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滋培：用实学思想发展新实践

作者 | 邱滋培（《时代教育·行知纵横》杂志副主编）

什么是“实学”？是躬身实践，是经世致用，是务实求朴，是探究其理，对于我们期望的“实学”，它应该包含了这些但又不止于这些。在关于“实学”的释义中它被认为是有真实的学问；踏实而有根底的学问；实用的学问。在这个释义中，“真实”“根底”“实用”皆指向于实践，因为真理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实践最能大浪淘沙，经由实践锤炼出来的内容应该就是我们追求的“实学”。

陶行知认为“闻知、说知都是要安根在亲知里面”。蔡尚思认为“一切学理方法的难能可贵处，不在于空谈阔论，而在于应用实践”。罗素认为“学有所获靠的是躬身实践。……别人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对进取心的一种刺激，它本身绝不是一种教育”。

当下，不论是我们学习陶行知，还是学习其他的教育教学原理，亦或是办教育、教书育人，都应该将实学理念融入我们的生活范畴，一来用实学理念警世我们不浮游实践根底，二来用实学理念促进我们的社会工作，把更多具有创新意义与启迪价值的内容在实学理念的影响下创造转化，使具有生命力的扎实学问在语言上、行动上、思想上、精神上唤醒我们身上具有的行动自觉。

在一个班级里，教师的教学教法、班级管理、行为制度、文化建设是根据学生呈现的真实样态所决定的，本质上教师的育人方法是围绕学生的发展需要生成的。这样的育人方法能揭示教育教学上的普遍规律，既具有制度弹性，又兼有启迪价值。

在一个学校里，学校的办学理念、治校思想、校训精神、行为文化是根据学校学生群体、教师群体、地域文化、地方经济、时代背景，及人的长远发展本质所决定的，而不是为办学而办学的达成，为教育而教育的压抑。教育的基本原理与科学性能得到充分检验与贯彻，学校文化与学校品牌就具有独特气质。

从实学的角度开展工作，挖掘内涵，不仅能夯实教师或学校的实学根基，还有利于实学思想从高阁走向平地。这种深入到基础、浸润到细胞的工作法则体现了实学的特征，即把观念形态的内容联系到实践、作用到实践。

从经世致用务实求朴的角度看，陶行知认为“新中国的新教育，应是帮助中华民族争取自由的教育”“教育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真教育必与现实格斗”，这样的认知体现了陶行知对于教育、书本、知识“活用”的价值取向与求是态度。百年来，中国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关于中国教育的理论学说得到了不断地丰富、发展；但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教育曾被我们自己看得矮化，教育人没有教育自信，国人没有文化自信，这些论调与浮躁的声音充斥在我们耳旁，击打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在学习各种教育原理、教育思想的同时，应该看到数代中国人为实现民族复兴在教育上的辛勤耕耘，大量的教育实践诠释着中国教育理论的磅礴活力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从事图书出版工作的时间里，我们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有部分人在出版专著时，太追求理论的表达，不是说追求理论的表达与严格不好，而是我们不应该丢弃自身天然的优势——实践。教师扎根活跃在一线，有着广泛而丰富的实践经验，具体而细小的经验、做法更具有实用性，更能直接解决现实问题。以我们帮助全国模范教师叶德元出版的两本专著来看，叶老师的专著没有刻意追求学理性的表达，所有富有教育哲理的归纳皆是基于他的实践、他的思考，所以他的认识而浑然天成。在几年里，叶德元老师首本专著《爱要大声说出来》的多次重印便可证明这类专著的欢迎程度。在育才学道分校《走遍成都》这一专著中，仅是丰富的课例就频频引人关心，可见，对于实际的方法仍然是多数教育者重视的。

无论是写文章或著书，或科学实验，时间的积淀必不可少，一味地追求产出既不科学，也不现实，就像俗话说的“慢工出细活”一样，有产出须得有投入。思想家杨雄著《方言》用了27年仍未正式成书；哲学家金岳霖著《知识论》用了十年；医药学家李时珍为完成药典，参考古书800余种，访名医、采标本，求问与求证紧密相连，20多年间三易书稿，用了30多年才完成巨著《本草纲目》；药学家屠呦呦和团队成员提取青蒿素失败了190次，在191次实验完成时才成功提取青蒿素，从实验到临床用了19年……不论是理论的生成、构想的实现，还是实验的完成、成果的应用，凝结的是个人与集体的智慧，而智慧的生成安根于实践，再经由实践检验而发煌。

陶行知主张“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行”就是实践、实验、试验、真做。他认为“做是发明，是创造，是实验，是建设，是生产，是奋斗，是探寻出路”。在创办晓庄前，应该没有几人会相信乡村教育会在之后的百年中为国人留下为可以复制的经验，及为今人办好中国乡村教育提振信心；在创办育才学校时，应该也没有多少人会看到这样一所招收战时难童的学校在几十后的今天回答我们关于“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的讨论；在发表《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时，他倡导的六大解放更是跨时空地回应了75年后新中国对于“双减”政策的落地。陶行知的创举为什么具有这么长远的影响力，因为他解决的始终是教育的真问题，是真做，这般实干精神，就是我们面对难题应抱有的实学态度。

1937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一篇《实践论》作演讲，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揭露并批评党内人士信奉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错误，强调了社会实践的重要性，他指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历史的经验表明，拿来主义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排除困惑，用拿来主义那一套去应付当下环境什么时候都行不通。在文中毛泽东强调：“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发展需要与时俱进，停在认识、实践，还是理论都不是进步，我们需要在发展的各个阶段将我们的认识、实践与理论不断精进丰富。

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教育学的本土化需要我们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以实现真正的创新与超越。从远处看，陶行知先生将杜威先生的教育理论学说充分地继承发扬，创新再造，所以他才能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如果陶行知回国后单纯的将杜威那一套学说安放在彼时的中国，他就不可能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生活教育”理论，陶行知也还是陶知行。在同一时代，杜威的另一个学生是陈鹤琴，他在归国后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实验幼儿园——鼓楼幼稚园，并将此幼儿园作为学前教育的中国化探索，后来还提出了“活教育”思想。陶与陈一方面吸收了杜威的教育理论精髓，一方面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结合国内教育实际实现了西洋教育思想的中国化，后来更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化的中国教育理论，他们称得上是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典范人物。同样，胡适也是师承杜威，在回国后胡适积极宣扬杜威的思想，甚至他还做过北大的校长，但他的影响力却远逊于陶行知与陈鹤琴，只因为他更多的是将教育思想停在了教育思想层面，并未展开深入的实践，深入的将自己的思想放到中国实际中去检验和实验。

以笔者接触的众多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名师来看，他们的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有教学的风格，有“个性”的表达，有独特的路径，有深入的实践，有根底的实学，有创想的主张，有思想的言论。所以他们如群星般闪耀，在成都教育乃至中国教育的沃土上发着自己的光热，在完成自己身上负有的时代任务的同时，更为后来人树立榜样，鼓舞了一种生命成长的可能性。

任何一个具有生命力的认识与理论，定然是经过了实践的培植而长成的，我们要抱着获得实学本领的决心，在实践中千锤百炼，更好地认识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