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城市｜元宇宙时代，如何防治网络暴力

在刚过去的2021年里，发生了较多场令人印象深刻的网络暴力事件。而这一年，也被称为“元宇宙元年”。这一概念宣称，通过虚拟现实平台，用户不仅可以在3D虚拟场景中拥有立体的角色形象，还可以与其他用户的角色互动，体验具有真实感的社交、工作与游戏场景。

元宇宙时代的到来，也是互联网技术的迭代。这会对网络暴力的发生和约束，产生怎样的影响？

2021年11月25日，Meta上线元宇宙社交软件Horizon Worlds，测试用户的虚拟角色被另一个虚拟角色摩擦胸部、胯部，真实的触感通过VR设备传递给用户，但由于游戏操作方式的限制，用户的虚拟角色甚至不能推开骚扰者，只得在其他用户围观中承受公然猥亵。

2021年7月，上海外滩，人们留下镜像。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对这一情况，不管科技公司，还是互联网安全管理机构，当下都缺乏有效监管措施。元宇宙因其“身临其境”的体验方式，甚至可能容纳更多形式的侵害。故此需要加以制约与监管。

有必要关注线上社区的伦理与制度建设。具备良好治理水平的线上社区，才可能是值得期待的虚拟现实的未来。在此，本文结合相关研究与自身思考，从一个普通网民的角度，提出对线上社区管理规则的期待。不足之处，欢迎批评与讨论。

网络暴力为何频发

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对陌生人破口大骂。然而，在网络上，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为何人们上网时的表现与现实生活世界不同？

既有研究普遍将原因归为“匿名性”和“法不责众”。“匿名性”指，当一个人处在身份不为人所知的状态时，社会约束力和道德感更有可能被削弱。“法不责众”指，对大量人群参与的违法行为，法律难以制裁。

然而，笔者认为，这两个原因并不充分。

一方面，破除网络匿名性后，网络暴力不会停止。举例说，韩国自2008年起，全面推行“网络实名制”。首尔大学2020年一项研究表明，诽谤跟帖数量从13.9%减少到12.2%，仅降低1.7个百分点，和没有实行无甚差别，三分之二曾发表恶意网帖的网民对是否实名并不在意。中国自2015年起全面实施手机卡实名登记制，2017年6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为用户办理网络接入、域名注册服务，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即时通讯等服务，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时，应当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由此，我国绝大多数网络用户都与真实身份相关联。然而，网络暴力仍然客观存在。

另一方面，“取快递被造谣”案已证明，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公民或法人的姓名权、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人身权益一旦受到侵害，受害者有权起诉，而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与此同时，法律体系也逐步完善。2014年出台《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7年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2020年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2年初公示《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各部法律规章均对网络中的人身权益保障标准与惩处办法做出了明确规定。

既然身份可溯且有法可依，为何网络暴力仍普遍存在？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深入观察网络暴力的内容、形成机制，以及参与者面貌。

何为网络暴力？

在网络暴力中，违法行为可能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参与者仅仅是转发了一条内容未经核实的信息，或是发表过几句评论。然而，这样的行为积累起来，足以给受害者带来巨大的身心压力。唯有检视网络暴力的发展过程，才能看到其全貌。

2021年夏，上海街头。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2021年，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李睿思等人在名为《“正义感”下的网络猎巫——以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双语iPad失物招领事件为例》的论文中，对比分析多个网络暴力案例的共同之处，从传播学角度，描绘了大规模网络暴力的形成路径。基于该论文内容，笔者梳理如下：

第一步：锁定真实人物——网络暴力的起始素材通常是一段虚构或半真半假的“故事”，但都会关联到真实的人物姓名、照片或视频资料。通过引入真实人物，“故事”的可信度大大提升，更易引发强烈的公众情绪。随后，真实人物将成为公众发泄情绪的“靶子”，也就是网络暴力的受害者。

第二步：迎合刻板印象，分析、臆想真实人物的言论和行为——在网络传播中，信息往往是碎片化的。网络暴力的制造者仅需一段文字、几张照片，便可将受害者刻画为道德低下的角色。而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受害者往往陷入百口莫辩的境地。

第三步：结合社会敏感话题，输出情绪和观点——在具有高敏感度的社会议题中，一旦有人公然做出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很容易引发社会公众的情绪反馈。其形式既可能是谩骂、侮辱、讥讽，也可能是分析、批评、建议。而由于敏感话题和情绪具有大规模传播的属性，往往会引发媒体从业人员的追随，而在速度为先的网络时代，对于事实的核查经常被忽略，由此导致谣言散播的不幸结果，进一步加深了受害者的刻板印象。

第四步：负面信息传递至受害者。“取快递被造谣”案的受害者说：“一个在国外的朋友看到了捏造的传播内容，把我臭骂了一通……”其他网络暴力的受害者同样通过短信、私信、论坛跟帖等渠道，得到大量负面评论。至此，网络暴力已经完成。对受害者而言，社会公众乃至自己的朋友，宁可听信网络谣言，也不信任自己的品质，这一现象必然动摇其对社会、对他人的信任。当信任被瓦解，绝望可能使受害者做出无法挽回的决定。

2022年1月，上海街头的学生。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网络暴力的管理机制

基于网络暴力形成的完整链条，现有的管理机制主要采取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以加强信息监管为核心，包括加强审核制度、屏蔽违禁词汇与内容、限制违法信息的发送等。第二类以加强人员监管为核心，包括对违法犯罪分子和不当言行用户的处罚。在笔者看来，两种路径目前都存在一定瓶颈。

内容监管的瓶颈，在于滞后性和依赖性。其中，滞后性体现在：大多数网络暴力在司法部门介入前已经完成。例如，在刘学州事件中，1200余位微博用户对其发送私信，转发、评论其负面新闻者不计其数。尽管随后网络暴力被停止，参与网络暴力者被制裁，但伤害已造成，甚至形成无法挽回的恶果。依赖性体现在：内容监管效果严重依赖于网络运营者的执法意识与能力。在网络信息量极大、传播逐步形成茧房的当下，进入公众视野的网络暴力现象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由于上述瓶颈存在，内容监管仅能对已经发生、发现的网络暴力进行后续处理，难以从成因上遏制网络暴力发生。

人员惩处的瓶颈在于，大多数网络暴力参与者并不违法。具体来说，网络暴力通常存在三类参与者：发起者、恶性的参与者、一般的参与者。其中，发起者针对真实人物，进行造谣诽谤、泄露隐私信息；恶性的参与者，传播受害者隐私信息，对受害者进行人身攻击（如谩骂、侮辱、威胁等）；一般参与者，只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表达批判的观点。而数量最为巨大的一般参与者，实际是在履行宪法赋予公民的监督权。由于公众得到的信息往往是碎片化的、不对称的，舆论很容易被未经核实的信息误导，难以避免网络暴力的后果。但同样的过程，也有可能突破权力的壁垒、揭发隐藏的罪行。因此，公民参与社会舆论监督不仅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必经之途，也是言论自由的重要表现。如果为了规避网络暴力发生，而限制公众参与社会话题讨论，不利于实现社会公正。

公共生活的道德调节机制

社会舆论监督的行为无法靠法律来制裁、不应被网络管理手段制约，那么一旦出现问题，该如何被纠正？

答案在于社会道德的调节机制。现实生活中，道德调节机制无处不在，约束着人们的言行举止、纠正着各个方向的行为偏差。然而在网络中，同样的调节机制似乎失灵。网络暴力的参与者，既无法及时发现自己的行为问题，真相“反转”后又往往缺乏反思，急不可耐投入下一轮网络暴力中，仿佛失忆一般。而仔细观察其过程，不难发现，这样的“失忆”之所以发生，恰恰因为网络服务整体上热衷于消除记忆。

2021年8月，上海弄堂住家，墙上的痕迹。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举例来说，刘学州事件发生后，微博对40个发出过人身攻击私信的用户进行禁言，而这40个用户完全可以注销账号、重新注册。至于更多参与过相关讨论的用户，只要将自己的发言记录删除，便可销声匿迹。既然行为记录都不存在，又何谈正视错误、反思纠正？不论网络运营者的“删帖”“屏蔽”，还是网络用户的“删除”“销户”，都在通过抹除记录，破解个体行为的连贯性。一旦连贯性被消除，个人便无需对过去、现在和未来承担任何责任，道德调节机制自然失效。过于轻易地“消除”错误，恰恰为制造新的错误埋下伏笔。

这种随意修改言行记录的态度、对待不同声音的粗暴处理态度，不仅营造了不负责任的发言环境，还加强了信息茧房、固化了人群割裂。反过来，倘若网络用户和运营者停止“消除”行为，整个网络的使用方式都可能发生变化。一方面，网络用户对自己发布的言论将更为慎重。另一方面，网络运营者将采用更为公开的方式进行价值引导，而非将有争议的观点“屏蔽”了事。

举例来说，针对疫情期间出现的“谣言”，政府部门以给谣言打标的方式，让谣言曝光在公众面前，起到了“好草驱逐劣草”的引导效果。与此类似，一些热门短视频网站逐步上线“提醒标识”功能，对合法范围内有争议的内容、涉嫌迷信或烟酒不良嗜好的内容，加盖“提醒标识”。这样的做法，既尊重内容发布者的言论自由，又尊重阅读者的知情权，同时发挥出引导社会价值观的作用。比起直接“删帖”“禁言”来说，可谓一种进步。

被标记的不实信息。图片来自网络。

网络运营者和用户共同扭转热衷“消除”记忆的行为方式，才能让道德调节机制在网络中发挥作用。不仅如此，伴随着更多元、更负责的声音出现在网络中，不同人群之间的相互理解可能加深，从根本上瓦解网络暴力的成因。

举例来说，2008年，豆瓣“父母皆祸害”小组成立，因其名称“大逆不道”，引发众多社会争议。然而，接下来的十年间，小组逐步聚集起十二万名成员，发帖指出原生家庭存在的问题。伴随成员的持续发声，家庭教育问题的严重性逐步得到社会正视。2021年初，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精神科医生徐凯文撰文称《“空心病”正在毁掉一代年轻人》，从专业角度阐述家庭教育环境亟待改善。2021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发布，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从乍听起来刺耳的声音，到社会观念的进步，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

有记忆的互联网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元宇宙时代，还会有网络暴力吗？我想，关键在于，互联网是否有记忆。有记忆的互联网，意味着更加有迹可循的违法犯罪记录，意味着更加自律、有责任感的行为方式，意味着不随便消除任何声音，意味着更加公开透明的讨论机制。

伴随着技术进步，同一个人拥有的不同网络账户，可能会彼此关联，形成连贯、完整的网络言行记录，让个体在网络中的形象，也能丰满、立体起来，从而破除片言只语带来的刻板印象。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算无法完全杜绝网络暴力，也一定可以将其伤害降至最小。这样的线上社区，无论在4G、5G还是元宇宙的时代，都是值得期待的。

 （作者王虹光系城市规划研究者）