映真去世后，面对外界的无端猜测和众说纷纭，曾庆瑞、赵遐秋夫妇在北京家中，首次向澎湃新闻记者讲述了关于陈映真最后十年的若干细节。

陈映真像 澎湃新闻 刘筝绘

先兆

2005年春，陈映真一人到北京开会。由于此前总是感觉头疼，血压也很不正常，会后他就到宣武医院进行检查。检查完后，他叫了一辆出租车，来到曾庆瑞、赵遐秋夫妇当时位于中国人民大学附近的寓所。

“他平时是很开朗的一个人，但那次进门的时候就感觉比较沉闷。”赵遐秋回忆道，“我听他说，检查结果是大夫要他注意，他已经有了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的一些先兆。”

陈映真还向赵遐秋透露了自己预感到患病后的一些顾虑。“他说人的生死是一个自然过程，他也会坦然接受，主要担心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完，比如连一部长篇小说都没有写，以及对台湾历史的思考和研究计划等等。另外就是担心他的妻子陈丽娜，丽娜在台湾本来有工作，因为经常受到‘台独’势力的欺负，后来就辞职了。”

陈映真当时在台湾没有固定工作，只能靠写文为生，同时还要兼顾《人间》出版社的正常运营，应付生活上的压力，因此无法静心写作。得知陈映真的心事后，赵遐秋就有了邀请他来自己执教的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提议，“三年五载都可以，主要是想让他有一份工资和生活保障”。

起初，陈映真还犹豫自己是否能够胜任这个岗位，但经过赵遐秋的劝说后就答应了，说要回台湾和妻子商量一下。其实陈映真在认识赵遐秋之前，就曾在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报道文学”，当年使用的教材就是赵遐秋198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

赵遐秋（左）与陈映真在北京的书房里交谈，1994年。曾庆瑞、赵遐秋夫妇供图

回台湾后，陈映真通过电话告知赵遐秋去大陆教书一事没有问题。于是，赵遐秋就向人民大学的相关领导报告这件事情，结果很快就获得批准。“因为当时人民大学也很需要像陈映真这样的文学家，所以一路绿灯，整个过程就是我打了一个报告。”赵遐秋如今回忆起当时的办事效率，仍然觉得无比轻松。

事成之后，赵遐秋向陈映真询问有什么要求，陈映真说他就要求有一个大的书房，因为他要把藏书带到北京。最终人民大学承诺给陈映真的是教授级待遇，同时安排住房。

卧病

无奈陈映真夫妇移居北京的三个月后，2006年9月26日，陈映真在家中摔倒，中风昏迷，当即被送进公寓对面的朝阳医院。

曾庆瑞回忆，陈映真第一次中风那天正好是他们的小女儿曾子墨结婚的日子，他们在赶赴婚礼现场之前，决定先去朝阳医院看望陈映真，“当时已经在ICU重症监护室了”。

经过首次抢救和治疗，陈映真的病情其实有所好转，后来就被转移到南四环外的博爱康复医院做康复治疗。“那段时间他的病情稳定，神志清醒，断断续续可以讲话。”曾庆瑞说。“我看见他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能够在走廊上走路。”赵遐秋补充道。“在那段康复期间，陈映真还坐着轮椅到医院外面的饭馆或我们家里过生日，台湾作家张我军的儿子张光正，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文艺报》总编辑金坚范，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曾健民等朋友，作协、台联的相关负责人，也经常前去看望。”

2010年，陈映真加入中国作协并当选名誉副主席。然而不久后，陈映真的病情加重，被迫送回朝阳医院呼吸科继续抢救，治疗。“此后他就没有离开过ICU重症监护室，也没有再出来过过生日。但病房里每年还是会为他过生日的。我们把蛋糕送过去，与医生、护士一起分着吃。”

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在北京东城区一家上海本帮菜馆为陈映真庆祝66岁生日，2003年。曾庆瑞、赵遐秋夫妇供图

二次中风后，陈映真的语言功能就慢慢丧失了。他的妻子陈丽娜为防止他细菌感染，同时也不愿让外人看到他的病态，于是拒绝了几乎所有请求来访的友人。“我记得映真的老朋友尉天骢和黄春明多次打电话说想来看他，丽娜都说希望等康复以后再说。”赵遐秋非常理解陈丽娜的心情，她也清楚陈映真是非常注重自己形象的人，一定不希望朋友们看到他中风后的状态。

“最后陈映真在北京的医疗是高级别的。有一点可以肯定，为了他的康复治疗，我们有关部门是不惜一切代价的。”

曾庆瑞向澎湃新闻记者举例说，当时陈映真住在博爱康复医院的时候，作协委派现代文学馆每天代送中午和晚上的两顿饭，作协在北四环，康复医院在南四环外，送一次饭等于要从南到北穿越整个北京城，然而就这样坚持了好几年。

陈映真患病后，台湾也有朋友提出想让他返回台北治病。“台北能不能报销全部医疗费用？能不能提供这样十年如一日地无微不至的照顾？陈映真用的药、医生、设备、护理都是最好的，没有公费医疗，这十年谁都住不起。”针对外界传出的陈映真在北京成为“统战人质”的说法，曾庆瑞夫妇感到极为荒谬。

曾庆瑞始终难忘他陪伴陈映真走过的生命最后19分钟。2016年11月22日中午，夫妇二人接到陈映真病危的电话后，第一时间赶往朝阳医院。到医院附近时遭遇堵车，曾庆瑞一路“暴走”，赶到了病房。在病床前，他用左手托着陈映真的左手手心，直到心电图变成一条条长长的直线。

曾庆瑞（右一）与陈映真夫妇在台北福华大饭店，1993年。曾庆瑞、赵遐秋夫妇供图

统一

在台湾知识分子的谱系中，陈映真是为数不多的“左统”派的领军人物。他早年曾因“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的罪名入狱，1975年因蒋介石逝世而被特赦出狱，此后除小说创作之外，还在公共领域致力于关怀弱势群体与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运动，一生中，推动两岸统一的爱国立场始终没有改变。

1990年代以降，伴随岛内“解严”和“本土意识”强化，“台独”势力逐步控制了台湾的主流舆论，陈映真荷戟彷徨，倍感孤独。也就在此时，他结识了曾庆瑞夫妇，后来便与之一起投入到反对“文学台独”的事业中去，常年往返于海峡两岸，找资料、写文章、办活动，直到患病卧床。

1991年陈映真（左）与时任台湾左派政党劳动党副主席的林书扬走在“五一”游行队伍的前列。林书扬是台湾“白色恐怖”时期坐牢最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犯，系狱时间长达34年又7个月，2012年亦病逝于北京。

作为陈映真晚年在大陆的亲密“战友”，曾庆瑞、赵遐秋夫妇第一次与他见面是在1990年的中秋节。

在这之前两年，陈映真在台湾刚刚参与成立了“中国统一联盟”（简称“统联”），并当选为第一任主席。1990年2月，陈映真率“统联”访问团抵达北京，并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接见。几个月后，他又应邀到北京亚运会开幕式观礼，开幕式结束后留在北京参观访问。当时，因为曾庆瑞的一部书稿要在台湾出版，出版社的发行人利用陈映真在北京的机会委托他将这部书稿带回台湾，双方一见如故。

“我们带着月饼在他房间里一起过中秋节，那天晚上，映真第一次给我们谈到了台湾文学界令人担忧的分离主义形势。”曾庆瑞说。此后，夫妇二人就对“文学台独”有了相当的警惕和重视。

按照赵遐秋后来的总结，所谓“文学台独”指的是，“在台湾，有一些人鼓吹台湾新文学是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一种文学，或者说是不同于中国文学也不属于中国文学的一种‘独立’的文学，是与中国文学已经‘分离’，已经‘断裂’的‘独立’的文学。其核心的观念，其关键词，其要害，是‘独立’。”

“台湾文学研究在大陆开始热起来是1980年代，主要集中在北京、福建、广东、湖北四地，”曾庆瑞说，“长期以来，我们浑然不知台湾岛上关于‘文学统、独’的斗争。例如，那时所有研究台湾文学史、开设台湾文学课的人，都把‘文学台独’的始作俑者、台湾文坛大佬叶石涛当作台湾文学的理论家、旗手，当然这是历史造成的隔膜。”

在与陈映真交往的26年中，曾庆瑞、赵遐秋夫妇除了撰写大量批判“文学台独”的文章外，还帮助他梳理了从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以来的台湾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统”、“独”论争资料，用清晰的历史脉络证明陈映真如何与“文学台独”苦斗20多年。

陈映真夫妇与曾庆瑞夫妇在杭州西湖的游艇上，2000年。曾庆瑞、赵遐秋夫妇供图

“陈映真在反对‘文学台独’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我们看看台湾现在情况，就知道他当年的主张完全是正确的，真是该活的人没活下来。”赵遐秋对此既愤懑又无奈，“现在写纪念文章的人恰恰都忽略了陈映真最宝贵的东西，很少人提他反对‘文学台独’的斗争。其实陈映真临终前不放心的事主要就两个，一个是他妻子的生活，另一个就是批判‘文学台独’的斗争。”

传灯

陈映真一生在文艺、思想、政治等议题上与人论辩无数，当然也招致不少“敌人”。无论是早年的“乡土文学论战”，还是中风前与龙应台的商榷，难能可贵的是他一以贯之的立场与姿态。

“台湾本来就离陈映真很远，他被归入‘统派’，在台湾丢失了话语权，很多事情没办法做。曾经在《人间》杂志工作的伙伴，也不太有人站出来帮他说话。”业已停刊的台湾左翼文化刊物《破报》总编辑黄孙权谈起陈映真的晚年命运时，心情有些低落。

和许多台湾同代人的阅读经验一样，1966年出生的黄孙权也是伴随陈映真的小说成长起来的。刚大学毕业时，他就曾在朋友的带领下去《人间》出版社拜会过陈映真，“印象中他对年轻人非常好”。

得知陈映真在北京去世的消息后，黄孙权最直接的反映就是“台湾人对不起他”。“毕竟他为台湾坐过很多年牢，一直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好像是路前方的一盏明灯灭了，突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1985年，陈映真创办以关注环保、原住民人权、同性恋权益等议题为核心的《人间》杂志。虽然1989年因经济亏损而停刊，但仅凭出版的47期杂志，就已成为一代台湾文化人心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人间》杂志创刊号的封面故事放弃香港影星钟楚红专访而选用了“在内湖垃圾山上讨生活的人们”，由之开启的纪实摄影和报道文学传统对台湾媒体发展影响深远。

黄孙权在东海大学学建筑时开始接触《人间》杂志，印象最深的有两期。一期是1986年“汤英伸事件”的调查报道——18岁原住民少年汤英伸因杀害雇主一家三口被判死刑，结果引发全台湾巨大震动。另一期是关于高雄五轻炼油厂污染环境、损害劳工权益的报道。

对黄孙权来说，《人间》杂志让他看到了“上一个世代的左派力量”。当然他自己也深受影响，从此开始关注第三世界和弱势群体，参与社会运动，这某种程度上就是在继承陈映真的精神，只是方式有所改变。从1994年到2014年的20年间，他一直担任左翼刊物《破报》的总编辑，试图用另类亚文化去影响年轻人，“跟现在的年轻人交流要用他们喜欢的方式，很难再像陈映真那样摆出一副刚硬的知识分子形象”。

黄孙权如今任教于台湾高雄师范大学跨领域艺术研究所，当澎湃新闻记者问及现在的台湾学生对于陈映真的印象时，他遗憾地回答，很多学生都已经不知道“大陈”是谁了。

作为台湾“左统”派的旗帜，陈映真的去世无疑象征了一个时代的落幕。然而在他巨大的身影之后，两岸知识分子和民众如何继续重建“中国认同”，却依然是一个严肃而无法回避的问题。

（感谢王墨林先生、韩嘉玲女士对采访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